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标志着文学革新的浪潮，它是一场旨在复兴儒学思想的文化盛事。这场运动的发起者，韩愈与柳宗元，不仅被誉为文学巨匠，更以其卓越的思辨能力著称。他们不仅继承并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更成为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在他们发起古文运动之际，所展现出的文化精神，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学思想，对现代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古文运动所倡导的理念，源于儒家思想，具体体现在孔孟的学说、意志、情操以及精神层面。韩愈提出“修饰言辞以彰显道理”，柳宗元强调“文章用以阐明道理”，欧阳修则认为“道理高明，文章自然流畅”，他们均对“道”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这一特点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在先秦时期，儒家对“道”的重视程度尤为显著。孔子曾言：“若能于朝中领悟道理，即便夕时离世，亦无遗憾。”《论语•里仁》中提到：“士若立志追求道德，却以粗衣劣食为耻，那他尚不足以参与深层次的讨论。”这句话揭示了儒家的一种核心理念，即对个人精神境界的看重。儒家学派认为，人世间有诸多事务需要我们去完成，然而，人生中存在着一种深层的、具有根本性的价值，拥有了这种价值，我们才能在各项事务中表现出色。这种内在的根本因素，便是所谓的“道”。儒家的“道”这一概念，若简而言之，对外体现为一种追求仁政的理想社会政治模式；而向内则强调仁爱之心的个人品格与精神。具体而言，这既体现了一种坚定不移的意志，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一种即便面对千万人也能坚定前行的勇气，一种能够阻挡百川东流、挽救即将倾覆狂澜的豪迈气魄，同时，它还蕴含着一种仁爱之情，一种对同胞及自然界中所有生物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以及对“先为天下的忧患而忧虑，后为天下的乐事而欢欣”的崇高情怀。这就是表明，我国古代儒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首要任务是塑造人们的仁爱之心。孔子思想中，“仁”占据核心地位，《论语》中提及“仁”字高达105次。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唐代学者韩愈在《原道》中阐述道：“博爱即为仁”，“仁”是一种深沉的情感，拥有仁德之人，内心善良、温和、易于感动，且懂得感恩，同时怀揣着宽广的同情心。这并不意味着仁者等同于“弱者”，因为“仁”同样赋予人力量。常言道，“仁者无敌”。或许可以这样讲，我国古代儒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使得原本柔弱的人变得更加柔弱，而原本刚强的人则更为刚强。他们内心温柔，无法忍受民众的疾苦，但同时也展现出“威武不屈”的坚韧意志和独立的人格魅力。
儒家对道极为推崇，然而，他们亦深信，对道的探求、人格的塑造以及思想境界的升华，并非仅仅依靠传授就能实现，而必须经历一个培育的过程。《中庸》这部儒家经典便着重强调了“育”的重要性，其中提到“万物育焉”，还说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里的“育”指的是内在生命的自我成长。教育者的职责并非直接向人们灌输既定的观念，而是创造有利于其思想与精神成长的环境。在韩愈的著名文论作品《答李翊书》中，他对此有极为精辟的论述。韩愈极其看重“道”，即人的道德修养，并认为提升道德修养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他主张，应当“培植其根本，等待果实成熟，增添其养分，期待光芒显现。根深蒂固者，果实自然丰硕；养分充足者，光芒自然璀璨”。今天的道德教育以及思想教育，从中我们获得了深刻的启示。思想教育是一项根本性的教育，若过于追求短期成效，往往难以取得显著成果。
“古文运动”的推动者们还强调了对“古”之价值的推崇。在韩愈对友人的评价中，“古”字往往代表着赞誉和钦佩，比如在评价孟郊时，他赞誉道：“您的才华横溢，气质高洁，遵循古人之道，身处当今之世”，“虽然世人浑浑噩噩，但您的心却追随古人，不懈追求”。（出自《与孟东野书》）而在自述自己的志向时，韩愈提到：“我的事业就是读书作文，歌颂尧舜的道德。”在《上宰相书》中，他提及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表示：“起初专心致志于研习，若非古人的教诲，便无法倾注心神。曾探求前贤的卓越足迹，超越孤立的思考，深入探寻。”（《复志赋》）“即便古人已逝，他们的言论仍存于书籍之中。翻开书卷，阅读并沉思，仿佛千回百转，与古人心灵相约。”（《出门》）柳宗元亦极为看重“古”之价值。他自称：“我自幼便以文字为业，曾热衷于研究古人的事迹。”（《上河阳乌尚书重允欲献文启》）他在世俗之外弘扬高尚的道义，在古代先贤的智慧中展现宽广的胸怀。（《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在赞美他人时，他亦言：“您的行为厚重，言辞深邃，凡所作之文，无不洋溢着古人的风范，即使我敢自诩为您的老师，又怎能增添其美呢？”（《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欧阳修亦是如此。赞美友人石曼卿之际，言辞间便提及：“石曼卿自幼便以豪气自许，于读书时并不拘泥于章句之学，独独倾心于古人的非凡节操与卓越事迹，对世俗琐屑之事不屑一顾，那些不足以触动其心志。”（《石曼卿墓表》）对“古”的推崇，实则是对历史教育的重视。这一点，正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春秋时代，孔子整理了《诗经》、《尚书》、《周礼》、《乐经》、《易经》以及《春秋》等经典，用作教学材料，这些经典又被称为“六经”，其教育内容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因此六经的教育实质上就是历史教育。
