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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一体的时代
北洋时期，新旧交替，道路崎岖，新秩序尚在摸索之中，而旧势力尚未完全退去。新秩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而旧势力的影响甚至延续至数年之后。这个时代的革新，主要体现在晚清以来对创新思想的束缚得以解除，新思想者以及试图贴上新时代标签的政府，共同投身于对旧有事物的革新之中。自民国时期起，社会风气开始倡导革新，废止了缠足陋习，戒绝了鸦片的危害，推崇新式教育，倡导女性权益，同时，服饰和礼仪亦经历了显著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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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镜头对准太和门向北拍摄，检阅的首长们已经站在太和殿前，受阅的士兵方队亦已整齐排列，庆祝活动即将拉开序幕。在近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我国首次站在了战胜国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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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在权力核心位置或生活在民间的人们，在这一时期倒是成就斐然。在北洋政府时期，三十余任内阁中，教育、农林、工商总长等职位，常常由一些身份显赫的人物担任。这通常被视为一种平衡，为那些有谋略、有贡献且享有盛誉的人提供了一个职权有限、相对清闲的职位。然而，尽管如此，许多工作依然得以顺利进行。民国初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指导方针，摒弃了以往推崇忠君和尊孔的核心思想，转而强调道德的培养，同时辅以实利教育和军事国民教育，并通过美感教育来完善道德教育体系。
袁世凯时代，教育政策呈现出回归传统的倾向，然而，新的教育体制和课程标准仍得到了广泛推广与实施，入学人数显著提升，高等教育以及女子教育领域亦有所发展。在农业与实业领域，政府积极倡导并保障民间创办企业，激励民间资本投身于采矿、金融等行业，设立了农政机构，并开办了农业学校，致力于改善传统农业，同时推动垦荒活动。尽管诸多措施效果有限，但经济总体上仍呈现出增长态势。
在那个北洋时代，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不断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戏码，南北军阀各据一方，各怀野心，企图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资本与知识阶层也开始显现出他们的实力，民国初年的新气象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他们引领。这股力量的影响纵向贯穿了数十年的岁月，然而在当时那个旧势力依然根深蒂固的环境中，横向的发展却显得相当有限。不良习惯依旧普遍流传，大众群众仍旧在温饱线上徘徊，社会的整体风貌，绝不能仅限于社会上层少数人的新奇尝试。
正史中鲜少记载平民的日常，而城郊之外的辽阔农村往往被忽视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大众的目光往往聚焦于政治局势的变动，以及戏剧性事件的上演，对于那些历经千年始终默默兴衰的人和事，人们最多只能捕捉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激起的一丝涟漪。辫子被剪去，缠足得以解放，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究竟要到何种程度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改变呢？因此，我们应当将注意力转向普通民众的生活，于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探寻那些新旧差异显著的事物。
庶民的世界
[id_[id_154119696]94537175]众多小说与笔记在描绘日常生活时，往往融入了教诲与寓言的元素，而偶尔会有几位闲暇的文人创作出如《东京梦华录》这样的著作，详细记录了那时的社会风貌与经济文化，这些作品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堪称无价之宝，若想窥探古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总算找到了一个微小的切入点。
今日我们所倡导的诸多民俗活动，在20世纪初仍生动地活跃于民间，诸如京城各处的庙会庆典，寺庙道观举行的祭祀仪式，各式各样的民间艺术形式，以及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礼仪制度。然而，现今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和娱乐方式的丰富多样，导致许多传统事物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保护工作往往与商业开发相伴随，而复兴活动则常常流于表面。只有在那些它们真正融入民间生活的年代，当人们亲身参与其中时，它们才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民俗活动及其参与者，以及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各类商业、文化活动，还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了观察中国社会逐步变迁的多角度镜子。
雍和宫前观看“打鬼”的百姓
农历正月之末，雍和宫内人潮涌动，众人争相目睹“打鬼”仪式。“打鬼”是京城民众对该活动的通俗叫法，其正式名称为“金刚驱魔神舞”，在藏语中被称为“羌姆”，而在蒙古语中则称作“布扎克”，它是黄教独有的宗教音乐与舞蹈形式。这一仪式极为庄重，具有宗教性质，自乾隆年间传入北京后，昔日多在雍和宫、黑寺以及弘仁寺等地举办。画面中聚集的人群中包含了满族和汉族的成员，既有成年人也有孩童，他们纷纷抬头仰望，这充分展现了当时的热闹场景。
永定门外护城河戏水的人群
北京之南，为庶民百姓的栖息之地，此处汇聚了各式茶馆、商铺、戏园，即便是贫寒之家，亦能寻得合宜的休闲与娱乐。炎炎夏日，昔日城防之护城河，今已丧失其守卫之职，却成了穷困之人的消暑胜地。在永定门外护城河的景象中，孩子们或戏水嬉戏，或追逐打闹，更有者在河中洗涤马车与人力车。
永定门外繁忙的集市
