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副主席、天津大学特聘教授向云驹，在本月的《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4期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天津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制创立的深远意义》的论文。该文将分两期进行转载，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本期为第一部分，敬请关注后续推送的第二条信息。
天津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学制创立的深远意义
（上）
向云驹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天津300072）
天津大学成功获得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批准，这一成就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天津大学正式建立了相应的学制体系。同时，这也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正式融入了我国的正规教育体系与学科架构之中。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不仅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同时也为全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冯骥才及其所在的天津大学，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内最早的探索者、实践者和倡导者。天津大学在“非遗学”的创设上，积累了独到的创新实践和丰富的教育经验。构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框架，其中科学性的保护至关重要，而人才的培育则是核心所在。天津大学在非遗学科制度构建方面做出了三项显著贡献，其学科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及传承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天津大学非遗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路径堪称独树一帜，同时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显著特征包括：设有非遗领域的普及课程，开展了广泛的非遗学术交流，实现了对国家非遗关键问题的重大突破，以及在地化、本土化的非遗保护成效显著。冯骥才将天津大学的非遗学术模式引入西方，同时也证实了我国抢救与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学科价值、实践经验及其重要性。
天津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领域取得显著成就，该学科已成为一级学科。冯骥才教授在学制创设方面做出了重大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23)04-289-10
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一则通知，宣布对2020年度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的学位授权点名单进行了增列批准。在这份名单中，天津大学成功获得了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的硕士学位授权资格，该学位点的代码为99F1。这是我国首个经官方批准设立的，位于交叉学科领域的一级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以及其硕士学位的授予权项目。这一成就不仅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完整的学制体系，同时也象征着该学科正式融入了我国的教育体系与学科结构之中。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于全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育活动，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天津大学正积极筹备，旨在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创立，迅速推出一系列相关教材。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其中在艺术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理论类别中，首次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二级学科的本科教学项目。全国各高校及各地的高等学府已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探索与实践，因而获得了学科地位。这一现象表明，天津大学创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不仅为该校历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同时也推动并开启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领域全新的历史篇章。
一、天津大学“非遗学”教育的学术自觉和学科先觉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回想起过去，“艺术学”或“艺术”这一概念，曾作为高等教育体系内众多一级、二级学科的分支，历经沧桑，终于得以晋升为“门类学科”。这一学科的构想，从学术界提出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而它正式融入当代教育学科体系，则是在数代学人和艺术教育界同仁的不懈努力下，耗时二十余年，才得以实现，最终以众多一级、二级学科的身份，荣登“门类学科”的宝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教育体系的构建，历经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历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天津大学以及冯骥才先生的贡献尤为显著，他们功勋卓著。冯骥才先生是我国首位提出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者。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随后在保持原有内容、对象和范畴的基础上，名录名称变更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此名录启动之前，中国便同步开展了一项类似的文化活动，这项活动由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亲自策划并领导，名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该项目还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特别委托支持。国际与国内这两大文化项目，在文化深度和文化目标上高度契合，甚至可以说它们的起点完全一致。因此，它们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自始至终在中国都呈现出交叉、相互融合、重叠以及含义相同的特点。这也正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自始至终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理论阐释者、知识传播者的原因。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中的首个关键国际文件——《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和理论交流，从而将这一遗产保护运动的早期阶段引入我国。