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名誉委员、中华传统文化大师饶宗颐于2月6日凌晨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又名伯彦、固安，又名玄堂，1917年8月出生于广东潮州，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80余年。 饶宗颐治学古今，通达中西。 他在儒家经典、宗教、佛教、文学、诗歌、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历史、目录学等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他在诗词、书法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在绘画、音乐、音乐等领域也有极高的造诣。 他精通六种语言，着有100多种书籍，1000多篇论文，写作超过1000万字。 即使他已经100岁了，他仍然继续写作。 他是深受世界尊敬、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大师。
1949年，饶宗颐来到香港，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任教。 随后，他又到新加坡、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学任教，直至1973年再次返回香港。饶宗颐退休后，足迹遍及台湾海峡、香港、澳门等地。曾赴日本、法国讲学，长期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 2011年当选为西泠印社第七届会长。 2007年，饶宗颐90岁高龄，在香港大学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文联发来贺信，赞扬他不懈努力、学术创新、积极致力于香港与内地、中外文化交流。展现了一个真正爱国爱港的作家艺术家的责任担当。 本报还专程前往香港支持此次活动。
上帝失去了温柔，国家失去了大宝。 饶宗颐先生逝世后，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缅怀和纪念他，表达哀悼和崇高敬意。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批评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振联回忆起当年饶宗颐对他说的话。他接任西泠印社会长：“西泠印社”学会应该承担一个责任，整个中国文化圈应该承担一个责任，就是‘东学西传’。”他认为，在当今中国文化艺术界，饶先生的学术领导力是非常独特的，是艺术的典范。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潘鲁生写道，饶宗颐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顶峰，他的研究以文献学为指导，以语言学为工具，追本溯源，探寻其中的微妙之处，探讨其本源、动机和内在精神。中华文明，形成对中华文化精神全面、系统的观察和阐释。 就民间文学艺术研究而言，其学术层面的文化自觉，融汇中西、古今、文史哲艺的学术视野，以及文化史与艺术的研究方法。精神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萧辉荣回忆说：“龚饶是我最敬爱的一位前辈师友。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认识了饶龚。 1982年春，我结识了周长禄、黄欢先生，并邀请饶先生担任香港大会堂联展顾问。饶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担任顾问，我和饶先生经常来往，每次聚会，也常常有我送他回家，我和他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又是同乡，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我突然听到这个坏消息，我痛苦地感到中华文化的支柱被震碎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回忆，1991年他去香港会见饶宗颐并结识。 其后，1992年至1993年赴香港跟随饶宗颐学习敦煌学。 饶宗颐为人谦虚，每次都寄给我一本写有《新疆正志弟兄》、《新疆尹正志弟兄》等的书，让年轻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 他对我毫无保留，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我不仅经常去他在跑马地的店，如果你在家学习，还有机会进入他在另一层的书房和附近他的专门工作室。”1993年，中国科学院教授王跃川说。曾在北大系编撰大型丛书，并与饶宗颐书信往来，渐渐地与饶宗颐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饶氏的学术和艺术境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读经入史，博大精深，有诗文、书画，作品众多。 一个学者在101年的寿命中可以写出大量的书籍、论文和其他著作。 精通六七门外语，再加上书画，令人难以置信，无限受人尊敬。”“历史会记住这位非君子的伟大学者。”
本世纪初，饶宗颐提出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宏大课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07年，本报记者在香港询问饶宗颐提出文艺复兴的依据是什么。 他解释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对希腊文化的重组，带动了整个欧洲的文化。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土了大量文献，21世纪应该是一个重组的时代。”古书，让我充满信心，确实预言21世纪将是我们国家复兴的时代。”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重温这段话，不禁为饶宗颐的远见所折服。 这种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正是饶宗颐先生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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