按 语
对于国学这一概念的界定，综合各家观点，我最为认同的是马一浮先生的国学理论。马先生认为，国学应当指的是“六艺之学”。这一观点是马先生独到的学术创见，体现了大学者的深邃见解。因为“六艺”亦称“六经”，它们构成了中国学术的基石，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巅峰形态。若我们接受马先生对国学的界定，将“六艺之学”视为国学的基础内涵，那么，高等学府中的国学院理应设立三部：经学部、小学部以及国学教育部。长久以来，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之间的矛盾，便能得以顺利解决。马一浮在国学理论上的另一大贡献，在于他发现了《论语》中蕴含的“六艺”思想。因此，若想学习六艺，不妨从研读《论语》着手。
马先生所赋予国学的全新命名，源自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坚实的学术支撑，若对命名背后的含义缺乏认识，便难以洞察其发展的历程。因此，在现今的学术探讨中，若要深入探讨国学，就必须追溯其历史演变，梳理其学术精髓。
一
“国学”一词的来历
明确国学这个概念，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学。
在历史记载中，文献资料表明，《周礼》到《后汉书》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国学”这一词汇。随后的《晋书》中，如《束皙传》和《袁瓌传》等篇章，也记载了“国学”这一概念，其意明显指向学校。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武帝时期，他大力提倡兴办教育，实施了诸如修缮国学、扩充学生名额、设立五馆以及任命五经博士等措施。昭明太子萧统，梁武帝的长子，以崇尚文学和广交朋友而闻名，据史书记载，他年仅八九岁便能够讲解《孝经》，且在讲毕之后亲自前往国立学校举行释奠仪式。所谓的“国学”，实际上指的是国立学校，因此才会有前往国学进行释菜祭奠的习俗。从历史记载中可以明确看出，“国学”一词所指的确是国立学校。这一情况在汉晋时期如此，在隋唐时期亦是如此。《隋书》中的《礼仪志》和《百官志》都记载了“国学”的相关内容，这里的“国学”指的是一个场所，尤其是指学校，这样的解释更加符合其实际含义。而在新、旧两《唐书》中，我们多次看到了“皇太子释菜于国学”的记载。此外，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在晚唐时期就已经被称为“庐山国学”。那么，宋朝和明朝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让我们来查阅史书中的相关例证。《宋史·真宗本纪》中提到，“国学”指的是学校，而在《礼志》中，详细说明了当时的国学位于文庙之中，《选举志》则进一步阐述了国学在那时还承担着培养后备官员的角色。关于国学的记载在明代更为丰富，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依据《明史·选举志》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国立学校国学的地位相当崇高。在《明史》的“外国·琉球传”部分，记载了众多外国王子以及显赫官宦的后裔纷纷赴我国国学深造的诸多实例。
从《周礼》起始，中国历史中的“国学”一词延续了两千多年，始终未曾中断，然而其含义始终局限于国立学校，这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国学概念，以及当前备受关注的国学，在内涵、外延以及概念所指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两者在学术理论和实际应用上均不应被混同。
二
现代国学如何发生
今日我们所谈论的国学，是在与西方学术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形成的概念，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可被视作当代国学的代表。
现代国学的定义起源可追溯至何时？根据我所查阅的资料，至少在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已提及国学这一术语。若再追溯数年，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一文中，论及学校课程设置时，便提出应“新旧兼学”，主张“以旧学为基础，新学为应用，避免有所偏废”。众人或许不知，该术语并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实则称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称呼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转译。梁启超便是首个进行转换的人，他在1921年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张之洞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受到了众多人的认可与赞誉。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颇具分量，他转述之后，众人便自然而然地认为张之洞原本所说的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提及这一历史典故，旨在阐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阐述的“旧学”以及梁启超在转述时提及的“中学”，与1902年黄遵宪与梁启超通信时所说的“国学”，在概念和内涵上大致相同。
一些学者主张，国学这一理念源自日本。然而，我并未找到相关证据。不过，国粹一词的来源确实来自日本，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旨在实现欧洲化和西方化。这一趋势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以志贺重昂为首的一批本土派知识分子创办了《日本人》杂志，他们倡导本土精神，力主弘扬日本民族独特的国粹。国粹这一概念正是在日本诞生。当时，众多中国留学生聚集于日本，诸如章太炎、梁启超等拥有日本经历的学者，面对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冲击，对国粹一词有着深刻的共鸣，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在章太炎的著作中，频繁出现国粹一词。而“以国粹激发民族精神”这一理念，正是由章太炎所提出。在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就《国学报》展开了通信交流，期间梁启超提出了“培育国民，应以维护国粹作为宗旨，应当对传统学问进行打磨和发扬光大”的观点。在这段话中，梁任公所说的“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中的“旧学”，实际上与国学具有相同的意义。
