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又出了个类似的案子。一个私塾先生，上课上到一半，起身到室外僻静处小解，偶一抬头，却见对面楼上有一少女倚窗眺望，塾师不禁对那位少女笑了笑，那少女脸色大变，马上关了窗。私塾先生小解完毕，像没事一样回到课堂。没过多久，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说是对面有一少女上吊身亡。私塾先生一听，不由得拍桌惊呼：“哎呀!今天错了。”教室里恰好有一学生是少女的弟弟，急忙回家探视。女儿死得莫名其妙，父母百思不得其解，一听儿子说起私塾先生的异常举动，觉得大为可疑，立马报官。私塾先生被捉到官府里去，判了个“绞监候”。案子到了刑部，还是上次那个司员，坚持“虽无实事，其心可诛”，最后拟为“情实”，又送掉一条性命。
读了这两则故事，那些有“性骚扰”癖好的大概要暗自庆幸——真是赶上了好时候，不然，多少脑袋都是不够砍的。“刀笔杀人”的厉害可见一斑。但我们不禁要问，那个刑部司员为何道德感如此强烈，对可杀可不杀的嫌犯非得杀而后快呢
其实，与其说那个刑部司员心太狠，倒不如说当时的法律太严酷。在现代根本构不成犯罪的行为，在那时却要问成死罪，法律严酷至此，原因何在?案子发生在晚清，但根子却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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