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的出发点与目的是通过文学革新促进政治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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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唐古文运动，早期的文学批评史多持创新论。例如，郭绍玉、罗根泽等人的文学批评史认为，古文运动的目的与中唐时期的社会危机密切相关。古文运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是用文学创新推动政治创新。基于这一观点，很多人认为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以骈文和科举“时文”为主的文学创新运动；还有人认为古文运动是在复辟儒学基础上的革新，等等。

学术界流行的“追溯”理论的创始人多位阐述了湖南内藤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观点。

内藤芳南曾在《唐宋概观》一文中指出：

”就文章而言，六朝至唐代盛行四、六文体。唐代中叶，汉、柳派兴起，复兴所谓古文，文章成为散文。换句话说，文章从强调形式变成了强调自由表达。”

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从六点论述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影响，其中第五点是：

“改进款式，用来宣传……所以，名字虽然复古，但其实和今天是一样的，是当时最方便宣传的款式，也很实用。”

刘勰在《文心与时光的雕龙》开篇中指出，“时代命运变迁，文质代代变迁”。后来他明确指出“文学之变，受世情影响，其盛衰与时辰有关”。这个理论完美地解释了“中唐古文”。 “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任何偏离这一理论的“古文运动”研究，都有过度解释、过度解读的嫌疑。从刘勰的角度看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视野非常清晰：中国文言文的发展在唐代应该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唐代的“世情”王朝变了。虽然政治制度起源于前朝，赞誉审查的趋势仍在，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中凸显出来。 “文学的变迁受到世情的影响，到了中唐，社会转型已经越来越明显，通过前人的铺垫，从平行体到松散体的转变已经上线了。

“世事变迁，文学的品质也在一代又一代地改变。” 氏族时代，是平行、粗俗文风最为盛行的时代。陈子昂所说的“五百年烂文”的“五百年”，正值这个时期，而汉流以至明代前后七大家所推崇的秦汉文章，都是写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央集权特征，而不是依靠权势家族的宗族政治。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文风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华丽的文风对应的是宗族政治制度，朴素的文风对应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秦汉的文章，特别是汉代的文章，对应了两汉的政治制度，飘浮着“佳丽争艳，盛世昌盛”的诗文。皆为杰出”，与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政治制度相对应。唐朝是一个“汲取塞外蛮族鲜血，注入中原腐朽文化”的王朝。在继承宗族政治的基础上逐渐开始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家们开始欣赏诗歌和散文的形式之美。与实际目的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明显。

中唐时期是唐宋变革加剧、显现的时期。政治制度、经济手段、军事制度等都与初唐不同。思想史的进程也揭示了唐宋变革的加剧，以及这一过程中官僚、士大夫忧世的恐慌与对策。这一时期思想史的一个特点是重实践、轻理论。葛兆光认为，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思想史的表现是比较惨淡的。人们崇尚实用，不喜欢投机。 “特别是盛唐以后，普遍实用的知识分子氛围”有所增强。 “首先是贵族知识分子阶层与平民百姓的解体。知识分子阶层、充满务实进取精神的学者阶层的崛起，让整个社会不再有脱离实用的纯粹学术利益他们对知识的掌握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存在条件，从而导致了知识的转变：简单性和实用性。在这股实用主义浪潮的席卷下，风格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文学是精神产品和上层建筑。它不仅写情感，而且反映时代思潮。它带有时代的印记。当它与社会形态不相容时，它就成为改革的目标。四字六字的骈文和黄色对白确实有其特定的审美价值，但它也属于特定的时代。到了转型加剧的中唐时期，骈文作为文学创作中贵族审美的表现形式，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自然就成了改革的对象。虽然唐初也有不少骈文的精品，但正如罗根泽所说，骈文作为一种追求形式美的文体，盛行于晋南北朝。这是一种“社会需要”并与其社会形式相对应。但到了唐代，它已经过度发展，逐渐走向衰落。很多文人常常指出它过于注重形式美而内部空虚，比如陈子昂。然而，风格的转变不是一两个人或几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风格的彻底转变需要时代的支撑和响应，必须在思想历史进程的背景下完成。中唐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实用主义思潮。无论是解决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还是重组思想秩序，甚至是解决个人的精神困境，实用主义都是首先被想到和利用的。的。这种不拘泥于教条的实用主义观念，在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中屡见不鲜。