三
胡适对国学概念的分梳
国学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学相仿，亦或是我国传统学术的别称。然而，在最初提出这一概念之际，学者们并未对它进行细致的区分。直至1923年，胡适在为北京大学国学门所创办的《国学季刊》撰写发刊词时，方首次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胡适看来，国学即国故学，是指对一切过往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
“国故”这一术语由章太炎所创。不过，在五四时期前后，它引发的学术界的争论并不在少数。起初，为了与傅斯年所创办的《新潮》杂志相抗衡，毛子水、刘师培等人便创办了一本名为《国故》的月刊。在《新潮》上，傅斯年发表了题为《国故论》的文章，而在《国故》月刊中，则刊登了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双方见解各异，不过对于采用科学手段来梳理传统文化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此外，在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一期中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高声倡导“整理国故”，该文的副标题便是“探究问题，引进学理，整理国故，重铸文明”。胡适此番振臂一呼，使得“整理国故”的口号迅速流行开来。
定义国学为探究国故的学术领域，这样的定义是否显得过于宽泛？若一个概念的内涵过于广泛，其外延范围过分扩大，那么其内容便会有所流失，进而导致该概念在学术上缺乏明确的界定。事实上，直至今日，学术界并未普遍采用国学等同于国故学的这一说法。“国故”一词，后来鲜有人再提起，甚至到了被弃置不用的地步。人们普遍接受了一个新的关于国学的定义，即国学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在三四十年前，学术界普遍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便在今天，从事文史研究的专家们所使用的定义，实际上也还是这个。
国学近期备受关注，却有一些人士，他们对近现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并不熟悉，纷纷提出“大国学”的口号，试图将国学的范畴扩展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学术及其研究对象混同，将国学及其所需研究的历史资料也混同起来。如今，人们在学术、逻辑和概念上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混淆，却未感到有何不妥，反而大谈特谈。实则未察觉，若过度拓宽国学的定义边界，乃至将学术及其研究对象混同起来，那么国学本身将不复存在，而世间所谓的学问也将一并消失。
四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实际上，在三十年代末期，就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对“国学即中国固有学术”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其中一位便是马一浮，他在20世纪初被朋友誉为阅读量最大的人，而我则尊称他为儒家的圣人。
马一浮，浙江绍兴籍，1883年至1967年生于四川。1938年5月14日，正值下午三点，马一浮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国学讲座上发表了演讲，这堂课对于国学的定义具有重要意义。他首先阐述了“横渠四句教”，随后以“楷定国学”这一佛学概念为题，深入探讨了国学的真正含义。虽然借助佛家义学中的“楷定”一词来阐明自己判断的依据，并非独断专行，但并非因怀疑而缺乏自信，而是坚定果断、富含学术理性的坚守态度，坚信在自己确立的范围内并无疑点。随后，便追溯了国学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指出“在往昔，将国学作为名称的，指的是国立大学。如今，人们将我国特有的学术称为国学，其意在于区别于外国学术。”马先生觉得，“国学”这一称呼实际上并不十分贴切，“实际上并不适宜”。尽管如此，由于大家普遍如此称呼，他也就只能“顺应潮流”，不另行创造新名称，而是继续采用“国学”这一称谓进行讨论。然而，对于以往对国学的界定，他并不完全赞同。对于“国故学”等同于“国学”的观点，他不予置评。至于将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他也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宽泛。
马一浮先生针对国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国学应当被理解为“六艺之学”。这一观点是马一浮先生学术上的创新，体现了一位大学者的深刻洞察。由于“六艺”亦称“六经”，它们构成了中国学术的根基，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巅峰状态。将“六艺之学”定义为国学，有助于使国学成为我国传统学术的经典学问。
五
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科整合意义
然而，马先生在提出国学这一新概念之后，并未获得学术界的关注，甚至如同沉入海底的泥牛，毫无声息。直至2006年10月，才有人撰文提及这一久被遗忘的学术争议，即我针对国学的发展历史和渊源演变所撰写的《论国学》一文。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采纳了马一浮对国学的阐述，对其在学理上的全面赞同表示认可，同时提出建议，在小学阶段开设国学课程，并以“六艺”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