基于这一学术传承与文化纽带，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首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际，冯骥才便带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学术团队，将我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紧密结合，构筑起两者之间的桥梁，协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为本会会员们开设了两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生课程班。当时，我作为讲师，首次向学员们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这一课程。在此基础上，我迅速完成了我国首部关于非遗的系统理论著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并于2004年正式出版。冯骥才为我这部作品撰写了一篇极具价值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敏锐地洞察到，在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刚刚起步，而大多数国人对这一概念仍感陌生之际，他率先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这一构想。他的序言在《平地筑起的大厦》这个标题下，于200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其影响力巨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发展留下了首篇学术印记。后续的发展验证了他的预见。我的著作问世后不久，便收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反馈信息：这部作品是全球首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专著。冯骥才在为拙著所作的序言里指出：
在这部篇幅达30万字的著作中，作者不仅详尽地阐释了该概念的起源及其所涉领域，更将这一独特的国际表述融入我国民间文化之中，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他不仅对学术进行了分类，对学理进行了界定，而且进一步将其逻辑化、系统化。在形态学层面，对中华大地纷繁复杂、充满活力的文化形态进行了明确且周密的界定；同时，又在理论高度上，构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必须承认，在国际文化领域，尚无此类著作问世。……此书的价值无可估量。从学科理论建设的角度来讲，它犹如从无到有，开创了新的篇章。向云驹所构建的，是一座史无前例的摩天大楼。这座大楼本身已经具备了“文化遗产学”的框架和风貌。它的研究领域广泛，论证逻辑分明，架构紧凑，体系完备；其中某些章节，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分量十足。可以说，它为“文化遗产学”的创立奠定了一个可靠的基石。这无疑是我国文化领域和理论界的一项崭新成果和重大贡献。[1]
老实说，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固然怀揣着浓厚的学术抱负，意图为这种新型的文化遗产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然而，我依旧不敢奢望能够创立一门名为“非遗学”的新学科。现在观察，冯骥才在此处所谈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理论”、以及两次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不仅是因为他身为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成立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这一身份，背后还有其深远的宏观思考，而且这也与他对于天津大学人文教育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设立与教学进展的深思熟虑密切相关。他已受聘于天津大学，并着手指导文学研究、民间美术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5年，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行建筑落成典礼，标志着学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全面启动。他以此为契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展现出了敏锐的洞察力。自那时起，我荣幸地成为学院的特聘教授。2008年，在文学研究、民间美术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领域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已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冯骥才先生首次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博士生培养项目，该学科隶属于天津大学建筑学科目之下。我受聘为他的博士生讲授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博士课程。后来，在博士授课的基础上，我成功出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2013年），这部作品是国内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博士教程。冯骥才先生再次为我这部著作撰写了序言。在序言部分，他详细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非遗学”的兴起，并对“非遗学”的独到之处、重要性以及紧迫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他还回顾了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非遗学”教学领域所付出的努力和探索历程。他感慨地说：“没想到他竟然为我和我们当今致力于非遗传承的学子们量身打造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学术工具——那就是这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最终，他再次详细描述了自己对于理想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构建的愿景：
这部著作专门针对博士生进行教学，它从哲学、美学、方法论、本体论等多个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延伸，探究其学术原理和根本特性。其中，许多观点颇具独到见解，逻辑严密，相互之间紧密相连，已经形成了一套遗产学的理论体系。显而易见，这既是作者多年担任博士生导师授课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他在理论探索上迈出的重要步伐。一部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即将问世，其学术价值之高，指日可待。
这篇序言在2013年7月20日的《光明日报》上以文章的形式呈现，其内容广泛传播了作者关于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理论观点。
因此，我有充分理由断言，冯骥才及其所在的天津大学，堪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先驱，不仅积极探索、亲身实践，更是积极倡导，并在学术上展现了自觉性和学科的前瞻性。
二、天津大学“非遗学”的独到创制实践和教育经验
