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底，我前往江西省修水县参加修水县人民政府主办的纪念陈寅恪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于疫情的原因，原定于去年召开的大会推迟到了今年，从上半年移到了下半年，主题也自然从纪念陈寅恪逝世50周年改为纪念陈寅恪逝世50周年。陈寅恪去世。诞辰130 周年。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文化世家
这是我第三次去秋水。第一次是20世纪末，当时从地府到陈家住处没有路，我和当地朋友开车，步行两个小时进山。著名的陈家住宅安静地坐落在山脚下，有一条小河流过。我还记得此时激动人心的时刻，这里是陈宝桢、陈三立的故居，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文化名家的起点。
陈家宅邸外景。新华社记者周蜜供图
为了响应陈家后裔的热情，我们在陈家的大宅里过夜，品尝了陈家后裔招待客人时准备的芋头包秀水赋。它是用红薯粉制成，与虾米、腊肉、炸豆腐、笋干一起蒸制而成。从那以后，我也吃过几次笛子，但总觉得没有第一次吃的那么美味。在昏暗的灯光下聆听陈家子孙创业的艰辛故事，是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陈家宅目前被定为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当地农民早已搬出，禁止游客入住。
游客在陈家大宅外拍照。图片由作者提供
记得回到修水县城的时候，我们决定步行，选择了一条比较近但又很颠簸的山路。据朋友介绍，陈寅恪的祖先如果想去县城，多半会走这样的山路。我还记得那些山路走起来有多困难，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只能靠朋友们用竹竿推开茂密的草丛，赶走有毒的东西。攻击我的蛇。当时正值盛夏，走不了多少路，我已经满头大汗了，随身携带的那瓶水很快就用完了。那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一家人离开大山是多么的艰难。客家人陈氏家族靠着勤劳和智慧，从贫民窟成长为农民学生家庭，又从农民学生家庭成长为官员家庭，最终成为中国著名的文化世家。我做到了。中国近代史.陈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所走的路或多或少是中国许多农民的梦想，但能够实现这一梦想的人却寥寥无几。
图为陈寅恪夫妇和三个女儿。新华社信息表
第二次去修水时，我受修水县政府邀请，为陈寅恪纪念馆的建设和陈家住宅的维护管理出谋划策。虽然豪宅勉强能容纳汽车，但陈寅恪的大房子仍处于破旧状态，迫切需要尽快修复。当时，修水不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全国最贫困的县之一，筹集资金极其困难。不过，当地政府表示，仍然为陈寅恪及其家人在修水生活和成长，以及同样出生在修水的宋代文学巨匠黄庭坚感到自豪。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都要保护好陈家住宅，让更多的人了解陈寅恪家族——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文化世家。
陈先生的大房子。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是我第三次来秀水，当我提到陈宝桢、陈三立、陈寅恪等名字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热情和自豪。他们对陈家的崇拜和喜爱，显然是发自内心的。会议结束后，主办方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来到陈家大宅，他们惊喜地发现，从地府到陈家大宅有一条宽敞的柏油路。车程仅需30分钟。不仅恢复了陈氏家族的住宅，还新建了几处纪念场所和旅游设施。这些修缮和新装置不影响整个文物的原有地形或原貌，即使房屋等建筑物修复时，保持其原貌也很重要，我们对此高度关注并努力保持其原有的面貌。从专家学者的反应来看，他们对当地政府保护陈家大宅及相关文物的努力感到满意，也对当地农民的热情印象深刻。
2014年，这座大宅的管理员欧阳国泰打扫了陈家大宅的正厅。新华社记者周蜜供图
返回县城的路上，我不断地思考着。是什么力量激励着一代代陈氏家族读书、识字、离开大山？难道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吗？很明显不是。我记得陈家门外广场上那两块著名的旗杆石和考进士，一对是为陈宝桢得中举而建的，另一对是为陈三立得中举而建的，我做到了。他们的出现，不仅标志着陈家的崛起，也象征着陈家成功走出大山。后来陈宝桢、陈三立在湖南实行的新政政策，不仅有力地体现了改革，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陈父子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源于他们的爱国心，以及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祖国衰落或被列强瓜分。为了抓住救国救民的机遇，为了实现中国文人一贯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太平”的理想，他们不得不离开。山。世界。 ”
再论陈寅恪对中西文化关系的阐释
陈寅恪青少年时期就出国留学，留学20多年，广泛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但由于留学目的不是镀金，所以无法获得学位。但我们需要想方设法让中华文化恢复辉煌。 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文化因西方文化的强行入侵和压迫而衰落，中国社会屡遭动乱和外族入侵。 “中国走向何方？”“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困境？”是自孔子以来无数文人墨客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陈寅恪生前档案照片。新华社
总体而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上，走了两条路：“中西文化”和“全盘西化”。前者以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主张适当学习外国，渐进改革开放，后者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则主张全面引进外来文化，坚持改革。用激进、革命的手段批判、摧毁一切传统文化。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中国百年社会实践证明，一味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敞开国门、全盘西化也不是正确的做法。马苏。或许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坚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大胆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有用的元素，最终形成中西文化的有机综合体，中华文化才有可能得到振兴，重获辉煌。
