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世纪之交，国内文坛出现了“一批”由女性作家开创的“另类文学”，也被称为“另类情感”小说，如卫慧的《上海宝贝》、绵绵的《糖》 ”。 》，都引起了轰动。这些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人物也被称为“新新人类”，也被戏称为杜拉斯的中国学生。那是因为当时卫慧说杜拉斯的《情人》是杜拉斯的《情人》的作品。对她影响最大的，是绵绵把杜拉斯的《情人》作为自己的学习文本，面对这些中国学生和杜拉斯的作品，邓小芒教授有自己独特的评论。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19世纪末文坛声嘶力竭的“坚持住”“坚持住”的呼喊突然变得遥远。 上海作家魏慧和绵绵分别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小说《上海宝贝》。 ”和“糖”。 此前，他们的声音曾引起广泛关注。 1998年，《作家》出版了卫慧的《蝴蝶的叫声》和绵绵的《香港情人》的《20世纪70年代女作家小说专刊》。 他们的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
然而，像魏慧、绵绵这样的作家，却不同于那些天真无邪、散文的作家。 他们的短篇小说必须从他们的长篇小说来回顾； 他们是思想作家，他们不使用现成的材料。 用思想诠释生活，并不是从生活中提炼和发现一些普遍的思想。 相反，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反叛。 他们必须在作品中阐明自己的想法。 当然，她们被称为“女作家”的独特方式，就是情感体验的方式。 他们“用身体思考”。 如此复杂的思想很难在短篇小说中清晰地表达出来。 事实上，只有当他们从短篇小说的朦胧状态扩展到长篇小说时，他们的思想才变得更加清晰。 比如《糖》几乎就是《香港恋人》的扩展版。
《蝴蝶的尖叫》中的卫慧显得不成熟。 人物的行为有点像外国电影和小说中的陈词滥调。 卫慧在沉思着她的故事，在她最热情的肢体动作中，仿佛有一双高高在上的眼睛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急切地问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她喜欢用倒叙的方式，总是先铺垫结局，然后再从头开始，表现出一种平静不介入的态度，似乎给叙述者留下了再思考的空间。
《上海宝贝》应该说是卫慧最成熟的作品。 当然，在语言方面也并非无懈可击。 从细节上看，刻意追求甚至炫耀“上海独特的半殖民地洋泾浜风味”有点做作。 但她是中国少有的一位独立思考的女作家（虽然她用自己的身体思考）。 所谓“为己思考”，是指一种没有前提的思考，不去解释什么，而是从无到有地想出一些东西； 如果结论令人震惊，那么错误不在思考，而在被思考的世界，所以思考永远是真的，思考是世界的救赎。
卫慧宣称：“不要装无辜，不要装酷”，而是“把自己的生活以百分百的原貌推向公众”，进行自由、肆无忌惮的“裸体写作”。 那么什么是“裸体写作”呢？ 有点接近残雪的“自曝”写作。 不同的是，残雪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状态，她的书写体也是哲学性的。 身体本身就具有哲学的透明性； 卫辉写作时的身体本身仍然是物质的。 与思想处于一种不透明且神秘的关系。
确实，卫慧的力量在于她的个人实践。 这不仅意味着她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生活，也意味着她直接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来创作出“突破自身极限”的作品。 “突围表演”，写作无非是对这段创作生活的记录。 但这也是她的缺点。 毕竟个人的经历是狭隘的。 真正优秀作家的领域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可能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身体的物质性被消解、升华为哲学，书写不再是简单的真实的自我。 描绘并不是简单的“将自己的生活以100%的原貌呈现在公众眼前”，而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探索、发现和创造。 它不关心公众的“掌声或扔臭鸡蛋”，更不寻求任何“理想盟友”，而是完全孤独； 但同时又是仁慈的，因为全人类都是作者潜在的“盟友”。 卫辉偶尔也会达到这种状态。 毫不奇怪，这样的体力写作只能让她耗尽有限的个人活力。 她从积极主动、敢于冒险、自我激励，变成了自怜和自恋。
确实，卫慧的作品常常流露出无法控制的自恋和标榜自己的“前卫”形象。 用她最喜欢的话说，她的“臭美”可见一斑。 “我们”、“我们一群人”、“我的朋友”、“这个圈子”……一股势利的腐烂气息弥漫在我的耳中和眼中。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媒体要把卫辉搞得这么臭了。 ，其中一半是她负责的。
