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顾颉刚受聘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 他的首要任务是找人、聘请汉学领域的顶尖专家。 钱穆首先映入了他的视线。 钱穆，名宾斯，出生于1895年，是那个时代自学成才的励志典范。 后人评价：“他出身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一生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学，完全靠自学成为著名学者。他是从农村小学毕业的。”一名教师和中学教师走上大学讲台，成为大学教授、著名教授，一代学术大师。”
钱穆
顾颉刚与钱穆相识于1929年4月或5月。当时，顾颉刚从中山大学请假，携家人回到家乡苏州。 钱穆在苏州中学任语文教师，讲授《国学概论》。 当年4月15日，应苏州中学邀请，顾颉刚作了题为《对苏州男女中学历史学家同志的一些希望》的演讲。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当时，顾颉刚在历史界已经是很有名气了。 他能在一所中学发表演讲，着实令人惊讶。 估计这样深奥的话语对于苏州中学的学生来说会很难理解，但是对于教授《国学概论》的钱穆来说，却是有指导意义、有感动的，对他继续下去是有启发的。未来的历史研究。 这次会面成为钱穆加入历史学家行列的起点。 那年夏天，顾颉刚回到苏州，看到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年记》。 他对此十分看好，请他为《燕京学刊》撰稿。 他还极力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但苏州中学的校长却没有这么做。 。
1930年秋，钱穆在顾颉刚的介绍下到燕京大学工作。 顾颉刚对初来乍到的新“北漂”钱穆给予了足够的照顾，让钱穆有一种“仿佛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 1931年夏，钱穆收到北京大学聘书，并到清华大学兼职。 钱穆相信这肯定是顾颉刚商定好的，但他并没有亲自询问顾颉刚这件事。 两人动作很快，但说话却很慢。 种类。 1937年7月15日，北京大学教授召开会议，决定通电支援抗战。 钱穆参加并于当年10月离开北平，到衡州衡山南岳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 长沙临时大学解散后，进入西南联大文学院，直至1939年夏接受顾颉刚聘书，西迁至成都花西坝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
钱穆在《师友杂记》一书中写了一篇题为《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文章，粗略地介绍了他在齐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一些情况： 1939年，钱穆逃离昆明战火，准备返回家乡苏州。 ”解纲来访，流亡成都的齐鲁大学任命他为其新成立的国学研究所所长……余同意解纲的任命。不过，由于他打算返回苏州，所以他就同意了解纲的任命。秋天以后才去成都，解刚就答应了。” 钱穆回到苏州后，当年秋因《国史纲要》出版困难，未能到齐大学任职，便写信给顾颉刚：“于同写顾颉刚回了信，并承诺给他工资，信中说，余被要求开始编辑《齐鲁大学学报》，并安排在上海出版第一期。以为再写一篇文章就能得到一年的薪水。”
钱穆虽然从1939年开始编辑《齐鲁杂志》，但创刊号是在1941年1月出版的，读者看到杂志的时间甚至更晚。 钱穆亲自题写的《出版词》：“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原来有一本正规刊物，名叫《国学汇》，十几年来多次出版。当国家有难时， ，学校搬到了蜀中，研究所也换了路线。，于是就有了学术期刊合集。每年出两期，这是第一期。我想加一些简短的话，方便大家阅读。学术研究本来是一件平常事，但当战乱流离、军队告急时，学术界的生命线，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数不胜数。 ” 《法堪词》文采十足。 文字不像钱穆平时的作品那么深奥，但读起来很轻松，朗朗上口。 第二期比上一期晚了半年出版，页数从第一期的221页增加到254页。 难道钱穆在编辑本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停刊的消息，所以额外加了几页来消化来稿？ 第二期作者阵容更加齐全，文章类型更加丰富，使《齐鲁大学学报》更加完整、全面。 满的。 齐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著作出版极为盛行，为当时的国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顾颉刚
钱穆来到成都齐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时候，大概是1940年的秋天。 他记载：“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借用了华西大学的校园。国学研究所在北郊赖家园，距城约二十里。研究生约有十名。”学生。有位藏书家，为了躲避空袭，将书搬到家里借来研究。花园里有一个亭子，周围有水池，外面有一座小桥。池里有荷花，池外的柳树。于友我喜欢。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必须坐在凉亭里独自学习。我也在齐鲁大学上课，从赖家园到城里，带着鸡“公交车，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每周我都要南北走遍成都全城，然后在学校住一晚，这很正常。”