第一代文化大师陈寅恪、胡适、鲁迅等都曾长期留学海外，对西方文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理解力是当时最好的之一。胡先生、鲁迅等人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也提出了一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口号，但这些基本上只是对抗保守派的策略。理解它们事实上，它们非常相似。钱穆在《国史大纲》说道：
在阅读本书之前，请相信以下几点：
1.我们应该相信，任何国家的公民，尤其是那些自称知识水平以上的公民，都应该对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
2、所谓了解一个国家过去的历史，必须伴随着对那个国家过去历史的一定的热情和尊重……
3、一个对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有一定热情和尊重的人，至少不会对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抱有极端的虚无主义……而是把各种罪恶和弱点都通过指责古人来归咎于我们。
4、我们应该相信，每个国家都应该等到更多的公民满足上述条件，国家才有前进的希望。
不仅钱穆，就连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郭嵩焘都明白，中国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三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巨变”。对外开放，它的大门在洋枪炮火的压力下已经打开了。因此，曾国藩盛赞余越的诗：“花虽落，春常在。”只要中华文化这棵大树的根还活着，我们相信，即使花落，春天也会再次来临。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文化自信吗？而且，他们的自信不是虚幻的，也不是狂妄的，而是建立在对中外文化特色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基于此，他们还致力于解决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比如张之洞的《中国体用西用》、陈寅恪的《新瓶装旧酒》，我们提出了几种方法。以及可能有价值的方法。 “把珍珠放回棺材”、鲁迅的“使用主义”等。这里我仅简单阐述一下陈寅恪的观点。
1961年，吴宓从重庆到广州看望陈寅恪，并在日记中写道： ”寅恪兄的思想观点没有丝毫改变，即他仍然认为学习中文才是本质，这说明“陈寅恪兄的思想观点没有改变”。陈寅恪虽然一直认同“中体西用”的理论，但他用这个词只是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运用以及如何运用外来文化的态度。如何接受和对待传统文化，即：我是主体，外来文化应该为我所用，是吴宓在上述引述之后加上的“中国文化标准”。
陈寅恪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佛教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特点而不进行改造。在中国，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因此佛教徒为了在佛教中立足，极力用儒家思想来诠释自己的内在规范，并认为两者是相似的、互斥的，事实证明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唐初，僧人盲目信奉儒家思想，佛教的真义丢失了。直到出现了新的禅宗，直指人心，主张观性成佛的目的，消除了章文复杂的弊端。韩愈也受此影响，此时禅宗的行为才开始直指中国特色。韩愈先生说，《小戴记》中的第《大学》条的思想内容与儒家思想类似，因为这篇文章内部讲心性，外部讲济世济民。我发现了。非常适合重新诠释佛教教义。本着佛教的宗旨和儒家的理想，我们不仅用佛教的思想来滋养心灵和自然，而且用儒家的思想来济世安民，这就是所谓的“佛教”的意思。 “天举为体，中国为业。”陈寅恪认为韩愈受新禅宗影响，为宋代理学奠定了基础。
在陈寅恪看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吸收外来文化时主张自己的主体性。禅宗的创立和传播禅宗的创立和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张之洞等早期“中体西用”理论家认为，“国学即体”是不可改变的。西学只有实用价值，不能纳入初中的主要内容。显然，陈寅恪的理解已经完成了。超越了他们。
但为什么陈寅恪仍然用“中体西体”这个词呢？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对当时盛行的以西方学术为坐标而非参照系的观点感到不满（这可能是对胡适的暗中批评）。理论如： “中体西用”很容易被误解，但除非找到更合适的术语，否则它是更好的描述中外文化交流原则的方式。而且，“中体西体”理论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这当然表明这个概念并不僵化，而是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和解释空间，也表明它可以有更长的寿命。自这个概念首次提出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人们对这个概念的兴趣持续增长。
因此，针对现实问题，陈寅恪先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具体方法和方法。首先，对于外来文化，陈寅恪指出，引进的方式只有两种：直接引进和间接引进。陈寅恪对此分析道：“文化的间接传播，既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有益的东西，比如移植植物，是通过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出它的特性的。但是，这是土著人做不到的，比如移栽植物。”基督教移植到欧洲以及与欧洲的接触。希腊哲学塑造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和文学。间接造成的伤害并导致失去原始本质，例如零件贩运，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些不良后果是由于无法直接研究一种文化的起源而造成的。它位于。”
引进外来文化的关键是对本土文化是否有益，如果有的话，就必须直接研究该文化的起源，而语言的流利是前提，他认为是有的。只要你对外国文化有扎实的了解，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介绍它，但问题是，在过去的介绍中，人们常常把不好的部分误认为是本质，这实际上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这就是它所做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陈寅恪特别点名日本和美国，并说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较大的外国思想基本上都是从这两个国家间接传入的，最初是由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传入的。但到了后期，胡适等人是代表人物，陈寅恪对他们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陈寅恪先生。
