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 先秦诸子的散文、史文，汉代的史传、政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虽然其内容、形式、风格多种多样，但作为早期古文，它们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点：
首先，内容要放在首位。 无论记事、写人、讨论，都是有事可做，形式是为了表达内容；
其次，书面语言更接近口语，简单自然，没有任何修饰。 当写在文章中时，它是清晰易懂的松散写作。 所谓“言而有之”（《论语·卫灵公》）就是其依据。 要求。 因此，韩愈说：“唯古者，言必自己”，“文从子、舜各知其职”（《南阳范绍书墓志铭》）。 他还以《孟子》的写作为例，指出：“所谓作者止于文字，是通过口传授，书是用简单的文字写成的，如何选择。”孟子柯书并非柯本人所写，但柯既然没有此事，万章、公孙丑相、季柯都没有说什么。” 那时写书、写文章无非是记录口头所说的内容。 早期的古散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在文学发展史上，各种文学风格往往是相互影响的。 汉代出现的辞赋是由骚体诗的散文体演变而来的。 同时，推动了散文向辞赋方向发展。 词赋实际上是一种韵文。 其句子结构工整，多用排比，语言铺张华丽，对传统散文影响很大。 汉代散文家，如贾谊、梅乘、司马相如； 杨雄、班固、张衡等人也都是词赋家，因此他们的散文作品往往具有词赋的习惯，更注重语言形式的工整、排比。 尤其是东汉以后，这种趋势不断加强，语言的形式技巧日益被置于重要地位。 早期的散文终于逐渐被所谓的骈文所取代。
骈文起源于汉魏，盛行于南北朝。 当时称为“晋体”或“礼词”。 唐代柳宗元以后，开始称为骈文、骈体文、骈联文、骈文。 其中以四、六字交替成句的，也称为四流散文。 其最显着的特点是词语和典故的堆积，讲究押韵和排比，句子结构多采用四、六字成对，犹如两匹马并列而行，“骈文”由此得名。 刘勰在《文心雕龙·张局》中说：“若句笔不恒，而字有规（一恒）而数，四字密而不匆，六字则或改为三、五，“盖英吉之全解也”，这正是骈文句式结构的特点。
应该承认，骈文的出现充分发挥了方体汉字的艺术功能，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技巧，这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 骈文中的一些优秀篇章，内容也比较丰富，不宜全盘否定。 但就骈文的主导方面而言，大多以华丽细腻的形式来掩盖空虚贫乏的内容，形成华而不实的文风。 语言与口语严重脱节，有的甚至沦为文字游戏，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 从南北朝到唐代，这种形式主义文风盛行了数百年，中断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给散文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唐代古文运动的酝酿过程. 唐代古文运动虽然首先以韩愈、柳宗元取得成功，但在韩愈、柳宗元之前，它已经有了漫长的酝酿过程。 骈文作为一种文章体裁，本来无可非议。 然而，当它扩展到所有的写作领域时，由于它不能适应所有的写作情况，就会带来很大的不便和一些弊端。 于是，逐渐有人起来反对。
随着平行散文形式主义的危害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反对的声音也不断出现。 早在西魏文帝时期，大臣苏绰就仿照《尚书》的圣旨制度，写了一篇《大告》供皇帝祭祀庙宇。 他试图用商周古奥体代替平行体，但没有成功。 隋文帝时期，曾下诏规定“公私文学作品，实录”，“废华旗”。 又命泗州刺史司马攸之以“文采斐然”处以署罪。 当时，李鹗上书隋文帝，说自齐梁以来，“遗风犹异，求弱追微，争一韵之妙，竞争《风云国》轻薄的文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骈文的形式，因此未能阻止骈文的发展势头。唐代，骈文仍盛行。唐初魏征曾说梁以后的骈文“意简而繁”，“文藏藏，言轻而险”，是“亡国之声”（《隋书·文学传序》）。
“四侠”中的王勃、杨炯等人也提出了改革文体的要求。 杨炯曾在《王勃集序》中指出，当时的文坛“争精构雕”，“一切气节都尽了。”他说王勃“欲改其弊”。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复辟”创新的思想，其著名的《与东方左氏秋修左篇序》在理论上对古代的古代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散文运动。他的论事文章“遗古”，盛唐萧应时声称“凡所主张，必依古文”。在创作实践上，陈子昂也是第一人。韩愈曾在唐代学习西汉辞典，因此韩愈对他评价很高，说：“一国之朝，文章兴盛，其士始舞高。”（《儒林推荐》）与奔放的文风相对应，一场文学改革运动不可避免。
然而，想要回来却很难。 尽管浪漫主义文风一再受到冲击，尽管当时写散文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萧英石、李桦、元结、独孤等一大批古文运动的先驱。吉，梁苏，刘冕等。 但直到唐代中叶，骈文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势力，顽固地占据着领地。 柳宗元曾这样形容当时人们推崇骈文的情形：“散文眼花缭乱，对联琐碎。对白画黄，喋喋不休。骈文四六。”锦心绣口，宫重羽振，手中笙簧。观者欢舞，谈雷轰鸣。 （《乔乔文》）从反对浮华轻浮的文风到明显鄙视平行文。 虽然力量薄弱，缺乏成功的创作实践，不能适应流行习俗，但它为汉刘古文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 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鼓吹古文运动，才给了古文运动致命的打击。