“非遗学”的引入大学课堂，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的人类文化发展态势与趋势。非遗学在遵循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方法和途径的同时，还需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独有的文化特质与个性。20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传入我国，众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构建与教育实践领域，这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的我国高校。然而，这些机构在运用传统教育模式、体制和机制时，普遍面临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特殊领域文化的挑战。在相关领域，天津大学充分挖掘冯骥才的专长，大胆地让他摆脱传统束缚，从而使得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非遗学”的教学模式上创新出一种全新的路径，这一模式在全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独领风骚。
1.非遗博物馆与图书馆的配套设置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建筑设计阶段，冯骥才便积极参与，并提出了自己的设计理念：追求天人合一、古今融合、中西结合。最终，该大楼完美地体现了冯骥才的文化理念，为他的非遗学教育打造了一个理想的文化场所。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形态，在此被纳入文化遗产的统一框架内进行对比与并列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体属性、动态特质、传统特色、非实体属性、文本特征、数字化及影像化表现方式均得到了充分展现。这里是一个博物馆化的非遗空间，充当着“非遗学”学习的“第二课堂”角色，正是研究院内的“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馆内划分了多个专门的展厅，如“雕塑厅”、“年画剪纸厅”、“花样生活厅”、“民间画工厅”、“蓝印花布厅”、“木版活字厅”以及“百花厅”，这些展厅内陈列着冯骥才的文物收藏以及非遗专题的精品和代表作品。藏品总数超过数万件，其中包含的年画、蓝印花布、活字雕版、泥塑和玩具等，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项目。这样的文化氛围，对学术研究和学习极为有利，其中许多本身就是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更是非遗博物馆在保护、展示以及博物馆化方面的典范。当然，它们也是“非遗学”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教学素材。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特别设立了名为“大树书屋”的专用图书馆，这里藏书丰富，国内外文化艺术类图书多达十万余册，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书籍占据了不小的比例。此外，书屋内还设有年画资料室，包括年画数据库和数字化成果，这在我国的美术院校中是独一无二的。“大树书屋”所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图书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诸如《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唐卡艺术集成》、《中国剪纸集成》、《羌族口头遗产集成》、《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等巨著，动辄十余卷、数十卷，汇聚了全国民间文化界的智慧，历经十年、数十年辛勤耕耘才得以问世。冯骥才先生不仅是这些巨著的当之无愧的主编，更是从普查、记录到编纂、出版的全过程的设计者和组织者；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艺图书，记录了他与基层万余名民间文艺工作者交流互动的足迹；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主席长达15年，冯骥才先生主编的各类民间文艺图书数量之多为历任主席之最。这段经历构成了“大树书屋”的一个独特面向，同时也为“非遗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契机。
2.非遗展览展演活动丰富多彩、一举多得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设有多个公共及展览区域，其中不乏“北洋美术馆”和“大树画馆”等知名场所，这些区域均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在地化与地域性。换言之，这些遗产的延续与维护，其核心原则便是坚持在地性。天津大学在“非遗学”教育实践中的一大特色，便是充分利用这些场所，对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保护、研究、展示和展演，从而让这些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课堂、校园、社会、公众和日常生活。2007年，研究院师生成功举办了“滑县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这标志着他们首次系统性地专业记录了一种新的年画品种和产地，并通过展览形式进行了展示，充分展现了天津大学在“非遗学”领域的专业实力。同年，还举办了“‘拥抱母亲河’：郑云峰摄影艺术展”，以及“消逝的花样——进宝斋伊德元剪纸展”。2009年，举办了“以画过年·天津年画史展”，此举首次全方位地呈现了天津年画的历史全貌与演变过程，从而使得天津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更加熠熠生辉。同年，还举办了“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图片展”，该展览揭开了民间年画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神秘面纱。2010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北洋文化节”，活动主题聚焦于“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校园”。活动邀请了全国21位非遗领域的杰出传承人，他们不仅展示了各自的技艺，还与学生们进行了现场互动。同时，数十种非遗作品进行了集中展示或现场表演，极大地开阔了广大学生的视野。紧接着，2011年，我们举办了“‘硕果如花’2001—2011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展览规模空前，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务院参事室、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民进中央、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天津大学、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北京画院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名为“四驾马车·冯骥才的艺术人生”的盛大展览。其中，“四驾马车”代表着冯骥才在文学创作、绘画艺术、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教育四个方面的卓越成就。他的“非遗学”领域教学、科研成就以及博士、硕士培养成果，首次在北京公之于众，引起了全球的关注。2013年，举办了“天津皇会文化展”，将天津另一项全国知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隆重引入校园，这一举措不仅让校园内的师生们为之震撼，也令整个天津市民为之瞩目。2015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十年磨一剑”成果展以及“馆藏中国木版年画珍品展”，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和艺术界的众多知名人士，他们纷纷给予了高度评价，场面热闹非凡，盛况堪称空前。紧接着，2016年，我们又推出了“年画新力量：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新生代作品展”，通过这一展览，我们展示了木版年画在当代传承中的崭新面貌。2019年，举办了名为“大汖村——一个即将消逝的古村落”的展览，这一活动着重探讨了传统村落保护所面临的紧迫性与关键性议题。同时，还举办了“亲近·体验·热爱——我们为何要庆祝遗产日”的主题活动。进入2020年，在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央电视台向全国青年展示了以“天津大学：藏宝丰富的大学，硬核的文艺力量”为主题的直播，内容涵盖了研究院的博物馆以及一系列展厅。