永定门位于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南端，作为城门，其周边商贾如云，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前门大街。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窥见其热闹景象的一角。照片右侧展示了1957年被拆除的永定门城楼和箭楼，而2005年，永定门城楼得以重建。街对面墙上，著名的仁丹广告引人注目。森下博明，这位日本发明家，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推出了仁丹这种银色的小药丸，它具有提神醒脑和消毒杀菌的双重功效，在中国流行了数十年之久。而这面墙上的仁丹广告，则是大正五年（1916年）的版本。
达官显贵的葬礼
这是一场显赫人物的丧葬仪式，送葬行列浩大，沿途更有持枪军警维持秩序。这一热闹场景引来了驻守在正阳门的美军士兵，他们纷纷挤在城墙边，好奇地观看。正阳门的瓮城依旧存在，这表明照片是在1915年之前拍摄的。城内曾有两座香火鼎盛的庙宇，分别是位于西北角的观音庙和东北角的关帝庙，而照片中清晰可见观音庙的景象。
北京街头的婚礼队伍
在中国传统的婚礼仪式中，抬花轿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轿子四周被红色绫罗帷幕所覆盖，上面绣有寓意吉祥的龙凤图案，轿子的四个角落还装饰着流苏。从照片来看，这顶婚轿的规格颇高，由八位壮汉共同承担重任，显然是出自富贵人家的婚礼。
平民的葬礼
普通民众的丧事虽不及富贵人家那般豪华，却也不可草率对待。所用棺木材质充实，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已属足够。家属们身着丧服，乘坐马车一同前往墓地。
繁荣的前门商业街
北京的店铺外观独具特色，常常利用屋檐延伸出的龙头来装饰，以此来悬挂店铺的名称。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车辆络绎不绝，行人拥挤，一位赤脚的人力车夫正试图躲避一位手持雨伞的矮小妇女。在街道的左侧，有一家出售“玫瑰生发蜡”和“艳容雪花膏”的中法大药房。这家药房由宁波人黄楚九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上海创立。
跑马场上获胜的骑手
赛马在欧洲颇受欢迎，自清末起，欧洲人便将此运动引入我国，尤其在拥有租界的上海、天津等城市，均设有专门的马场。即便是在北京，外籍人士亦拥有专属的跑马场地，位于城西一隅。图中骑手驾驭着一匹典型的中式马匹，周围观众正为他取得的胜利热烈鼓掌。马的主人一边牵着马绳，一边摘下帽子，向观众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热闹的前门市街
昔日的前门商业街上汇集了众多西药房，它们全是由宁波商人创办的。这些药房大多采用了西式建筑风格，装饰得十分考究，沿街设有宽敞的玻璃橱窗。在照片的左侧可见一家名为华美大药房的店铺，而在其不远处则是另一家知名的中英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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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品茶的老人
六位高龄长者围坐一堂，悠然品味香烟与茶香，尽情享受着悠闲的午后时光。岁月沧桑，在他们脸上刻下了岁月的印记，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终究不过是季节更迭，时光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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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美女和奖杯
1903年，莱特兄弟在美利坚合众国实现了载人飞行的历史性突破，而到了1911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冲突中，飞机首次被用于战场。紧接着，在1911年至1912年这段时间里，法国、比利时、德国、俄罗斯、英国等国的飞行员们纷纷携带飞机来到中国，进行飞行展示。这种被传闻可以投掷炸弹的新型飞行器，激起了北洋政府的极大兴趣。1913年，袁世凯同意引进了来自法国的十二架高德隆G3型双翼战斗机，同时，他在南苑设立了航空训练机构，致力于飞行员与机师的培育。画面中，一位外籍女性手持奖杯，似乎是在为一位刚刚完成飞行特技的飞行员准备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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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女学生草坪合影
在北洋政府时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革新理念得到了切实的展现。在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初、中、高各级教育机构的标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入学人数也相应增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开始受到重视。1920年，北京大学率先开始招收女生，紧随其后，南京高师也开启了招收女生的先河。此外，一些进步的中学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制度，甚至实现了同班就读。照片里，十四名女学生身着相同的服饰，紧握着各自的毕业证书，神采飞扬，呈现出一幅与传统中式女性形象大相径庭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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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日本女性
自第二次鸦片战事落幕，外国使节得以于京城设立外交机构，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变后，各国亦被允许在京津地区驻扎军队。伴随着过去数十年间沿海口岸城市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尤其在东部的大都市中，外籍人士已不再罕见。居民们渐渐习以为常，于街头巷尾偶遇数位外籍人士。此刻，四位手持洋伞的日本女性，在北京的街道上悠然漫步，显得格外从容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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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孩子的满族妇女
