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字君石，陕州夏县宿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旧称苏水先生。 他是一个机智的男孩，七岁时因救朋友而名扬北京和洛阳。 他是编纂巨著《资治通鉴》的历史学家，也是北宋四朝的重臣。 他一生刚正不阿，忠于国家。 他“孝顺朋友，忠诚恭敬，节俭正直，居所守法，行为有礼”。 这就是对他高度评价的《宋史》。 他也成为后人心目中学者、医生的理想形象。 。
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 让我们重温他的故事，从中汲取精神食粮。
“论大众道德，至于感动人心，感动世界，何等磅礴”
苏轼在《司马文公史》中评价司马光：“论公德，至于感动人心，感动天下，是何等雄伟。”
司马光出生于真宗天熙三年（公元1019年）。 当时，其父司马炽在广州担任光山县令，故名“光”。 司马光家族世代为官，其父司马炽后来曾任兵部郎中，侍候于天章阁。 司马光受家族影响，为人忠诚、真诚。
据宋少波《闻见录》记载，司马光五岁时，有人送来一些青核桃。 他和他的妹妹想吃它们，但他们无法剥皮。 姐姐走后，佣人们用热水烫了绿皮。 过了一会儿，姐姐回来了，问他是谁想出的办法。 司马光勇敢地说是他自己。 事情的经过恰好被他父亲看到了，他严厉斥责了司马光。 严厉的批评给年轻的司马光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广子不敢谗言”。
司马光以“君师”作为自己的品格，或许只是为了提醒自己凡事要“真实”。 后来，有弟子请他传授修身之道。 ”司马光说：“真是诚恳啊！我一生都修行，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当时任并州刺史、河东路经略调和者的庞籍与司马光的父亲司马炽是好友。 庞籍经常去司马光家里拜访，与司马光有很多接触。 庞籍是一个目光敏锐的人。 他看到司马光的品格和才华，就聘请他为并州刺史。 林州曲野河西有许多良田，西夏人侵占了这片土地，成了河东的大问题。 司马光建议修建两座城堡来控制西夏人，并招募人们耕种。 如果务农的人多了，收购的粮食价格就会更低，河东高价收购的粮食长途运输的后顾之忧也能逐渐解除。 庞籍采纳了他的建议。 林州守将郭恩虽然勇猛但轻敌。 他连夜带兵渡河筑城，却没有设防。 结果被西夏军包围歼灭。 庞籍对这件事承担了全部责任，因此被定罪并辞职，而司马光却活了下来。 事后，司马光向皇帝三言，表示郭恩的垮台是自己的过错，庞籍戍边不忠，“过分听臣之言，故有此事”。 ，并且他愿意承担主要责任。 但法院没有回复。 庞籍去世后，司马光视家人如己出。
司马光与政敌王安石的交往更能体现他的真诚和真实。 两人一保守，一激进，但都一心为国，只因政见不同而成为“对手”。 有人建议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但司马光拒绝了：王安石没有私心。 司马光还曾三度写信给王安石，劝告王安石不要“心太硬，太自信”，从而“尽朋友之义”。 司马光曰：“光与介父之利不同，而大回报相同。”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 噩耗传来，司马光悲痛万分。 他担心王安石会受到小人的轻视和诽谤，于是立即患病写书，告诉他的右臣吕公：“介父的著作是正义的，他有许多非凡的事情……不幸的是，介父去世了。” ，复者必诽谤数百人。” 端，光意为朝廷应多赐厚礼，以振轻气。”根据司马光的建议，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淡然的东西没有什么好，学习的东西就没有学不到的。”
司马光出身于官宦家庭，但其父亲司马炽的廉洁节俭对他影响深远。 他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可成名立业，奢则堕落自毁”。 司马光在《巡检食康》中说：“我出身汉族，世代相传，生性不喜奢靡，为乳母，长辈给我穿金、银，还有漂亮的衣服，但我常常羞愧地把它们扔掉。” ”
司马光无论早年为地方官，还是后来担任高官，始终是“食不敢有荤，衣不敢有真丝”。 宋仁宗深知司马光一生的艰辛，临终前留下遗嘱，奖励像司马光这样有功绩的一批大臣。 司马光率同僚上书三遍，劝诫道：“国家尚有大患，内忧外困，莫效干行旧事。若必须赐礼赏赐，应让大臣们把他们收到的钱捐出来帮助修建山墓。” 但一连几次都没有得到批准，最后他把朝廷的赏赐分成两半，一半作为办公费用，另一半作为贫困亲友的补贴，但自己却没有得到一分钱。
当他住在洛阳时，他的好友范震来看望他。 当他走进屋子时，他看到四墙上除了书什么也没有。 床上的被褥已经破旧不堪，让人感觉寒酸。 范震深感司马光太穷了。 回到徐州后，他让妻子做了一床新被子，托人送给司马光。 司马光非常感动，在被头上工整地写下了：此被是好友范镇赠送的。 。 并一直使用到他去世。
司马光当官几十年，在洛阳只有三公顷土地。 妻子去世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只好典当薄田，将她安葬在棺材里。 司马光临终时，宰相家里很穷，枕边只有一卷《庸书》。
不擅长事的司马光“学如饥渴嗜食”。 南宋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记载了他刻苦读书的故事：“司马文公年轻时，问问题不如人。他群居而教，众兄弟已诵完而歇；他独编，能诵两遍而止。” 司马光的学习方法也被留下：“背书不能不背，无论是在马背上，还是在夜间起床时，诵其文，思其义，必有收获。”
自幼痴迷史书的司马光尤其喜欢《左传》。 《司马光传》曾记载他童年读书的片段：“七岁，威风如大人，闻《左氏春秋》，爱上之。”退休教家人，砍断大指，自然放不下。读书，不知饥渴冷热。