1941年6月，顾颉刚接受朱家骅的邀请，到重庆编辑《文史杂志》。 国学院的内部事务由钱穆具体管理。 当年9月，顾颉刚正式赴重庆到任，钱穆出任中国研究院院长。 当时，研究所拥有两个研究实验室和十多名研究生。 严庚旺、杜先建、钱树堂、钱穆研究明清学术流派和历史地理研究。 钱穆接手国学研究所工作后，沿袭旧制，延续顾颉刚的治学、治学、治学方略。 稍有不同的是，钱穆和顾颉刚的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因此他们的治理风格也与顾颉刚大不相同。
钱穆的学生兼助手严庚旺回忆起当时的一些场景，并表示两位先生对同事的看法截然不同。 顾先生视所有员工为同事，通常称他为“先生”。 年夜饭时，他举起酒杯对大家说：“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劳！” 钱先生的态度则完全不同。 所有助理和秘书都被视为学生，通常直呼其名。 顾先生在主管职责时，规定礼宾部除周日外应有一人值班，从自己开始，一直到秘书轮流值班。 值班时，我从早上8点起就带着简单的文具和书籍，坐在礼宾台开始工作。 当客人来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自己。 钱先生懒得值班。 这些小片段显示了两位先生的性格和风格截然不同。
方世明是顾颉刚、钱穆的学生。 在《回忆钱宾斯先生》一文中，他对两位导师的印象是：钱穆先生“对解刚先生感到熟悉，相处融洽。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 、、、解刚老师也像左右手一样靠它……宾斯老师善于讲话、演讲，而解刚老师则大多在上课时在黑板上写字，只是讲解一个那时我还很小，知识才刚刚开始。隔着栅栏望去，我只能目瞪口呆，为两位先生的浩瀚所震惊。宾斯老师的讲课带有当地口音，这让舒人们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感觉很困惑。后来我试着告诉我的朋友施念海，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念海我是山西人，去年年初听讲座时，我丈夫提到“ “王金翁”多次，我都不知所措，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王金翁”其实就是王景公（安石），我对此十分着迷。 时间长了，我渐渐熟悉了先生的乡音，久而久之，我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话里有任何乡音，就像听普通话一样。 先生授课时，高举双臂，慷慨激昂，有时甚至放声大笑。 ”。
钱穆给了青年学者很多鼓励。 研究所的正式工作，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助理，都是自主选题、自由研究。 他们每周六只举办一次讲座，并分成小组轮流讲课或做读书报告。
《责任半月刊》原本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学生练习写文章，但是写文章的学生并不多，但是很多已经很著名的学者投稿发表。 由于当时大后方经济困难，学者论文发表的机会很少。 不多。 严庚旺来到研究所后，钱穆要求他多给杂志写文章，最好是每月一篇。 每次发表文章，钱穆总是兴奋地说：“那篇文章写得很好，如果能这样，《向善的责任》的未来可期。” 颜耕旺说：“先生教人学习，他经常强调要向别人学习。从远处看大局，注意不要短视或太小。虽然我经常提醒大家讲课时，师生集体外出散步、旅行或私下与我聊天时，也一再强调这些观点。1942年9月，3月28日，许多师生到新都徒步旅行。那天路上，先生说了很多话，我的日记里写了2000多字，比如先生说，我们读书人要永远有远大的志向，要做风俗的人。 ，这就是一流的读书人！在某个角落再优秀，也只是二流。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过着没有规划的生活。如果你有心读书，你就比别人优秀，但你胆子还不够大。过了几天，有一天，吃完晚饭，钱穆在门外和颜耕王聊天。 钱先生说：“一个人无论学习还是工作，一开始就必须胸怀大志，否则永远不会取得伟大的成就。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控制一切，如果从小事做起，就会成就大事。”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要再嚣张了。一步已经完成，再迈出第二步，你就会吃大亏。”颜更王最记得的是钱穆对他的警告：“你一定会成名的。”未来，只是时间问题。我希望你成名后，能控制住自己，不要失去重心。如果你能好好学习，以后成名会更好。”
严更旺
颜耕旺没有辜负钱穆的期望和鼓励。 在齐大学国学研究所跟随钱先生学习三年后，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追随傅斯年，逐渐成为历史学大师。 更难能可贵的是，深受钱穆先生影响的《历史三书》至今仍是畅销书，是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之作。
从1939年秋到1943年秋出走，钱穆只能在1941年上半年到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讲学半年，其余时间，曾在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历史系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1943年秋，齐大学国学研究所因故停办，钱穆带领弟子来到华西大学。 次年，齐大学国学研究所重建，顾颉刚再次任所长，主持一切工作。 遗憾的是，顾颉刚这次回到国学研究院，并没有邀请钱穆一起工作，因为两人只隔了一墙之隔。 抗战结束后，顾颉刚到复旦大学任教，钱穆于1947年回到苏州，两人再次相见，也是人生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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