韩愈、柳宗元反对骈文，主张文言。 当时他们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斗争。 韩愈在《给冯素文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写古文不被别人容忍的情况：“我当作家久了，每每判断自己的意图，认为是善，人们会认为是恶，我说一点小事，人们也会认为是恶。” “如果你说伟大的话，人们会很奇怪。” 柳宗元在《复魏忠礼道教师书》中也描述了韩愈与“俗俗”针锋相对的斗争：“韩愈不顾俗俗，犯下笑辱。招学；……石国，一群妖怪聚集在一起骂人，指点拉扯，添词加点，越得狂名，住长安，无暇做饭，双手东去。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但经过如此激烈的对抗，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 韩愈的弟子李翰在《常李先生集序》中非常简略地概括了这场斗争的过程和结果：“初者惊，中者笑，松了口气。老师越做越坚强，最后愣住了，坚定了。“在韩、刘及其弟子、追随者的顽强斗争和不懈努力下，古文运动的力量和声势不断壮大，最终赢得了与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
为了对抗长期盛行的骈文，韩、刘以骈文兴起前的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为武器。 韩愈在《答李益书》中主张“非三两汉之书，不敢读，非有圣人之志，不敢坚”。 柳宗元在《答魏忠礼《道教名师书》》中主张以五经为文本基础。 孟子、荀子、庄子、老子的著作，以及《葛梁传》、《国语》、《史记》等著作，其实都是要求继承早期古文的优良传统，用“回顾”来创新。 这就是我们把散文称为“古文”，把这种创新称为“古文运动”。
古典散文运动不仅仅是文体上的创新，它的目标包括“道”和“文”两个方面。 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 第一点，文学传道。 他主张古籍紧密围绕儒道的复兴，提出儒道学说，自称是道教的继承者。 他所倡导的儒道思想，既严格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又针对现实，解决现实矛盾。 比如，他以统一的方针反对诸侯割据的统治，以儒道排斥佛道，解决两教扩张加剧的问题。 人民负担等问题。 因此，他的古文理论首先要解决文学与道的关系，以及文章、政治与世界宗教的关系。 道是目的，文学是手段。 第二点提出了不平必反的思想，为他的古文理论增添了活力，开拓了古文反映现实的领域，具有现实主义和战斗精神。 第三点提出作家修养与文风理论。 它强调作家必须有思想修养的基础，认为只有修养才能有“气”，只有“气”才能恰当地运用语言。 这是他的古文创作理论，也进一步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第四点提出了新的散文标准。 他高举的旗帜是恢复先秦两汉古文。 从本质上讲，他继承了先秦两汉的传统，吸收了当代的语法和语言，创造了更加通俗、更具表现力的中世纪散文。 他的散文主张为中世纪散文即唐宋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愈曰：“越是古文，其句岂非与今读法不同？思古而未见，学古之道而欲解其言。”同时，懂得其言的人，也是有古道初衷的人。” （《欧阳盛吊唁后题记》）
柳宗元的古文运动论. 他主张“文人当明道”，与韩愈的“文当达道”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但两人所提到的“道”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相同。 由于柳宗元思想上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政治上又是改良派，所以他所说的“道”也包含了较多进步的内容。 关于历史发展观，柳宗元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历史客观发展中自然形成的“趋势”决定的，而不是由“神圣意图”决定的。 也就是说，发展的根源在于客观现实，而不在于圣人的头脑。 在社会治理方面，他认为社会的安危靠人，不靠天。 “命令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从人那里来的。” 皇帝保住皇位不是靠天意，而是靠人心的拥护。 因此，他的“道”强调救世，即解除人民痛苦，使社会太平。 所以他说：“道之所及，惟其所及”。 方便传递，即作用于社会、作用于人。 他还明确表示“以生活为己任，是我们的义务”。 “生人”的意思是“生民”，指的是普通百姓。 其次，与“文者应通达”的思想相关，柳宗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反对“只注重色彩、褒声”的无益文章。 。 第三，在内容为本的前提下，要注重艺术性。 人们认为“没有文字的文字是浑浊的”，这意味着它不能流行。 也有人说，粗俗的言语足以有用，但“文采匮乏”，不足以打动当时的人们，让后世的学者敬佩，达到“仙言”，这就是也是君子所不想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认识到“道”是通过“文”来表达的，用“文”来表达“道”，这就涉及到文章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 对于散文写作来说，要求思想内容充实，文字有意义，语言自然，富有表现力，是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的； 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要扭转长期以来华而不实、不切实际的行文风格，而且在语言形式上要扭转日益脱离口语的排比倾向。 韩、刘等人写出了许多内容相对现实、语言更接近口语的散文作品，并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命题。
韩愈、柳宗元在贞元、元和年间大力提倡古文，并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系统清晰的古文理论和成功的古文创作实践的强大队伍。 他们打破了骈文的统治地位，复兴了文坛古文。