高度评价历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这无疑是一种极具远见的做法。毕竟，历史是我们根源的见证，也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对于个人来说，历史代表着对现实的超越。通过研究古代，我们可以超越现实。历史是前人和今人更迭的轨迹，学习历史，实际上就是与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进行对话。即便与原作者相隔千里万里，也能如同夜晚畅谈，促膝长谈。进一步，它能够跨越现在，与未来和过去相融合，从而步入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的崇高境界。深入研读历史，其核心价值在于摆脱平庸。平庸，这种消极而功利的生活态度，往往导致对外部世界精彩瞬间的忽视，而历史却能帮助我们恢复这种洞察力。正如宋代士人黄山谷所言：“若人心中长时间不汲取古今的滋养，便会充满世俗之气。照镜自照，会觉得自己的面目可憎，与人对谈时也显得言辞乏味。”在他眼中，“以古今交融”之理念，能够助人超越平凡。此观点蕴含着深奥的哲理。人生在世，难免怀揣着征服与占有的欲望。然而，回顾往昔，却无任何实体可供占有，无任何事物可被征服，这属于超越功利的范畴。历史长河中，无数智慧与美好，与愚昧与丑陋并存，共同呈现在后人的面前。因此，人们不仅应坚定地追求未来，亦需远眺过去，回顾历史，这能够拓宽我们的胸襟，赋予我们高远旷达的情怀。钱穆曾感慨万分：“现今我国的中学毕业生，他们竟然缺乏阅读本国古籍的能力。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毫无文化传承的国度。他们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近数十年的思想与事物。他们的情感如何能够深沉？意志如何能够超越？趣味如何能够丰富？胸襟如何能够开阔？这样的教育，大都是着眼于当下，而非着眼于文化的传承。”钱穆在《文化与教育》一书中指出，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前，受到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人们对于现实过分关注。然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思想家和文学巨匠对“古”的重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剂清醒的良药。
古文运动的巅峰之作，无疑体现在文学领域。唐代及宋代古文家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文学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的“文”与现今所谓的“散文”并不完全相同。在现代文学理论中，“散文”这一概念源自西方，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为文学体裁，然而，它在这些文体中显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中国古代的“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其文辞常常显得格外优美、简洁，并且极富表现力。因此，在基础语文教育阶段乃至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中，它都占据着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首先，通过学习古文，人们能够有效提升自己的文字功底。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言，20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巨匠们对古代汉语及我国古代文化了如指掌，他们拥有坚实、全面、深厚的文言功底。他们的文笔纯净、精炼、典雅、古朴，能够熟练、自如地从古诗文之中挑选出极具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形象地表达情感，仅用数语，便能将意境传达得淋漓尽致。此外，古文还蕴含着极为丰富、多角度的历史文化知识。古代卓越的著作，其创作源于对“义理、考据、辞章”的遵循，这三者不仅涵盖了文章的内涵、素材与文风，实则也涉猎了哲学、历史与文学的领域。以《古文观止》为例，尽管它只是当时人们研习古文的基础教材。它同样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金克木曾如此赞誉：“通过阅读《古文观止》，我们能了解历史，洞察哲学，感知文体的发展变化，领悟人情世故，认识中国的宗教和人文精神，几乎可以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此外，中国古代散文常常运用比喻手法来传达思想，这对培养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大有裨益。心理学研究表明，通过比喻和类比的方法，能够揭示看似无关事物或观念之间的相似点，从而开拓新的思考路径，使得人们能够对问题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这种比喻和类比思维的能力，对于创造性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古代中国文章常常运用这种手法进行论述，因此，研读我国古代经典著作，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创新能力。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对此颇有感触，他指出：“若阅读古代的哲学著作，诸如古希腊或中国的经典，会发现其中大量运用了‘比喻’、‘寓言’等手法。实际上，古代的思想家并不仅仅通过比喻或寓言来向人们传授深奥的哲理，我想他们自己大多数时候，或许也是借助这类类比来形成独到见解的。”” 而他也是通过这种学习提高了自己的创造力。
古文运动虽历经千年时光，但其影响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消逝。作为我国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至今仍对当下的文化教育领域发挥着多方面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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