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婴儿潮刚刚过去一年，我国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持续快速下降，从当年的1723万下降到2022年的956万。出生人口的大幅波动也带来了影响。不同教育层次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讲座教授、特区政府前人口顾问叶兆辉将其描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 他警告说，出生人数的下降将首先影响幼儿园，然后影响中小学和大学，最终影响劳动力。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教育如何应对人口变化？ 地方政府如何根据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科学规划未来几十年的教育资源配置？ 城乡教育差距是否会进一步拉大？
乔金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区域教育分会主任，专业研究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关系，参与教育部多个司局的政策咨询，省、市、县教育规划的编制。 政府评估。 就相关问题，他近日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2035年义务教育学生人数或减少3000万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中国将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随着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学龄人口也将相应减少。 人口变化将如何影响不同阶段的教育资源需求？
乔金忠：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2左右。这个数字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人口正常代际更替的水平。 2016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政策效果很快释放。 2017年以来，全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 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了200万。2020年和2021年，出生人口将比上年减少约200万。 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 。
现在妇产科已经从过去的床位短缺变成了过剩，幼儿园这两年也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 因此，首先感受到人口负增长的就是学前教育。 现阶段影响最为明显，但从长远来看，未来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义务教育。
我们团队利用模型对2020年至203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变化进行了预测，发现全国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人数起初在短期内缓慢上升，2017年达到峰值约1.46亿人。 2024年，此后呈现加速下降趋势。 2025年至2028年，学生人数平均每年减少1至200万，2028至2035年，学生人数每年减少3至400万。 具体来说，小学学额需求高峰将出现在2024年，比2020年增加约485万个，初中学额需求高峰将出现在较晚的2029年。最终，到2035年，义务教育在校学生数将从2020年的1.4亿减少约3000万。实际上，我们在进行预测时使用的总和生育率是1.5，但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15。 现实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中国新闻周刊：在校学生减少3000万。 学校数量会相应减少吗？
乔金忠：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全国义务教育学校数量就一直在减少，这个趋势从2020年到2035年还会持续，下降的速度会逐渐加快。 预测显示，2035年全国小学和初中需求分别为9.28万所和4.79万所，较2020年分别减少5.14万所和3800所。显然，人口负增长对小学的影响大于对初中的影响。 由于规划时小学分布较为密集，服务半径较小，整体基数也较大，而初中占地面积较大，冗余空间较多。 。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由于学生人数减少，12年内小学数量至少会减少一半。 哪些学校未来可能最先关闭或倒闭？
乔金忠：人口萎缩比较严重的地区，小学可能会最先萎缩。 这主要与学校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有关。 此外，一些民办小学也可能“消亡”，尤其是民办学校比例较高的地区。 在一些地区，民办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甚至超过了公立学校。 这可能是由于当地政府财力相对薄弱，对公立学校缺乏支持所致。 与公共教育投入不足有关。 但在义务教育阶段，仍应回归公立教育。 近两年，国家积极调整政策，引导、督促地方政府切实承担法定教育职责。
总体而言，未来教育供需关系肯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学校招收学生困难，有的甚至关闭； 另一方面，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学校自然会转向小班教学，班级人数会减少，生师比也会相应减少。 教师终于有条件从以班级控制为主转向更加关注每个个体，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世界上其他经历过“人口崩溃”的国家在教育上也经历过这样的趋势：未来中国的义务教育一定会走小班化、提高质量的道路。
中国新闻周刊：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少子化趋势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教育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倡“轻松教育”，在小学广泛引入“体验式学习”。 中国当前的教育阶段还很复杂。 未来，随着教育供需关系的变化，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乔金忠：可能性很大。 以后考大学会更容易，学生也不用那么紧张了。 我们还将更好地控制教育节奏。 学生也将从单纯关注分数和排名转向关注知识本身，不再需要陷入各种竞争之中。 恶性循环中，这有利于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供求变化的过程中，办学条件和标准调整的时机非常重要，因为各地所需的学校数量与学龄规模有关。人口和学校条件和标准。 例如，教育部目前规定小学每班学生不得超过45人，中学每班学生不得超过50人。 未来该标准何时、如何调整？ 我个人认为，在学位需求波动较大的年份，应尽量避免简单地大规模新建或合并学校。 政府在新建和拆除学校时，还应灵活调整办学标准，共同应对学龄人口的增减。 及时调整办学条件和标准，如班级配额的规定，可以保持学校供给相对稳定，有一定的冗余，避免财力浪费。 如果为了满足高峰需求而建设太多学校，学龄人口在达到高峰后会迅速下降，大量新建学校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学校数量的减少，这个过程中师资配置会发生哪些变化？
乔金忠：与在校生数量的变化趋势类似，2020年至203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专职教师需求量普遍下降。按照现行生师比标准，到2035年，全国小学教师将富余约150万人，初中教师将富余约37万人。 小学教师需求大量过剩，初中教师先短缺后过剩。
为了应对这些过度现象，除了缩小班级规模、降低生师比外，未来在稳定部属、省属师范院校招生计划的同时，应逐步减少师范生招生规模。普通高等学校和高职院校保持一定数量的师资队伍。 和质量。 此外，教师培训体系也必须调整，调整教师培训专业，扩大音乐、体育、艺术、劳动、通用技术、学前、托育和特殊教育等学科的招生规模。 ，减少文化科目招生计划。 事实上，当前教师供给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短缺。 语文、数学等大课教师相对容易过剩，而艺术、体育、科学等小课教师则更短缺。