司马光在洛阳都源编撰《资治通鉴》时，让工匠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建了一个地下室作为书写场所，美其名曰“土室”。 地下室冬暖夏凉，无人打扰。 当时大臣王恭臣也住在洛阳。 他的住所十分豪华，中厅三层，最顶层称为“朝天阁”。 相比之下，洛阳人戏称：“王家在天，司马在地”。 ” 邵雍告诉富弼洛阳辛氏说：“附近有一个巢穴，还有一个山洞。
司马光日夜熬夜，怕自己因劳累而睡过头，耽误了成书，就特意让人用原木做了一个枕头。 木枕呈圆形，光滑平整。 稍微一动，头就会僵硬，人就会惊醒，就可以继续伏案写字了。 后人称这种枕头为“警枕”。 据说，仅《资治通鉴》一稿，就占满了两间房子。
司马光的著作除《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居要礼》80卷、《济古录》20卷、《历朝吏治表》6卷。 此外，他对文学、书法、经学、哲学甚至医学都有研究和著述，留下了《迁墟》、《宿水志》、《司马文正公文集》、《翰林诗》、《古代文献注》、《医学》等。问题”等。
《宋史·司马光列传》说司马光“对事物无兴趣，而对学问无所不知”。
“大忠大义，充天地，超古今”。
司马光20岁进入官场，历任县令、州令等地方官员，更多的是在北京担任朝廷官员，并在多个部门担任要职。 司马光还是一位历史学家，纵观古今，对治国方略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为人正直，勇于坚持原则，敢于弹劾、批评权臣。 公元1061年，皇帝下旨，将司马光迁至“住宅与同治建院”，为司马光建言献策提供了平台。 他写诗抒发自己的志向：“恩大如宇宙，身轻如草木，秩序如何能成？” 明王，你看看你的命吧。”
司马光经常写信阐述他的治国观点和治国哲学。 宋代的科举制度基本继承了唐制度，注重赋的优劣。 司马光认为辞赋是文人的事，为官应德才兼备。 他在《论选举证》中指出，科举考试的考生应“以德为先”，经济次之，政事次之，艺才次之。 《明经》科目历来考验的是背诵五经、九经的能力，所以一些善于背诵的人往往在高中，而那些有实际治理国家能力的人就会失败。 司马光主张《明经》科目应摆脱《论选式》死记硬背的束缚，多增加一些分析性的问题。 1061年，苏辙在科考答卷上批评皇帝不关心边防，纵容后宫，赐予不合理的赏赐。 胡素等元老认为此人嚣张胆大，对皇帝不敬，不宜录用。 司马光认为，苏辙对政府弊端的直接说明，才是忠臣的本色，是“德”的上人。 仁宗皇帝即将改革长期以来的弊端，同意司马光的观点，于是录取了苏辙。
司马光除了关注皇帝的修身、皇位继承、政治议程等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外，还关注百姓。 他呼吁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 这种关心群众的思想几乎贯穿了他所有的奏折。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赏赐的奢靡之风。 他上书《论宴饮》，恳请皇帝停止宴饮，为百姓着想。 他写有《燕一渣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大臣。 他在《论财富与利润》中指出：当今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农民，因为“农民劳动辛苦，衣食粗糙，还要向政府缴纳各种赋税，承担各种劳动”。收成好的年份，卖掉粮食，供官方剥削，歉收的年份，他们就会流离失所，甚至冻死、饿死。 建议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惠民举措。
王安石变法期间，司马光因政见不同退居洛阳。 他通过编纂历史作品，从历史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教训，“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 可见，司马光写史是他治国的另一种方式。 花了十九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司马光在《晋》中说：“我今人筋骨消瘦，目力昏花，齿少，神识疲惫，我很健忘。” 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本书上了。”
司马光第二次重返朝廷担任宰相后，朝廷非常器重他，他也成为了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 西夏、辽国的使节到了宋朝，都要询问司马光的健康状况。 西夏、辽皇帝也多次告诫边防军：“司马光如今已成为宋朝宰相，切不可挑起边事，以免惹上麻烦。”
司马光更是一心报国，日夜奋战。 很多人见他软弱，就用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来劝他引以为戒。 司马光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不必担心。 他努力工作，死了。 司马光临终前，仍然谈论朝廷和国家的大事。 难怪著名宰相韩琦盛赞司马光“忠义充天地，超古今”。
1086年9月，司马光去世。 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司马康死后穿上平时的衣服，盖上范镇赠送的被子，将灵柩运回家乡，轻安葬。 太后得知司马光去世的消息非常悲伤，她和皇帝立即前去吊唁。 京城民众罢工悼念，有的甚至卖掉衣服去参加祭奠活动。 街道上的叫喊声盖过了车流的声音。 到了下葬的时候，哀悼者们哭得非常真诚，就像是在为亲人哭泣。 朝廷追封司马光太史、文国公，谥文正。 （郑学福）
【“君实”作为自己的字，动天地，如此巍巍】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