他认为，引进外来文化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引进的东西是不是“原创”？第二，即使是“原创”，没有失去原有的本质，是否有利于中国文化的转型？第三，即使是有益的，在引进时是否需要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又该如何改造？第四，转型之后的结果是什么？陈寅恪说，所有的外来文化，无论在本国有多好、有多大影响力，传入中国后都会适应中国文化，我觉得应该转型。到
一旦输入，除非长期更改，否则不会维护。因此，凡是能够对我国思想史产生长期重大影响的佛教教义，都被人们所吸收，并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些忠实输入玄奘知识而不改变其本质的人，一时震惊了人们，但他们却死于抑郁和脱节。虽然附近无人，但他们已经濒临死亡，怀疑可能再也无法复活。因此，不可避免地将自然与环境作为对立面。
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道理是不变的，但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如何引进精华，剔除残渣，如何加工改造外来文化。民族文化仍然很重要。需要认真考虑。与当时人们提出的“新瓶装旧酒”理论相反，他提出了自己的“新瓶装旧酒”理论。所谓瓶与酒只是比喻，它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内容与形式。在一些正统文化保守派眼中，中国文化就像一个古老的酒瓶，既可以装“旧酒”，也可以装“新酒”。曾有人说“天不变，道不变”，当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世界时，它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顺便说一下，张之洞说的是“不变”。如果要改变所谓“初中为体”，就应该以渐进代替快速变化，以较少变化代替频繁变化，这是文化保守派的基本思想，是一种立场。
但如果把中外文化的差异归咎于酒瓶和酒，认为酒变了而酒瓶不变，这显然是片面的看法。那么陈寅恪所说的“新瓶装旧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在1930年代初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评论报告时提出“新瓶装旧酒”。
尹恪一生是一个不古不今的学者，他的思想局限于咸丰年间，他的论点与增祥张南彦的观点接近，而这篇评论，起草了这篇报告和状态：这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用新瓶”和人们假装是旧酒。我心里知道旧酒是酸的，但没人愿意喝，何不在新酒底里倒点酒尝尝呢？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新瓶装旧酒”理论，直接继承于曾国藩、张之洞的“中式西用”理论。换句话说，“中西合一”是好事，但我们认为，新形势下我们需要创造新的瓶子来搭配传统葡萄酒。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得到了他的认可。陈寅恪认为，中国特有的制度习俗、三纲五常是“老酒”，而宋明儒学吸收佛教而编织的新学说体系是“新瓶”。 ” “新瓶”制作精良，让中华文化又延续了几个世纪。冯友兰虽然现在已经建立了“新理学”体系，但他坚持“续教”旧理学，即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继续创造新瓶，就像儒学一样。这当然会得到陈寅恪的称赞。
其次，陈寅恪提出了“避名、求实、以珠还珠”的方法，作为接受外来文化的具体方式。这与他后来所说的“新瓶装旧酒”相呼应和补充，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 “还珠于宝盒”的比喻，显然也指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但一般专指外来文化，是“中体西用”理论的延伸，也是一种发展。陈寅恪强调，要吸收外来文化精髓，拒绝华而不实、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元素。
当然，具体操作并不容易。首先，很难确定什么是珍珠，什么是棺材，而且当时那个地方的珍珠可能不是现在这里的珍珠。此外，虽然棺材本身很华丽，但它仍然具有作为一种美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引入正式性可能是首要需求。那么，唯一的标准就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需求是对还是错。当你把“珍珠装进棺材”和“旧酒装新瓶”结合起来时，你就能体会到陈寅恪的深度，尤其是考虑到陈寅恪所处的时代。对于了解中外文化的感悟确实很深。
陈寅恪提出“把珍珠放回棺材”是在五四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新瓶装旧酒”。事实上，真正提出了足以对抗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的宝贵思想的是新传统主义的代表新儒家。新儒家也强调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根基，但在他们心目中，“根基”具有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等特殊含义，还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哲学精神。再者，理学在论证继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时，是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顶峰，用人类发展和文化演化的普遍规律来论证继承传统的合理性。这不仅仅是继承传统，更是重建民族文化、重建民族精神。因此，其中冯友兰提出了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显然，他们的意图是在现代社会重新诠释和建立新的文化规范，其意义和精神就是继承传统文化，即“创造一种适合的文化”。传统文化“老酒”的新瓶装。陈寅恪对此非常赞同，并高兴地将自己的“旧酒”倒入冯友兰的“新瓶”中，希望冯友兰等人的努力能够成功。
历史总是充满巧合和悖论，但在全球化衰落、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的今天，迫切需要关注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审视陈寅恪这样的文化大师对中西文化关系的阐释，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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