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起，众多学者如林聪明、方广锠、郑阿财、郝春文、黄正建、王晓平、荣新江、伏俊琏等积极倡导并推动，敦煌文献研究成为焦点，敦煌文书学、敦煌写本学以及古文书学等领域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而写本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亦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
我的著作《敦煌写本文献学》，由甘肃教育出版社于2013年首次出版，是在该学术领域背景下的深入研究。该作品问世后，受到了学术界及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可。但需指出的是，敦煌文献仅是写本文献领域的一小部分，而敦煌写本文献学亦仅是写本学这一新兴学科的一个分支，其视野与深度自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鉴于此，对该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与修订，依然具有其必要性。在商务印馆最新发行的《敦煌写本文献学》（增订版）问世之时，我计划在敦煌写本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与理论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壹、介乎“刻”“印”之间
根据文字记录技术和媒介的演变，我国古代文献的流传体系大致划分为铭文、手写本、印刷本三个时期。铭文涉及用刀、凿或硬质笔在龟甲、铜器、陶器、碑石等材质上刻画，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涵盖甲骨文、金文、陶文以及石刻文字等。在商周时期及其前后，铭文成为文献传播的主要手段。印刷本则是指通过雕版或活字印刷技术制作的文献，自宋代开始广泛流行。写本问世的时间介于铭文与印刷之间，它指的是利用毛笔或硬笔沾取墨汁或朱砂，在竹、木、丝绸、纸张等材质上进行的文献抄写。根据其承载物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简牍和纸质两大类（本文所探讨的写本文献主要是指纸质文献）。在春秋时期，竹简、木牍、丝绸逐渐成为书写材料的主流，取代了铭文，然而，“丝绸昂贵且竹简沉重”（出自《后汉书·蔡伦传》），这仍然不利于其广泛普及。东汉年间，蔡伦对造纸技术进行了革新。进入魏晋时期，纸张逐渐取代了其他媒介，成为书写的主要工具，随之而来的是书籍传播方式从简牍时代过渡到了纸质书籍时代。从东汉至北宋，纸质书籍的流通历史长达1100年之久。而自东晋至五代，纸质书籍的流行时期则持续了大约700年。
从文献学的视角审视，写本在承继往昔与开启未来间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媒介，并在古代文献的传播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唐代之前的古籍能够流传至今，无疑是历经了宋代以前反复的手抄传承。这类写本文献，由于距离古代较近，相较于宋以后的刻本，更能还原古人的著作原貌。鉴于此，写本成为了古籍整理与校勘不可或缺的珍贵原始资料。以往因传世写本数量稀少，古书传抄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然而，随着敦煌文献等大量古籍写本的发现，我们对写本的情况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许多之前的疑问也因此得到了解决。
《广韵》这部宋代的韵书，相传源自于隋朝陆法言所著的《切韵》。然而，自宋代之后，《切韵》便已失传，具体细节无从查考。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与系统整理，人们逐渐搜集到了《切韵》系韵书的书写本，共计接近五十卷。这些韵书的出土，不仅让我们得以一窥《切韵》原著的大致轮廓，掌握唐五代时期对其修订的详情，同时也让我们对《广韵》与《切韵》之间的联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正如学者姜亮夫所言，这些韵书堪称“学术上的一项重大发现”，此言不虚。
贰、数量颇丰 所涵颇富
如前所述，自东汉至五代，继简帛之盛，纸质文献广为流传。及至晚唐五代，雕版印刷技术逐渐盛行。尽管雕刻版面需耗费众多人力物力，但一旦雕版完成，印刷效率之高便显现无疑。随着宋代印本书籍的普及，手写本古书逐渐失色。直至明清时期，人们所接触的文献几乎全是印刷本，而手写本古书变得极为罕见。
在清末时期，众多国内外学者及探险家在甘肃、新疆、陕西地区陆续发掘出了若干早期文献资料，诸如西汉文景时代的古地图以及晋朝的《战国策》和《三国志》手抄本等，尽管这些文献数量并不算多。到了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其中蕴藏着大量唐代及之前的写本文献，这一发现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随后，吐鲁番的文书、黑水城的文献、自宋元时期起流传的民间文书以及明清时期的档案等大量手写文献相继问世，使得手写文献的总量迅速增多。
粗略统计显示，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的总量分别约为五万、七万、两万份。至于宋元时期及以后的民间文书总量，目前尚难以估算。然而，仅徽州文书一项，其数量就已超过一百万件，而明清时期的档案则高达两千万件。在笔者看来，这些文献的丰富程度、多样性和内容的深厚，完全可以与刻印文献相媲美，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本文献中收录了众多古籍的早期抄本，同时还包括了众多世间罕见的佚失典籍。许多过去仅在书目或传说中提及的古书，如今在本文献中得以寻得传世版本。这些大量写本文献的发现，对中国学术文化研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进而使得中国古代学术史得以重新编写。
本文献除收录典籍外，还广泛涵盖了众多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各类公私文书，诸如名籍、户籍、田籍等籍帐文件，以及买卖、佃租、雇佣、借贷等契约文件，还有律、令、格、式、判集等法令文件，以及什物历、入历、破历等会计文件。此外，还包括社条（社邑章程）、社牒状（社人向社司提交的报告）等社邑文件，以及庆经文、启请文、禳灾文、生男女文、满月文、入宅文等斋文、书仪范文，内容丰富多样。这些文献的创作者往往身份较为低微，诸如地位不显的学子和官员，他们所抄录的文本多用于个人学习，很少经过编辑加工，因此这些文献保持着原始的民间风貌。梁启超曾言，古时的史书多聚焦于“一朝一姓兴衰之缘由”的“君史”，如《变法通议》中所述，鲜有著作专为国民而作，如《新史学》所提及。然而，那些未经雕琢的原始文献，却能生动地再现百姓社会的真实面貌，使我们得以窥见他们生活的原貌，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民史”而言，实为珍贵。