2031年，城镇在校生规模或将超过乡镇
中国新闻周刊：您谈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数、学校数量以及教师需求的总体变化趋势。 城乡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乔金忠：未来学龄人口还会继续减少，但城镇化会继续推进。 根据我们的预测，学生城镇化率将比人口城镇化率高出十多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有些成年人不一定住在城市，但他们的孩子可能在城市上学。 预计到2031年左右，全国城镇在校学生总数将超过城镇和农村，并持续领先。 这是一个分水岭。 此后，国内义务教育将普遍进入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代。 到2035年，城市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将比城镇和农村多近1000万。 不过，全国范围内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机会有差异。 发达省份最早将于2031年进入，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可能会晚一些。 因此，各地在制定教育规划和资源配置时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在此过程中，农村小学生的减少幅度最大，2020年至2035年间年均减少67.45万人，2035年较2020年减少约1079.18万人。乡村小学的需求也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趋势。 到2035年，所需学校数量可能不到2020年的一半，仅为35,500所。 未来，农村地区将有大量教育资源闲置。 除了保留必要的教学点和乡村小学校外，扶贫任务完成后，建议教育资源不再向农村倾斜。 当然，对于必要的、必须的教学点和小型农村学校，经费投入的标准应高于普通学校，以更好地保护特殊儿童。
但从大方向、总量上看，资源必须向城镇倾斜。 未来15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人口将继续向城市聚集。 据测算，与2020年相比，2026年（高峰年）城镇地区需新建小学4000所，2030年（高峰年）城镇需新建初中4000所。 城市教育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所需增量远大于农村，2020年至2035年年均增加555.25亿元。但随着全社会老龄化加剧，财政需求不断增长养老、医疗、保健肯定会挤占教育经费。 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教育经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 部分。
未来教育资源配置必须充分考虑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大趋势，调整不能太滞后。 在调整过程中，城镇化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参考指标。 在逆城市化现象出现之前，将教育资源优先配置到城市地区，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最大多数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
很难再看到巨型大学了
就业导向型高校或将大量出现
中国新闻周刊：人口变化最终会影响高等教育。 例如，在以私立大学为主的日本，由于少子化的影响，很多大学也面临招生不足和运营困难的问题，从而刺激了一些大学之间的恶性竞争。 为了争夺生源，他们无底线地降低录取门槛，而后期，日本大学出现了“过于灵活的录取机制”，导致了诸如“学力崩塌”的现象。顶尖大学的大学生不会计算分数。 与日本不同，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公立为主。 随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危机延伸至大学，将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哪些系列连锁反应？
乔金忠：日本的这种情况未来在中国也可能会出现。 随着少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将会萎缩。 一些质量低、无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将面临关闭、转校的局面。 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将减少。 学校 大学规模将变小，很难看到像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这样的巨头大学。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进一步提高。
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公立大学为主，顶尖的教育资源始终稀缺，但未来大学之间的竞争也会加剧。 预计不久的将来，“双一流”建设下高校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为激烈。 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可能为高等教育本身提供制度优化和质量提升的机会。
当未来学生数量减少，学生有更多选择时，必然会激发各高等院校加强内部改革的动力。 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整体上缺乏灵活性。 尤其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学，进行内部改革的动力和意愿很少。 基础学科不能长期集中攻克困难，应用学科对市场和供需没有影响力。 对人际关系的变化不敏感。 随着适龄人口减少，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普及率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必然进入买方市场。 学费收入将会减少，政府资助也可能会减少。 为了生存，高校必然会调整战略，进行差异化发展。
在之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特别是1998年的高校扩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后续问题。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起步仓促，节奏不科学，简单快速摊饼的发展模式加剧了高等教育内部的结构性失衡。 根据国外的经验，工程、医学、甚至师范教育都应该是精英教育，不能由任何级别的学校来办。 但现在低水平的工程、医学和教师教育比比皆是。 从结构上看，真正的学术型院校比例不宜太高。 更多高校要注重培养应用型学生，办学以就业为主。 因此，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减少，未来可能会出现大量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学校将为学生提供更多与企业合作的机会。 多数高校会主动选择特色发展方向，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此外，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水平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很多四年制本科生实际上在校学习的时间只有三年，剩下的一年基本都花在实习或者社会实践上。 此外，对于数学、物理等门槛较高的基础学科，如果严格遵循学术质量标准，每年都会有不少学生被淘汰。 未来，随着出生率下降、高校竞争加剧，为了生存，各学校将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质量问责机制，加强教学监管。过程。 政府也应适应形势，对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给予相应的指导和问责。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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