照片中展示的女子身着典型的满族女性服饰，头戴旗头，身着及地旗袍，身披坎肩，脚踩绣有花卉图案的平底花盆底鞋，鞋跟并不高。这种装束，尤其是其头饰，在众多以清代为时代背景的影视作品中颇为常见。自清中期以来，满族与汉族在服饰方面相互影响，借鉴。到了民国时期，流行的旗袍与长袍马褂，均源自于传统的满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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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街头的骡轿
骡轿，这一独特的交通工具，源自我国北方，其设计巧妙地将轿子的前后横杠延长，并将它们分别固定在两头骡子的背上。这样的设计既保留了马车的宽敞空间，又充分发挥了骡马卓越的耐力。对于蜿蜒崎岖的山路而言，骡轿无疑是最佳选择。因此，在长途旅行中，尤其是前往关外的旅程，骡轿常常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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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馆内的玩鹰人
老北京人拥有众多娱乐方式，其中一项颇为酷炫的活动便是玩鹰。追溯这种娱乐活动的起源，它始于清朝入关之后，旨在防止八旗子弟荒废骑射技艺，为此而设立了木兰秋围。驯鹰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辅助狩猎。在内务府之下，设有专门负责这一职责的部门，名为养鹰鹞处。
皇家饲养鹰隼，随后这种风气逐渐蔓延至民间，使得八旗后裔也逐渐放弃了骑射技艺，驯鹰活动因而转变为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在照片里，这几位玩鹰的青年，从他们的装扮和神态来看，在当时应该也是颇为时髦的。然而，到了20年代之后，旗人的日子越发艰难，热衷于玩鹰的人也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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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馆内的青楼女子
在1949年之前，我国娼妓业是合法存在的。自民国时期起，随着社会舆论和各类团体的推动，北洋政府内务部曾制定过限制娼妓的相关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效执行。从照片中可见，三位姑娘年纪轻轻，而民国时期最为知名的青楼女子小凤仙，在与蔡锷相识时年仅十六岁，估计照片中的女子们与她年龄相仿。她们在音乐方面造诣颇深，甚至能吟诵诗作、挥毫泼墨，而且她们往往是女性时尚潮流的引领者。例如，女性最早到照相馆拍摄肖像的便是她们，她们此举既有吸引顾客的意图，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行为也可谓是开创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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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苦人家的孩子
夏日炎炎，或许是家境贫寒，街头游荡的孩童们大多裸露着上身。自民国以来，在多方推动下，平民教育取得了显著进步，各地纷纷兴起兴学热潮。然而，无力踏入学堂的贫困孩童依旧为数不少。因缺乏教育，他们只能以狭隘的视角审视世界。面对镜头，他们显得有些呆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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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剃头师傅的手艺
清朝统治时期，强制所有男性剃掉大部分头发，仅保留脑后一小撮如鼠尾般细的头发，称之为“金钱鼠尾式”，以此作为归顺的标志。若不遵从，则面临“留发不留头”的威胁。因此，在清代，从事剃头行业与头部紧密相连。传统的剃头师傅需精通十六项技艺，包括梳发、剃头、刮脸等，此外还涵盖掏耳、清眼、染发、按摩、正骨等技能。民国时期，辫子被视为一种羞耻和不洁净的标志，因此被强制剪去，男性们不再留长发，然而剃头匠的各项技艺依旧派得上用场。在照片里，这位师傅正专注地为顾客刮去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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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左一区泼水的工人
民国时期，政府推崇新的生活方式，倡导民众注重个人卫生，同时致力于改善主要街道的卫生状况。北京因大风和遍地黄土而著称，为减少扬尘，政府特地安排专人每日对街道进行洒水作业。画面中，两位“环卫工作者”正在执行洒水任务。他们头戴宽边帽，从他们的制服上可以看出，他们是内城左一区的成员，这一区划是民国时期对北京城的划分，内城左一区大致对应现在的王府井、南池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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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的农民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几位农民身负着容量巨大的背篓，朝着正阳门瓮城东闸楼的方向缓缓前行。此次进城，他们似乎收获颇丰，每个人的背篓都装得满满当当。在墙根处，一位满族妇女怀抱孩子正准备进城，同时，一位年轻的车夫推着空车急匆匆地驶向城里。而那位近在眼前的大叔，他的辫子依旧保留着，让人不禁猜想，这或许是对往昔的怀念，亦或是由于对时局变化的观察不够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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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的驼队
在那个公路尚未崭露头角、铁路尚在初创时期的年代，骆驼仍旧是中国北方进行长途运输的关键工具。众多驼队穿梭于北京与关外地区、蒙古大草原乃至更广阔的亚洲内陆，维系着繁盛的贸易往来。如同南方运河对北京的重要性，这些驼队同样构成了北京经济生命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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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轮车和黄包车
