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衰弱的原因竟是这俩？你知道吗

钱冬父先生，原名钱伯诚，生于1922年，针对唐代古文运动后期逐渐式微的现象，提出了两个关键因素。他指出，自韩愈、柳宗元之后，古文运动的传承者分道扬镳，分别朝向了两个不同的路径。

钱冬父先生

第一个方向在于将古文转化为传播和探讨儒家孔子、孟子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二个方向则过分强调了古文运动中推崇的重视文学技巧，即所谓的“创新”理念，致力于追求独特与奇异。

这两点显然是从文学演进的视角出发提出的。关于第一个方面，李翱的文言文创作虽未提出新颖的理论和内容，然而《复性书》对宋代儒学家的启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韩愈和柳宗元之后的传人，虽然有些人因追求“创新”而导致古文变得生僻而晦涩难懂，崇尚奇特与怪异，然而在晚唐时期，皮日休、陆龟蒙、孙樵等文人还是推动了讽刺小品文的发展，这一点不容忽视。我们也不能断言他们完全脱离了民众的需求。

《药山李翱问答图》

作者认为，唐代古文运动的衰落，除了钱冬父所提及的两大因素，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士人们在面对晚唐的衰败之势时，热衷于寻求切实可行的救世之策，文学理论方面多借鉴韩愈、柳宗元的观点，而文学作品却难以超越韩愈、柳宗元的成就。这场以革新文学为宗旨的运动，注定要黯然退场。然而，由于孟子和晚唐都面临着相似的时代问题，且《孟子》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阅读《孟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崇尚韩愈的人也不在少数，反而使得孟子成为了晚唐的新星。

唐朝在历经近三百年的统治（公元618年至907年）后宣告结束，随后相继出现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公元907年至960年），这些朝代的统治时间都极为短暂，而在这期间，孟学理论的发展并未取得显著成就。在《石经考》一书中，作者提到了这样一段记载：成都的伪蜀国君主孟昶曾下令宰相母昭裔将《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左传》这十部经典刻在石碑上，并指派张德钊负责书写。这些石碑数量众多，总计达到数千块，全部依照太和年间旧有的版本进行刻制。整个过程历时八年才得以完成。此后，宋朝的田某和元朝的某人又对《公羊》、《谷梁》两部传文进行了补充刻制。总计十二经，且《孟子》并不在其列。

《石经考》

《石经考》在文末提及：田元均在皇佑年间对《公羊传》和《谷梁传》进行了补刻，从而使得十二经得以完整。然而，直到宣和年间，席升献再次刻印《孟子》，这才使得《孟子》得以跻身经部。因此，关于《孟子》是否被正式升格为经，其过程应当是在北宋宣和年间才得以最终完成。

在宋代，对孟子推崇备至的，首推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生于1021年，卒于1086年），《宋史》中的《选举志》亦有所记载。

自那时起，《孟子》几乎成为了必考内容，在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年），宋神宗将孟轲尊为邹国公，紧接着，在第二年，他又将孟轲的牌位供奉在文宣王旁边，并将荀况、扬雄、韩愈封为伯爵，同时，他们也被纳入了祭祀的行列。南宋的朱熹更进一步，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从此，汉唐时期的“五经”时代便过渡到了“四书”的时代。在学术思想领域，对“五经”的研究逐渐转向了对“四书”的重视，这一转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啖助、赵匡等学者对传统经学提出了挑战。他们不认同传统的章句义疏，展现出一种追求儒经核心思想的崭新儒学精神。

到了北宋中期，学术研究逐渐从传统的章句之学转向了对经典的质疑与修改。这一转变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促使他们提出新的解释和创立新的理论。在此背景下，研究儒经大义的义理之学开始盛行。他们对道学、心性等领域的探讨日益激烈，纷纷选取“四书”作为理学依据的经典解释文本，这已成为义理之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宋时期书院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孟子思想的传播，再加上朱熹的积极推广，"五经"向"四书"的转变，这一变化在学府教育和科举考试中得到了直接体现。

李觏雕像

观察科举考试的历史，孟子的地位显著上升，这一点尤为恰当。在《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中，李觏（生于1009年，卒于1059年）曾言：“不读孟子……终究难以金榜题名。”若欲查阅此语原文，可参阅《四朝闻见录》。

李觏因未研读《孟子》而未能高中，然而他除了《孟子》之外，还广泛涉猎各类书籍。他声称即便未曾阅读，也定是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理解，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反对基础。更有甚者，他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甚至放弃了做官的机会。这在古代那些追求仕途的读书人中，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关于这段事迹的争议尚存，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对宋代科举考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唐代和宋代的古文运动均起源于时代的艰难困境，二者既一脉相承，又各自有所创新。黄俊杰指出，相较于五代十国时期，宋代儒者面临的历史背景，乃是一个皇权极度强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政治现实表现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宰相权力衰落，君主将臣子视为犬马，尊崇君王的呼声充斥于世。