部分高校已设立国学院，正积极推动一项与学科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举措，即期望教育部和国务院学科组能正式认可国学为一门一级学科，并赋予其博士和硕士学位。然而，我认为这一提议并不可取。一旦该提议被采纳，将构成一个重大的判断失误，不仅是对学科建设的误判，同时也是对人文教育指导思想上的误判，尽管这可能仅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中的误判。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我们设立“国学博士”这一学位，那么文学、历史和哲学这三个学科的博士学位，即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以及哲学博士，是否还需要保留？即便保留，国学博士的研究对象与文学、历史、哲学各科的研究对象，是否还有明确的界限？此外，若设立“国学博士”，是否也应该考虑设立“西学博士”？这些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分科研究或综合研究就能得到解答。
在当前学位体系的框架内，若不对国学的核心要义进行重新界定，所谓的“国学博士”这一称谓实际上显得颇为模糊。除非在特定条件下，即采纳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定义，并认同国学等同于“六艺之学”，那么“国学博士”这一概念或许还能勉强成立，并且国学院在学科上的合理性也将得到提升。如此一来，便与现代学术分科无冲突，同时亦未使国学的内涵变得狭隘，反倒是探寻到了中国学问的根本所在，将其归属到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从而使国学回归其本真。
实际上，全球众多主要文明国家的代表性经典，包括各文明的开源著作，均独立于学术分类，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以《圣经》为例，其研究完全可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习领域。同样，对于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经》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术分支。我们将对“六经”的研究视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门类，这样的划分是完全合理且可行的。回顾我国历史，自汉以来，教育及学术领域一直沿袭着此种划分方式。经学独立成一门学科，与诸子百家之学、集部之学以及史部之学有所区分。尽管如此，设立“国学博士”并非必然之举。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等称号，毕竟是全球范围内普遍认可的人文学科领域的学位分类，故在创设我国人文学科学位的新名称时，理应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学位命名规范，以便于促进学术交流与国际间的学术沟通。
六
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马一浮的国学观点与他的六艺理论相吻合。六艺理论涵盖了“六艺之学”、“六艺之道”、“六艺之教”以及“六艺之人”四个方面。其中，“六艺之学”指的是六经的学术体系，既可以单独讨论某一经，也可以将多经合并讨论。而“六艺之道”则是指六经所蕴含的精义和哲理，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诠释，所谓的圣学，实际上就是探究义理的学问。至于“六艺之教”，则是指运用六经进行教育和培养人才。六艺之人，即指那些在六艺教育熏陶下，深受六艺精神与义理浸润的受教育者。
马先生借助《礼记·经解》中引用的孔子言论，阐述了六艺教育所蕴含的概要精神与义理范畴。尽管各人的解读视角各异，但其核心思想却并无分歧。总之，六艺教育的核心在于对其价值理念的深入理解，即通过教育来阐明六艺的精髓。通过六艺的教诲，培养出的人才能充分领会六艺之道，从而成为真正的六艺之士。然而，在六艺的领域中，学习者并不能全部掌握，常常是“学习过程中发现与自己天性相近的部分”，这自然会导致学习六艺时有所遗漏。但马先生指出，所丧失的并非“六艺本身的缺失”，而是学习过程中只获得了一部分认识，却因此失去了更多。六艺之理与普通学问有所区别，它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即便通过学习而接近自身本性，也能达到“适道”的境界，但这终究不能等同于“天地之美”和“万物之理”，充其量只能算作“一曲之士”。马先生指出，这种现象，佛教称之为“边见”，庄子则称之为“往而不反”，其根本原因显然是人们未能认识到六艺能够全面涵盖所有学术。
马一浮先生深信，六艺的统摄作用贯穿于所有学问之中，掌握这一纲领，才能深入理解六艺的内涵与教育。尽管六经的学问体系浩瀚而深邃，但其内在的精神和义理并非难以洞察。按照马先生的见解，六经的义理与每个人的理性与心性相契合，并非外加，而是生命个体能够自我认知和证实。对于六艺的教育，马一浮先生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学者们日复一日地谈论着道，那么道究竟存在于何处呢？他们认为道存在于自己的内心，这固然没错。然而，人心中的道往往容易偏向一隅。而整体的大道，或许正如庄子所言的“天地之美”与“万物之理”，可以说都蕴含在六经之中。六艺之道与个人的品德相融合，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六艺之才。真是伟大啊，六艺作为一条道路。
七
马一浮国学论的施教内涵
若我们接受马一浮对国学的重新界定，那么在当今时代，国学如何具体运用，尤其是其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展开，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这构成了学问的根基，是学术研究的根本所在，无论是人文学者还是文史学者，都必须具备这样的基础。所谓治学当明本末，“六经”便是学问的根本，其他则为其末节。所谓研究学问需辨源流，“六经”即为源头，其他则为支流。所谓明了始终，“六经”便是起点。此外，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将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并非是要将国学儒学化，而是旨在将国学恢复到其作为最高经典学问的地位。
其次，六经不仅是中华学术的根柢，更是中华民族道德传承的宝库，构成了国人修身立德的基石，亦成为了支撑中华民族立国兴邦的精神支柱。若我华夏民族缺少了“六艺”这一精神支柱，人们将无法知晓如何做人，国家也将无法明确如何立国。