独轮车作为运输工具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它常被用于搬运货物，而在一些特定地区，诸如19世纪的上海，它还充当了载客的出租车。图中这辆独轮车上装满了白萝卜，或许正准备被送至某户人家。白萝卜是北方居民冬季常备的蔬菜，他们会在气温下降前大量储备。街道上，黄包车穿梭往复，这种成本较低的出行方式自清末以来在大都市中广受欢迎，然而到了50年代，它逐渐被更为省力且速度更快的三轮车所替代。
北洋政府内务部曾颁布法规，明确指出未满十八岁及年满五十岁的人士不得从事人力车夫的职业。尽管如此，由于生计所迫，仍有不少未满十八岁的年轻人投身于这一行业。胡适为此创作了一首题为《人力车夫》的短诗。五四运动后，一些青年人倡导不乘坐黄包车，将其视为“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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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里的农民
为了推动农业的进步，北洋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并建立了相关机构，旨在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同时开设了特定学科以培育农业领域的专业人才。然而，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尽管农业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照片中所见的、延续数千年的传统耕作方式依旧在滋养着那些乐观且知足的中国民众，直至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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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耕作方式
这种方式依赖个人体重来翻耕土地，其历史可能追溯至千年之前。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农民辛勤劳作一年，平均产量仅为一千四百公斤。若以全国总产量来衡量，仅能在勉强维持全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略有富余。缺乏多余的财富用于生产投资，正是昔日我国农民乃至以农业为基础的整个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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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秸秆的农民
稻谷去壳后的秸秆，在农村地区有多种用途，诸如铺设屋顶、饲养牲畜、作为燃料，甚至可以与泥土混合用来砌墙，功能十分丰富。在照片里，那位农民身着宽松的短裤，外套随意搭在身旁，他满意地挑着两捆秸秆，这是在收获粮食之后的又一喜悦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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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兴木场的锯木工人
18世纪，欧洲已步入蒸汽时代，而19世纪末，当西方人士抵达中国时，他们对中国锯木工的操作方式感到十分惊奇。事实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这种将木材一端支撑，进行上下拉锯的锯木技术依然广泛存在。在这张照片里，义兴木厂的两位工人正手持一把高过身躯的巨锯，一上一下地锯着长木。上方那位工人以及旁边提着鸟笼的年轻人，他们的发辫依然盘在头上。辛亥革命虽已过去不久，但仍有不少人的辫子尚未被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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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从矿井中拖煤
1914年3月，北洋政府发布了《矿业条例》，明文规定地下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地面业主不得擅自定价，以免妨碍矿业的开采。此外，该条例还下调了矿区税和矿产税，旨在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矿业，并且开放了矿业权给外国人。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外国监工站在矿坑外，而一名矿工正从狭窄的矿洞中拖出一车煤炭，洞口处设有秤砣，工钱是根据每次煤炭的重量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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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尿的小女孩
自民国时期起，我国便开始重视卫生教育，然而，无论是五四运动后对“新生活”理念的推广，抑或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成效均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限制，中国农村地区粪污横流的状况，常常令那些手持相机游历我国的国外人士感到困扰。因此，即便是无人照料的孩童，也往往成了记录下这一负面现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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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的童年
孩子们年纪尚幼，常光着身子，于酷暑之中，辛勤的家长们对此习以为常。然而，从这些孩子身上的晒斑可以判断，左侧两位年纪较小的女孩平日里仅着肚兜，而右侧那三位皮肤黝黑如泥炭的男孩，若以他们身后短暂日光和近旁的小河为依据，似乎是在炎炎夏日里整日嬉戏于水中的痕迹。
这明显是一张经过精心布置拍摄的照片。当时的我国确实非常贫困，然而，正因为那是古老的中国，即便是在偏远的农村，也有人知晓“羞耻之心，是义之萌芽”，光着身子在房屋前后嬉戏玩耍尚可接受，但男孩女孩一同裸露身体出现在外人面前并非常见。
摘自：理想国（lixiangguo2013），图文源自《北洋岁月》，由秦风老照片馆编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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