然而，他们深入反思和研究的领域是孟子的政治理念，他们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实现民众温饱的仁政，这种以德行仁的王道精神源自“不忍人之心”，即“不忍仁之政”。受宋代政治形态的影响，儒学致力于将理论应用于实际，何寄澎先生指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国家形势严峻的自我认知，二是对佛教盛行的抵制。

孟子画像

在两个关键的历史背景之下，唐代与宋代的孟学兴起呈现出相似性，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宋代古文运动对唐代古文运动的传承关系。孟子学的兴盛，其背后原因包括道统论的倡导、对异端的批判、对心性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王霸之道的辩论。若要全面理解唐代古文运动中孟学发展对宋代《孟子》提升为经书的贡献，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是不可或缺的。

北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学者们，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诸如柳开、张景、王偊偁、石介等先驱人物，以及后来的范仲淹、苏轼、王安石等人，都对韩愈和柳宗元推崇备至，并且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继承。在苏轼的《居士集叙》中，他对欧阳修给予了高度评价：

欧阳修的学问不仅直接继承了孔子的教诲和孟子的学说，更是堪称宋代韩愈的化身。在宋代，对韩愈言论的推崇十分盛行，穆修（979-1032年）更是对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进行了整理，为这两位文人的作品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因此，韩愈所倡导的道统观念以及他对孟子尊崇的言论，对宋代孟学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宋代学者不仅沿袭了韩愈的道统理论，而且对韩愈作为道统继承者给予了高度评价。

韩愈被直接纳入儒家的传承体系，若非唐代韩愈对孟子思想的推崇与复兴儒学的贡献，孟子的学说在宋代难以被提升至经学的地位。在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紧密相连，韩愈所倡导的道统论以及柳宗元提出的“文以明道”观点，在北宋的古文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柳开与合文道被视为一体，欧阳修亦明确强调了对思想内容的极大重视，因此，在范仲淹的《尹师鲁河南集序》中，对古文运动从韩愈至欧阳修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并感慨道：“由此，天下之文风一变，其对道之贡献，实为深远！”此所谓“道”，正是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阐述的儒家之道，其源远流长，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纵然在古文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对于文与道之间关系的阐释存在些许差异，但终究未曾偏离以“道”为核心的宗旨。

韩愈画像

再者，唐代道教中“内丹说”逐渐兴盛，其从原本的金石之术转变为养心炼气的学说，理论内容日益繁复；佛教禅宗亦盛极一时，展现出融合各家之长的趋势；与此同时，儒家学者们开始反思佛教，力图复兴儒学。这三种潮流相互交织碰撞，最终催生了北宋儒学的崛起。石介、孙复（生于992年，卒于1057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卒于1072年）均成为反对佛教和时文的重要人物。

王安石对佛教与道教学说持有一定的兴趣，而其他学者普遍自认为是正统的代表，将批判佛教与道教的异端学说视为自己的使命。刘复生先生（1949-）指出，在佛教宗派内部对法统传承的重视影响下，韩愈提出了与佛教和道家相抗衡的儒家道统观念。尽管这一观念被北宋的新儒学，尤其是理学家所普遍接受，但单纯以明道或修礼为基础，并不能彻底击败佛教和道家的“异端”思想。因此，寻求“理”之深奥的学者纷纷涌现，诸如周敦颐对心性义理的深入阐释、二程对圣人内涵的极致挖掘等，这些成就共同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复兴。

宋代理学与心学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孕育出了独特的理学与心学体系。这一体系摒弃了唐代“疏不破注”的教条束缚，开创了与汉学不同的研究路径。二程、张载、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新儒学家，对心性论这一议题充满热情。他们以孟子的心性论为基石，吸纳了佛学的心性观点，并通过自我确证的手段，提升了主体的地位。

理学家无论是采纳儒家学说还是借鉴佛教精髓，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丰富和拓展孔孟的思想体系，让这一体系更加辉煌。他们的思想出发点，与韩愈、李翱并无二致。韩愈和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旨在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德传统，推崇仁义道德，扶持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相抗衡，通过融合儒佛两家思想最终回归儒家，这样的方法推动了儒学在宋代的重振，开启了复兴儒学的先河。

观察一般思想演进的脉络，某种观念的诞生往往在先，随后才有了用以表达该观念的专有名词。观念与专有名词的生成，实际上是对现实事实进行理论阐释的过程。从具体事实提炼出观念，再从观念演变为名词，这一过程往往需要经历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因此，先秦时期的孟子思想，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充分的拓展，这主要得益于学术的进步需要依托于成熟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多方面条件，从而使得其能够在传统儒家的基础上，向理性哲学的方向迈进。若非前朝对孟学发展的深厚积累，宋代孟学的发展便无法达到如此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唐宋古文运动》

《石经考》

《四库全书珍本》

《宋史》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

《四朝闻见录》

《孟学思想史论》

《北宋的古文运动》

《论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

《苏东坡全集》

《全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