韩愈在潮流中与僧大典的交往，也是他在实用主义影响下无法真正独立于世的一个例子。这件事对韩愈的形象影响很大。由于韩愈以“镇压异端，斥佛长老”为己任，被《佛骨牌论》定罪，他写下了很多关于晋南骈文兴盛的原因。和北朝。近期读者可参考钟涛的《六朝骈文的形式与形式及其文化意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季倩倩《论南朝的文化特征与骈文的兴起》散文》，《东岳论丛》，2014年第8期，第73-77页。痛斥潮州。然而居朝侯实际上与大和尚关系密切，令人怀疑他有“信奉潮州”的倾向。对此，韩愈在《给孟尚书上书》中论证了自己的立场。韩愈的书信中，《给孟尚书》篇幅较长，整段文字意在证明他不信佛，“毁了自己的道”，这说明韩愈对于自己斥佛老道、济世济世的形象是非常维护的。在信中，他为自己与大典的关系进行了辩护，因为大典的缘故：

“颇有聪明才智，但远方无人可言，遂将他从山中召至郭州，住了十余天，以身心战胜了自己，不至于被人欺负。”虽然我和他谈得不够多，但要了解，你心里一定没有障碍；你认为这是难得的，因为你来来去去。当你去海边祭祀时诸神，你盖其茅屋；到了袁州，留衣为别，这是人情。非是拜法，求丰田之利也。”

但无论韩愈如何为自己辩解，或者以圣人弟子的身份，都无法反驳他与大典的交往是出于务实目的的事实。因为大典“颇为聪明”，是偏僻的潮州少有能与韩愈交谈的人。为了排解精神上的孤独，韩愈抛弃了批佛的形象，与大典一起出去了。这并不是韩愈出尔反尔，也不是后世一些学者所说的“《喻孟尚书》”是“以文误装错”。这只是整个时代实用主义思潮下的一个现象。韩愈虽然自称是圣人弟子，但在整个时代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也不能完全无视，保持独立。在那个时期的文士中，与佛教的接触极为普遍，并不罕见。白居易、柳宗元等人对禅宗的亲近，并不是出于对佛教的信仰或求神的保佑，而是出于一种务实的目的——以佛经为良药，消除仕途上的障碍。防止即将到来的精神危机，让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不至崩溃。所以，韩愈这个“文学导致八朝衰落，道教助天下”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是信奉实用主义原则的。与被他批评为阿谀奉承的柳宗元一样，他信奉儒、墨、道、兵家思想。阴阳，只要能帮助填补时间空白，解决社会问题，解决个人问题，就可以与圣人之道相通甚至划等号。当然，在这方面，柳宗元的行为更为典型。针对韩愈对其“浮画癖”、“浮画行”的批评，柳宗元在《辞浩和尚序》中辩称，佛教“与孔子无异”。柳宗元在担任柳州刺史时，也用佛教来教化顽固之人。人们，他们对于佛教的务实态度，在《柳州福大云寺志》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我们可以认为，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文坛提倡实用主义的运动。也许韩愈、柳宗元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文风，其实是与唐宋社会转型同步的。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学复辟”和“政治革新”上，而忽略了推动一切的历史背景。

摘要：中唐古文运动是社会转型对文学领域的要求。韩愈等人提倡古文写作的行为，看似复古，实则是对社会转型的回应。 “文学的变化受到世界状况的影响。”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学风格的变化总是符合“世情”的。换句话说，文学风格总是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所谓“各代文学”与此类似。中唐时期，社会转型步伐加快，以贵族集团为权力核心的政治体制逐渐向高度集权的方向转变。虽然李德裕等一些重要人物有“非进士”科，反对科举诗文选拔士人。制度，提出选官时重视家庭出身的思想，并在担任皇帝爵位等重要职位上“主导使用子弟”，但这并不能阻止贵族集团向家族化转型的趋势。高度集权的政府。唐末五朝的战争摧毁了北方最后的世家世家，世家集团治理的基石彻底消失。赵、宋政权的创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百年后，欧阳修“诗创新”运动的成功，澄清了文学领域仅存的形式主义风格。 “随着命运的变化，文学的质量也在每一代人之间发生变化。” 刘勰很早就指出了社会形态与文学创作特征的关系。但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有重复、有转折，甚至有倒退。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就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中清晰地理清这个脉络。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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