叁、“新发见”“新学问”
王国维曾言：“自古以来，新学问的兴起往往源于新的发现。”正如他所指出，在过去的百余年间，有关本文献的发掘与公布，确实激发了一大批新兴的学术领域。
吐鲁番学、敦煌学、徽学、古文书学等学科，均是在相关文献资料的发掘与积累中逐渐形成与成长的。比如，这些文献资料构成了魏晋时期以来丰富的文字宝库，汇聚了众多异体俗字，为我们研究汉字字形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俗文字学、近代汉字学等新兴学科的诞生。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里的变文、曲子词、王梵志的诗作，还有愿文、契约等社会经济文献，以及宋元时期的契约文书，这些文献主要以当时的口语方言为基础，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方言俗语，为汉语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也催生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俗语词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与成长。
作者认为，在研究本文所涉及的这些新兴学术领域的基础上，我们亟需构建一门更为广泛的写本研究学科。自东汉时期至清末，写本文献的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内容，都堪与刻本文献相媲美。面对如此庞大的写本文献库，为了能够正确整理、准确解读并有效运用，我们必须深入揭示并掌握古代写本的特点。实际上，本文献在形式、内容、文字、校对符号等多个层面与刻本文献存在显著差异，两者风貌大相径庭，因此有必要从版本学中独立出一门新的学科——“写本学”来加以深入研究。正如敦煌学家方广锠所言：“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前，我国流传下来的宋以前写本极其罕见，大部分都被收藏在皇宫之中，仅有少数散落民间。寻常学者，难得亲见，更难以深入探究……对于古籍的讨论，人们总会提及‘版本’，并且特别推崇‘宋版’的珍贵。由于缺乏对写本的研究，至少使得700年的学术文化根基难以清晰……因此，敦煌遗书将催生一门新的学科——写本学，这门学科的出现将为我国中古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助力。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学问。随着敦煌遗书的一一披露，研究写本学的环境条件正逐步完善。那么，写本学是否有望成为21世纪中国学术领域的一部分呢？（《遐思敦煌遗书》）方广锠的这一论述主要针对敦煌的写本展开，当我们把视野放宽至更早时期的吐鲁番文书，以及宋元以后数量众多的民间文书和明清时期的档案，还有日本、韩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所珍藏的大量古写本，我们便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创立写本学这一学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学术界对于开创这一新兴学科抱有很高的期望，而这部著作也正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肆、存“亡”接“绝” 重焕文明
敦煌文献中的写本内容，从魏晋时期开始，一直延续至北宋初期，完整地展现了写本文献从诞生、成长到逐渐被刻本所替代的历史轨迹，成为研究写本学的宝贵资料库。鉴于此，编纂一部系统且全面的敦煌写本文献学概论著作，不仅是提升敦煌文献校勘和整理水平的必要之举，也是奠定写本文献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关键所在。鉴于这一情况，在过去的近五十年里，敦煌文献研究的构建已被部分学者纳入议事日程，并且得到了实际的推进。
20世纪80年代初，藤枝晃提出了针对“印刷术问世之前图书”的研究领域，即“写本书志学”，并强调从众多写本中探寻共性规律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敦煌学导论》）。此外，他本人也积极实践，对敦煌写本的形态、材质、字体、年代判定以及真伪辨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不久之后，林聪明创作了《敦煌文书学》，这部作品是敦煌文献学领域较早的通论性著作之一。荣新江的《敦煌学十八讲》则是一部关于敦煌学的概要性作品，在其中的第十七讲中，他从“纸张与形式”、“字体与年代”、“写本正背面关系”以及“敦煌写本真伪鉴定”等多个方面，对“敦煌写本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郑阿财在其《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一文中，将晋唐时期称作“以纸张卷轴为载体的‘写本时代’”，并强调构建“写本学”不仅对于敦煌文献的研究至关重要，同时也是深入研究日本古写经，以及汉字文化圈内韩国、越南的汉文写本不可或缺的基础。而黄正建则聚焦于敦煌吐鲁番的众多官私文书，大力提倡“古文书学”的研究领域。我的著作《敦煌写本文献学》以超过七万件敦煌写本为核心，对这些写本的语言特点及抄写规范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与提炼。
此前的论述仅聚焦于敦煌的写本资料，因此有必要进行拓展，向上追溯、向下延伸，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更广泛的写本文献之中。在深入探究文献内容的同时，亦需关注写本的物质形态，从而开辟出一门全新的写本学领域。学界同仁需在全面调查和细致阅读的基础上，对写本的形态、所用纸张、书写工具、分类、具体内容、文化价值、语言特点、字体风格、符号系统、标题、时代归属、拼接方式、真伪鉴别以及校对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深入的探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包含所有写本文献、范围更广的写本学体系，为其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让我们致力于探寻学术文化的源远流长，恢复那一段难以捉摸的传承，让学术文化在新的时代重放异彩。
《俗务要名林》一书的缀合图绘制完成，这部著作在唐代广为流传，它是一部依照意义类别进行编排的日常俗语词典。内容摘自《敦煌写本文献学》的增订版。
《字宝》 选自《敦煌写本文献学》（增订本）
敦煌研究院藏“字书”残段 选自《敦煌写本文献学》（增订本）
《敦煌写本文献学》(增订本) 张涌泉 著 商务印书馆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1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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