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在近代中国史学领域内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他亦以其独树一帜的治学风格著称于世，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他未曾出国深造，然而在史学研究上，他对新知识的融合运用丝毫不逊色于那些留学归来的史学大家；他的史学似乎不归属于任何特定的流派，却与众多流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以撰写通史和断代史而著称，同时亦被广泛认可其扎实的考证能力；他不仅成功出版了多部全面的中国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而且还创作了大量史学评论及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中国近代史学在历史观念、史学理念、研究技巧以及史书形式等多个层面，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学术精华。吕思勉的史学成就，便是这种多元融合的典范之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反复研读二十四史，这种“传奇”般的阅读经历，令人赞叹不已。实际上，吕思勉先生不仅深入研读了涵盖二十四史在内的众多我国传统史籍，而且创作了众多读史笔记，并发表了众多关于我国传统史学的评论与论述，这些内容均成为了他治史与撰史理念的关键参考资料。
史学评议具有问题意识
吕思勉先生早年便涉猎了《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以及《续资治通鉴》等众多史书，继而又深入研读《通典》与《文献通考》，并对《通志·二十略》进行了细致的阅读。至23岁，他已将二十四史尽收眼底，并且广泛涉猎了诸如《史通》、《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和《文史通义》等传统史学名著。此外，他还对《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古文辞类纂》等经学、目录学、古文字学领域的著作有所涉猎。这些传统的学术知识积累，不仅为他撰写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他依据这些知识，创作了《史通评》、《文史通义评》、《史籍与史学》、《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史籍读法》等一系列史评类著作，充分展现了他对传统史学的理解和评价。
吕思勉先生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价，多是从近代史学的视角审视古代史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述和阐释；他的问题意识，主要源自史学转型过程中所显现的问题，因此，这些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时代价值。
近代史学学科化之后，史料领域得到了拓展，分类也变得更加细致。吕思勉先生提出，传统的学术分类不应仅限于“史部”这一范畴：“将书籍划分为经、子、史、集四部，这只是便于藏书管理，并非真正的学术分类”，“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阅读的书籍不应仅限于史部。在研究后世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集部，就如同研究古代历史时，不能不参考考经、子书等。”随着古代专制社会的落幕，经学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儒家经典作为古代历史的资料，其历史资料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吕思勉先生提出：“在研究古代历史时，对待所有古书都应一视同仁，无需再区分哪些应被称作经典，哪些不应。”他着重指出，需要鉴别古代文献的资料是否可信，例如，《太史公书》严格遵循古人的“信实传信，可疑传疑”原则。保留古籍原文，不随意篡改，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古代事实的真实性。看似存在疏忽，实则蕴含着可信的证据。进一步对谯周的《古史考》和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提出批评，指出它们的考证方法不够精细，其论述未必可靠，而且它们所混淆的古说反而越来越多。
我国古代的史学著作极为重视史书的类型，吕思勉先生对于传统史书类型的本质特征有着丰富的论述。他提出，传统史书主要关注的是“理乱兴衰”以及“典章经制”两大方面，其中正史中的纪传体是为了详细记载前者，而志书则是为了详细阐述后者。在记录理乱兴衰的过程中，以时间为线索称之为编年体；以人物为主线称之为纪传体；按照事件分类称之为纪事本末体。记载典章制度，若仅限于某一朝代，则成为断代史的标志；若贯穿于各个朝代，则成为通史以及《通典》《通考》等政书的标志。他概括了几种关键古代史书的体裁特点：有编年体，用以全面观察一个朝代的重要事件；有纪事本末体，用以详细记录某一事件的始末；还有纪传体，通过纪传来总结一个人的生平。通过这些，对于梳理国家兴衰、治理与混乱之事，可以说已经没有遗憾了。针对这一问题，他对于不同类型的史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剖析：在我国古代，并无专门史与普通史之分，编纂者在注重一方面时往往忽视了另一方面。为了真正推动史学的发展，他认识到即使史事看似细微，也具有其真实价值，不应被舍弃。同时，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需求，他发现早期的正史往往过于冗长，几乎每一部都存在繁琐之弊。在权衡取舍的过程中，自然不能不设立一定的标准。所谓标准，大体上承袭了传统及某一时代的共识思想，然而在深入探讨的细节上，每个人的看法都有所差异，因此产生了各说各话的“史裁”。这些在形式上各异的史书体裁，各自有其优点和不足，但它们共同展现了“一时代共同之思想”。