韩愈的散文创作。 他的文章体裁多样，每种体裁都有好文章。 大致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议论文。 他的文章大多切合实际、中肯，敢于提出一些大胆的意见，信心十足。 总体来说，文章布局工整，层次清晰，具有逻辑推理的力量。 突出的有《原道》、《世说》等。这一类还包括一种散文式的散文，短小精练，充满趣味，表达严肃的道理，结构巧妙。 如《活林劫》、《杂论》等，它们本质上都是散文，从表现形式上来说，也可以归入另一类，那就是散文。 第二类是记叙文写作。 这类文章继承了《史记》等记事的优良传统。 他们善于选材，善于描写，能刻画人物。 他们常常将讨论、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增强思想力和感人力。 著名的有《张忠诚传跋》。 第三类是抒情写作。 这类文章往往善于叙述琐事，文风朴实感人。 著名的有《纪念十二郎随笔》。 第四类是应用文，即书信序等作品。 这类作品往往写得十分生动活泼，不拘一格，因人因事地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态度。 如《辞董绍南游河北序》、《辞李渊归盘古序》、《英克士书人书》等。幽默的文章。 这类文章继承了东方朔《答客》等幽默文章的风格，用有趣的文笔来宣泄内心的不满和怨恨。 如《金雪解》、《宋琼文》、《毛岱传》等。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 第一类是议论文。 其散文的主要特点是思想缜密、论据有力、文笔犀利。 《论封建主义》可以为代表。 第二类是传记写作。 他的传记显然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注重叙述人物事迹。 如《段队长轶事》写段修士镇暴保民的杰出行为，《铜曲传》写少年儿童的智慧和勇气。 故事。 二是通过立人物传来发展政治理论。 选取的人物多为城乡下层人物，但重点是这些人物中性格、技艺、政治原则相近的部分，并选择他们能发挥治理作用的地方写作。 如《子仁传》为统帅创作了子仁传，充分发挥了为相的原则，《植树郭力陀传》则发展了和合的原则。通过创建植树人的传记来与人们交流。 第三类是寓言小品。 先秦诸子的散文、史文中，寓言故事较多，但大多是文章的个别成分。 体宗元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其发展成单章，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他的寓言小品都是根据社会某些现象来构思和写成的，含有深刻的教训或讽刺意义，形象生动、传神，充满斗志。 突出的有《三戒》、《卓说》、《蜀传》等。 第四类是山水游记。 代表作是《永州八录》。 其特点之一，就是能描绘永州山水奇景。 八篇游记所写的风景各有其独特之处，并不相同。 第二个特点是对山水的描写渗透着诗人的生活经历和高尚情操。 茅昆所谓的“出胸出息”，使他的山水游记中注入的情感显得格外动人。
总之，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古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思潮，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局面。 它纠正了古文的发展方向。 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主流是在唐代古文运动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场古文运动之后，文坛就永远不会出现形式主义的逆流。 事实上，汉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总体发展总体上有两个趋势：一是以李敖为代表的偏于说明道理，反映现实的范围狭窄；二是以李敖为代表的文人偏向于说明道理，反映现实的范围狭窄； 其二是皇甫诗、孙乔等人的“力求奇特”，使文章晦涩难懂，不利于古文的发展。 唐末出现了皮日修、鲁龟蒙、罗隐等人的短文。 它们短小精悍，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 五朝至宋初，浮华华丽的文风再次流传。 北宋真宗时期，还出现了以杨仪、刘俊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 “互相称颂”（欧阳修《苏文集序》）。
这一次，扭转文坛颓势的重任落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身上。 他们掀起的诗歌创新运动浪潮，在文学方面，直接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也可以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因此，在文学史上，常被称为唐宋文言运动。 宋代的古文运动不再主张学习先秦两汉，而是主张直接采用韩愈的方法。 例如，欧阳修在《九本韩文侯》中就认为“士止于行”。 这也说明了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的关系。 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着“词随词序”的方向发展，比汉、刘古文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因而更有利于表达表达，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明代朱由将韩愈、柳宗元以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作品编成《八大家文集》。 后来，毛昆编选了《宋八大家》。 从此，“唐宋八大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文人散文创作的典范。明代唐宋学派和桐城派的散文成就清代的羊湖派，都与唐宋古文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唐代古文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古文运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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