第三，若将六艺之学视为国学，那么国学便能够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2008年，继《论国学》一书之后，我撰写了《国学辨义》这篇长篇论文，其中对国学如何融入国民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其详细观点和主张可在该文中窥见一斑。
第四，若将六艺之学视为国学，那么现代教育体系中存在的传授知识的问题便找到了答案。那么，何为道？传授何道？它既非老庄之哲学，亦非佛教之教义，更非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神学，而是深藏在中华文化的最高经典之中。此道究竟何在？它存在于《论语》与《孟子》之中，但核心所在，则是在六经之中。
第五，将六艺之学视为国学，各级学校均应开设国学课程，并在其中安排文言文写作的实践环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兴起取代文言文，这一趋势无疑是不可逆转的，亦是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然而，完全摒弃文言文、废弃其使用，并非明智之举。这如同现代知识教育舍弃了传道授业的功能一般，文言文写作的全面放弃也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一大损失。
因此，若将国学界定为六艺之学，则国学得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然而，若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则因其内容庞杂，难以梳理。唯有六艺之学，即关乎六经义理价值的学问，这种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研究，理应成为国民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若必须冠以“国学博士”的头衔，那么该博士的学位论文内容理应限定在经学和小学的领域之内，并且能够获得这一学位的人应当为数寥寥。一般博士的学业仅需三年，而专注于经学和小学的学科，其研究周期理应延长至五年甚至六年。再者，国学教育本身亦应成为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大学的国学院应设立三部：首部为经学部，次部为小学部，末部为国学教育部。依照此规划，长久以来国学与现代表学科之间的矛盾，便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八
学习国学从《论语》开始
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
《首末二章义》仅作为马先生的一个例子，而更为全面的阐述则集中在《复性书院讲录》之中。《群经大义》在马先生在复性书院的授课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论语大义》则被置于群经释义的首要位置。他的授课方式，便是从《论语》出发，对六艺进行讲解。当然，与《首末二章义》有所区别的是，这篇作品是对六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我仅仅想表明，《论语》与六艺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所反复阐述的哲理，正是六经核心义理的体现。马一浮的这一独特见解，得到了哲学家贺麟先生的高度赞誉。因此，《论语大义》完全可以被视为马先生对《群经大义》的精要概述。基于此，我们得以有信心地提出，《论语》不仅是后人探索六经的途径，更是我们今日学习国学的捷径。
我建议，对于大学国学院的经学部而言，招生规模不宜过大，学制应当适度加长，目标应定位于培养精通经学或小学的专家或杰出人才。然而，对于广大民众，包括大学生、中小学教师、公务员以及企业员工等，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六经中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学习国学、研读六经，其核心目的在于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
何谓德行？近年来，我在研读《易经》、《礼记》、《论语》、《孝经》等我国古典经典的过程中，提炼出了五组关键概念，它们分别是诚信、敬爱、忠诚、谦恕、和谐共处，这些概念涵盖了做人治国的五个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它们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诚信这一概念源于《易经》中乾卦的卦辞。“敬爱”一词首次出现在《孝经》的第二章和第十八章，这两处都引用了孔子的言论。此后，《论语》在多处都有所提及。其中，“爱敬”这一价值观念，可以通过《论语》延伸至六经之中。而“忠恕”则直接源自《论语》。我认为，恕道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美感。“知耻”这一概念则出自《礼记·中庸》，并引用了孔子的话语。基于此，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修身应当从“知耻”这一步开始。《易传·系辞下》中提出了“和同”理念，而《同人》卦则是对“与人和同”这一概念的具体阐释。“和”这一概念是由“不同”所构成，不同的元素能够共同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和”。倘若所有元素都由“同”组成，那么它们就不再是事物了。在《论语》中，孔子曾言：“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内涵丰富，深究哲理，毫无遗漏。“和而不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者均被视作孔子所传授，亦代表了中国文化中解决人类纷争的方法。
国学，实则是指借助教育手段传承那些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和理论，旨在培育、陶冶、滋润新时代具备六艺素养的人才。这些价值观念非但未曾陈旧，反而与当今的文化建设及价值体系重构相得益彰。事实上，这些价值论理不仅适用于我国人民，同样适用于外国友人，乃至全球所有人。今日我们研习国学，旨在将那些崇高的思想理论与我们的精神领域相融合，与中国人的精神命脉相契合，并与全球人类共有的“固有之理”相衔接，进而构建现代的文化意识，重拾人类固有的善良本质。
END
【马一浮先生的国学论，竟能解开百年纠结？你知道是为何吗】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