吕思勉先生对古史文献的见解同样备受关注。他指出，《春秋》这部纪事之书，在编纂历史时选取素材，实为至关重要的。然而，也有一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孔子修订《春秋》，初衷在于阐明道义，因此对原文进行了删改，已非原本鲁国史书的面貌。他特别强调，孔子修《春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阐明道义。他对《史记》大加赞赏，称：“谈、迁所著，精选古代值得记载的事件，上至远古，下至当代，全部收录在一部书中，实为通史之巨著。”“其创立的功绩，同样令人敬佩。”他经常将性质相似的史书进行比较，比如在评价《通典》与《文献通考》时说道：“《通典》中关于礼仪的珍贵资料颇为丰富，但在我看来，却不及《通考》。《通考》是在《通典》之后编纂而成的著作，马端临认为杜佑的分类不够恰当，于是独立进行了编纂。将二者进行对比，《通考》被认为更为出色。他在比较两部“唐书”的特点时指出：“新旧两书各有其优点和不足。总体而言，《新书》更为突出。宋人对《旧书》的猛烈批评过于片面。后来的人试图纠正这种观点，对《新书》进行挑剔，寻找其瑕疵，但这并不正确。”他对《新唐书》的评价是，虽然这本书具有“文字精炼而内容丰富”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过于追求简洁而导致事实失真的问题。欧阳修和宋祁在修改时，虽然力求古雅，但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真实性，更不用说他们所做的修改是否得当。基于此，他得出结论：“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字风格，编写历史的人应当注重保留历史的真实性。”吕思勉先生对顾炎武的《日知录》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评价极高，他赞扬《日知录》融汇众书，结合自身经历，而《廿二史札记》则专注于对正史精华的提炼与挖掘，旨在揭示那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这两部作品均堪称当代史学研究的典范。顾炎武在史料解读、考证和校对方面的技巧，以及他在《日知录》中采用的笔记式研究方法，被吕思勉先生所采纳并模仿；赵翼在历史评论中深入探讨国家兴衰更替的原因，以及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这些思想也被吕思勉先生所吸收和运用。
增强传统史学认同感
吕思勉先生对传统史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史料范围、真伪、史书体裁、特点以及文本书写等，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深入分析。相较之下，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与《文史通义》尤为重视。1928年，吕思勉先生撰写了《史通评》一文。文中他提到：“在探讨史学研究方法的专著中，数量颇为稀少。”刘知几的《史通》论述清晰，逻辑严密，堪称典范。在书中，对刘知几的见解既有反驳，又有深入的分析与解读，从而丰富了后世对《史通》的理解。齐思和先生对吕思勉先生的《史通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对《史通》的每一篇都进行了细致的点评，有时阐发深奥的见解，有时指出不足之处，有时补充遗漏的内容，有时讨论其优缺点，论述严谨，材料充实。吕思勉先生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评价极高，认为其“精深透辟”，能够纠正以往的错误，并为后人指引方向。在抗战前夕，他撰写了《文史通义评》，旨在让当代人了解此前思想的转变，以及在新说传入之前，我国史学家是如何思考的。这充分体现了他对章学诚史学深意的强调。《文史通义评》对原著进行了细致的逐篇点评，不仅对章学诚的史学精髓进行了提炼，还“或阐释其思想的起源，或对其未详尽之处进行拓展，或对其不足之处进行补充，或对其错误和偏激之处进行纠正”。相较之下，吕思勉先生对《文史通义》的评价更为积极，这主要是因为他意识到章学诚的诸多观点与近代新兴的史学理念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吕思勉先生曾指出，章学诚认识到历史与史料并非同一概念，在保存史料时，应追求其完备性；而在撰写历史时，则需有所取舍，并且强调客观性。这些观点与当代新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史学及其史学观念所蕴含的深层次价值，促使吕思勉先生在积极引入西方史学学术氛围之际，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这一认同不仅使得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的“双璧”重新焕发光彩，同时也对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和治学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的史学著作和思想内涵，充分展现了传统史学的核心价值。在其撰写的一系列中国通史、断代史与专史中，无论是内容还是编撰方式，都鲜明地体现了传统史学的特色；他不断提及的诸如“观其会通”、“把握整体”、“深入探究其缘由”、“汇聚众多事件并总结出普遍规律者方可称为史学”等治史观念，体现了他对融合新旧史学所取得的深刻见解。有目的地吸收传统史学的当代意义，是吕思勉先生塑造其独树一帜的史学风格以及取得显著史学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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