卫慧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大，但她的信心还不够。 她用自己的身体来思考，但她常常适应了自己的身体，而失去了自己的思想。 她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但她缺乏探讨这个问题的哲学。 她从王朔、贾平凹、林白、陈染所达到的高度出来，却一不小心摔了回来。 她还年轻，有性格，但在写作上还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人格。 她边写边想：“读过我小说的人应该会爱上我。” 这种心态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我想不出她四十岁以后还能以这样的心态写出什么东西来。 当然，我还是期待她能写出进一步超越自己的作品。
绵绵在很多方面与卫辉相同、相似。 她与卫慧（《糖》、《上海宝贝》）的关系大致相当于陈染、林白（《私生活》、《一个人》）的关系。 “战争”）关系。 他们的写作都是体格化、自传性的，都有一种对过去的笃定和对未来的奔波之感。 然而，他们也因为无法割舍渗透在自己血液中的古典爱情理想而体会到了青春的残酷。 作为女作家，她们都曾说过“下辈子依然是女人”的豪言壮语。 当然，有很多差异，对此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会很有趣。
在小说结尾的后记（《礼物》）中，绵绵曾说：“我残酷的青春让我爱着所有被蹂躏的灵魂，我为此而写。我写到有一天，没有任何感情可以再伤害我。” “我坚信，爱情会因为我的写作而成为可能。”这几句话让我立刻看到了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
但和卫慧一样，绵绵的写作也离不开她自己的身体。 但用自己脆弱的女性身体来写，是多么残酷啊！ 《糖》中的“我”已经远远超出了赛宁的境界。 她完全理解赛宁，因为她来自那里，但赛宁不理解她。 这种超越，这种永远的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我的永恒追求，是绵绵书中最激动人心、最“前卫”、最先锋的东西。 她的写作是对自我确定性的一种永远不确定的追求，这就是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不是一次性的、主观的事情，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是对自己的痛苦探索、对他人的爱以及通过了解他人来了解自己。 对他人的爱，不是毫无保留地取消自己，寄生他人的灵魂。 理解别人并不是把别人当动物一样对待，要求别人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秘密。 这是关于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 两个独立灵魂的自由交换。 没有这种爱，没有这种沟通，人们就无法生活。 所以“写作是我生存的力量，是一种感受的行动，是一种爱”。
和卫辉一样，绵绵也向往“裸体写作”。 但她后来意识到，“以100%的原貌将生活推向公众视野”是不可能的。 作家不是上帝。 绵绵的身体书写也限制了她对彼岸的超越。 如果说卫慧缺乏的是哲学心灵，那么绵绵缺乏的是真正的宗教精神。 走出鬼门关前，她回头，毁掉了她精心策划的一切。 可以使自己永远灭亡。 但她终究发现，人是有灵魂的，而灵魂永远不会安息。 永不休息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些从未做过的事情，即创造“奇迹”。 她笔下的人物并不像有人说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人物”（比如你可以从鲁迅的《忧伤》读到史铁生的《退隐笔记》），但他们确实是一些这些人物正在尝试做一些在中国从未做过的事情。 她无疑是对当代现实生活中这一新型人物的困惑、矛盾、痛苦和彷徨的生动描述。
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作家中，我还没有看到像卫慧和棉棉这样思考人性整体的人。 也许是我的阅读范围太窄了，但是从我读过的内容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作家的差别很大，很多都不是一个水平上的； 而我所说的两人之所以如此不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我想，除了他们共同的生活环境（上海这个大城市）之外，还在于他们都触动了共同的精神脉搏。时代，即超越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走向更高层次的人性自由解放，是一个艰巨的攀登。
（限于篇幅，本文有缩写）
本文摘自《心灵之旅》
《心灵之旅》邓小芒/高高国际着/作家出版社
邓小芒
邓小芒，194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批评家。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邓小芒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 他是中国第一位从德文原文翻译康德的学者。 他的哲学和美学著作在当代学术界和思想界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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