这些展览、演示和活动紧密围绕“非遗学”学科的发展与学术进步，不仅具有国际视野、全国范围和天津特色，而且在内容上兼具学术性、突出重点和持续发展，形式上则展现了多样性、生动性和艺术感。它们不仅能够充实全校师生校园文化生活，也是国际国内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同时对于非遗研究以及非遗学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更是不可或缺的教学实践和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化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成就体现了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步与维护领域内，教育功能作为最广泛遵循的原则和宝贵经验。
3.构建深厚人文底蕴，支撑“非遗学”的学术思想境界
“非遗学”的根基源自全球性的文化遗产理念与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若缺乏深厚而坚实的人文素养，便难以孕育出深邃的“非遗学”理论以及学术上的创新能力和动力。这一点在“非遗学”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的今天尤为明显。天津大学在“非遗学”的起步阶段，冯骥才以其远见卓识和深思熟虑，特别注重将“非遗学”的教育教学融入丰富的人文景观、深厚的人文环境和崇高的人文精神之中。这种别具一格、引领潮流的教育革新，不仅为“非遗学”在天津大学的扎根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更成为推动其成功落地的一股无形力量。
我们看看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这份文化履历。
2006年，一场名为“意大利绘画巨匠原作展”的活动盛大开幕，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丢勒等大师的原作首次踏入我国大学校园，其中天津大学成为了展示的舞台，不仅给该校师生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更在津京两地引起了轰动，短短16天，观众络绎不绝。同年，另一场名为“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的活动也同期举行，将敦煌艺术的魅力带到了校园之中，并特邀樊锦诗女士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关于敦煌的学术讲座。2007年，当代画坛巨匠宋雨桂举办了访友画展；同时，举办了“人文精神与大学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教育的灵魂》这一会议文集。该文集将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当时的热门话题与教育问题相融合，极大地推动了人文精神在大学教育中的时代价值。2008年，冯骥才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组织了一系列专家会议以商讨应对策略，亲自前往灾区进行考察、调查和慰问。他建议在灾后重建时设立地震博物馆，并将这一建议以灾后重建建议书的形式上报给了国务院领导，该建议得到了采纳。同年，冯骥才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称号。2009年启动了“中俄文学交流项目”，在此背景下，举办了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文译本展览，这是首次全面呈现俄苏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的历史画卷。展览中展出了百余年来数百部俄苏文学经典的翻译成果，场面盛大。同时，中俄两国的文学和翻译领域的专家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活动之热烈前所未有。2013年，一场名为“当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生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盛大召开，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传统生活与社会发展的时代性问题。次年，即2015年，一系列文化活动接连上演：举办了“水墨诗文·冯骥才文学绘画作品展”，举行了徐志摩铜像的落成仪式，并成功举办了“志摩回到母校”诗歌朗诵会，以此向全社会展示徐志摩的诗歌精神在天津大学的复兴。2017年，天津大学不仅迎来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多次参与文化活动，还成功举办了“科学与艺术·双翼齐飞——中西大师跨界对话”活动，冯骥才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雷泽爵士就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外，还举行了“为未来记录历史——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讨会”。2018年，成功举办了“冯骥才非虚构文学研讨会”，并在天津大学设立了“大树讲坛”。
观察冯骥才亲自命名的“四驾马车”展览，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绘画、遗产保护以及大学教育，不仅体现了他涉足并在这四个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同时也生动地展现出了这四个领域之间相互联系和紧密的关系。它们不仅仅是交叉关系，它们的内涵广泛，涵盖了文学、艺术学、遗产学、教育学等领域，以及哲学、社会学、美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史、博物馆学、计算机科学、建筑学、设计学、影像技术、数字技术、城市规划、园林设计等众多学科。同时，它们与这些学科和知识体系之间形成了互文和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深刻且内在，相互支撑，相互拓展了学术视野。冯骥才自幼便开始学习美术，其艺术之路源于早年习画的经历。他投身于遗产保护事业，始于21岁那年对天津民间艺术的系统调查和专业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处女作《天津砖刻艺术》。在文学领域，他的创作始于文革时期的习作，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了长篇小说。他的大学教育经历则始于其文学作品被选入小学、中学、大学教材，最终他正式加入天津大学，担任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主持工作。若开展一项针对他个人领域的内部对比分析，便会发现这四个领域实际上始终处于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的态势，时而独立，时而融合，不断在相互促进中发展。若对冯骥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领域的教育实践进行一番深入的比较分析（如探讨天津大学非遗学教育范式的发展历程），便能更加清晰地观察到多学科间的交融、互动以及交叉学科间的相互促进，进而凸显出非遗学在创新与创制方面的卓越地位和独特价值。这自然可以视为一位文化名人个人经历、知识、学问、才华、智慧、眼界、视野和境界的展现，其延展与升华最终形成一门学科的创制与发展过程。天津大学通过整合校内自然、人文、理工、建筑、外语、思政等多个学科，搭建了交叉学科平台，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而逐步奠定。
参考文献：
向云驹在其著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该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具体页码为第2页至第3页。
向云驹编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一书，由中华书局于2013年出版，其内容涵盖了第1页至第3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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