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对韩愈作品有深入研究的人，也从各个角度回应了苏洵的观点。明代茅坤认为韩愈作品意蕴深远，胜过刘禹锡的作品，刘禹锡的作品“精妙犀利，而露之过分”；清代文学评论家楚新称赞韩愈作品“意蕴深远，跌宕起伏，回响连绵”；余成认为韩愈作品“曲折深远，不轻露”。近代极力推崇古文的林纾自称浸淫韩愈作品四十年，其古文创作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昌黎作品的影响。他初识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时，称赞其古文“抑而隐之，能抑其光辉”（林纾《赠马桐伯先生序》）。 吴用苏洵的“抑隐”二字来评价林纾，是对林纾学韩愈、入微入微的高度肯定。
苏洵的“抑隐”内涵何在？后世评论家为何将其视为汉文的妙境，为之着迷？雄浑雄壮的汉文，有着长江浩浩荡荡的气势，这条江河在什么意义上让人感觉到深邃与隐逸？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正如历代评论家所言，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度与气势，汉文就不成其为汉文，也不会成为具有强大号召力、备受推崇的文章典范。
“压抑与隐匿”作为韩愈所创立的新的美学范式，与曲骚的尖锐艺术大不相同。韩愈的风格之所以没有形成，是因为作者缺乏激昂不平的精神。事实上，韩愈的文笔中常常有“奇词异语、怨愤愤然”，但更多内在的艺术追求，使得韩愈的古文呈现出“不怨不怒”的独特面貌，意蕴深远。
1. “遇到不公要发声”与“不抱怨要抱怨”
韩愈的很多古文作品都充满着不平之情，但韩愈本人却只在《上疏》中把自己的某一类作品称为“恩怨怪言”。这一篇《上疏》作于贞元十一年。韩愈在此之前的作品并不多，因此无法判断他把什么样的文章定义为“恩怨怪言”。后人一般把《金学解》、《宋琼文》、《毛颖传》、《十鼎连居序序》等视为此类文章。其实这些文章都可以说是“怪言”，但如果以“恩怨”的标准来衡量，那么韩愈的很多作品都是非常符合的，也充分体现了韩愈的不平之情。
韩愈的冤屈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核心是他对自己等立志守古之人有才却无位的愤慨。《金学解》和《送穷问》两篇“奇文”自然是最典型的代表。韩愈的《干儿鸟赋》、《抚赋》、《民吉赋》三首诗也明确地表达了对人生的遗憾。此外，韩愈的许多实用作品如书、序、墓志、祭文、堂壁铭文等，也常常表达自己和他人志向远大却得不到赏识的悲哀。尤其是他与友人往来或拜访达官贵人的大量书信，充分表达了内心的感受，是韩愈冤屈最细致、最真实的体现。
自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士人阶层的兴起，士人的发展与政治权力的矛盾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士人无法满足需求的悲哀也成为他们人生反思和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屈原的《离骚》强烈地表达了士人迷失方向的悲哀，影响深远。诗人表达了忠义被诽谤、才华被丧失的强烈不满。对理想的坚持、对自身高尚品德的自信、对怀王的忠诚、对故土的眷恋、对自身命运的愤怒交织成宏大的旋律，展现出巨大的抒情力量。其中体现出的坚毅、执着成为中国传统士人回应人生失意的强烈呼声。 韩愈对于贤能之丧失、贫士受辱的愤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愤慨，也呼应了这种强烈的声音。但在具体的抒情方式上，韩愈的愤慨与《离骚》中的抱怨有所不同。
《离骚》中的情感热烈奔放，主人公形象光辉高尚。无论是屈原对自己高尚品格的坚定信心，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还是对谗言小人的愤怒憎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屈原用弃妇的比喻来表达被君王疏远的痛苦，语言凄婉缠绵，但这种比喻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并不包含性格上自我压抑的意味。因此，整部《离骚》仍然光辉高尚地表达了诗人的主体人格形象。诗人超脱尘世，对理想有着无比的执着，面对邪恶的时局和艰难的处境，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愿改变道德原则。诗人把自己比作香草佳人，把谗言小人比作恶草，并反复夸张和扩大这个比喻。 在君子与小人、正直与邪恶的激烈冲突中，怨恨与迷途的悲哀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巫山神女峰（图片来源：《诗与山水》作者：萧驰，三联书店出版）
韩愈的控诉不公虽然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但在艺术表达上却不如《离骚》那样奔放，反而更加克制压抑，内心的愤怒往往曲折地展开。《离骚》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的美，但韩愈却常常以自嘲的口吻写自己，如他最典型的“恩怨离奇”的《金学解》和《送穷文》。前者有大段文字自嘲自己“好学而不循规蹈矩，品行端正而不张扬”，说自己很幸运，能“月月花俸禄，日日吃粮仓中的粮食，儿子不会种地，妻子不会织布，骑马随弟子，安心吃饭”，没有不合理的期待。 这些话，虽然在读者眼中，充满了讽刺，但却是自嘲自嘲的写法，与屈原自负地描写自己高尚品德的风格截然不同。《送穷鬼》描写了五个穷鬼，用穷鬼的流氓状态来写作者无法驱赶他们的尴尬，有趣的文笔将自嘲的态度传递得淋漓尽致。当然，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作者的倔强和傲慢，这种傲慢本身与屈原的《离骚》无异，但有趣的是韩愈为何用如此自我克制的文笔来曲折地表达内心的傲慢？
或许人们会把《金雪解》和《送穷文》当做玩味的文字，把其中那些奇怪的自嘲之语当做作者的“一时爱好”，但我们如果再看韩愈其他的“恩怨”文章，就会发现韩愈也常常用谦卑的口吻写自己，如《致李翱书》：
我家境贫寒，又遭人袭劫，没有衣服穿，也没有工具养活自己，家里只有三十来人，这东西能去哪里？总不能留在京城吧，总不能随身带着吧。你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这只是一件事，你觉得我去京城有用吗？我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当时的人怎么会知道我呢？
我在京城八九年了，没有钱挣，每天要向人乞讨钱财才能度日。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想想，就像一个从痛苦中恢复过来的人在想着痛苦，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唉！您真是怪我，您也真是爱我至深。当今世上，还有您这样的人吗？自尧舜以来，有不被人宠幸的读书人吗？没有。您一个人，能让我清净无染，安居乐业吗？不是我不想按您说的做，而是我没有实力，情况也不方便。
在这里韩愈谈到了自己“日日求人相助”的无奈和因生计不能“清净不染”的痛苦，写出了自己最无能、最无力、最无奈的一面。在另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祭十二弟文》中，韩愈也在无尽的悔恨中，透露出自己在世间的无能和无奈。他对自己最亲的人如此绝情。由此可以看出，《金雪解》和《送穷问》中的自嘲之风并非“一时之喜欢”，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韩愈的自我认知，这与屈原的自我认知有很大不同。
韩愈对怨愤的抑抑，还来自于他对“怨”这一情绪的独特处理。《离骚》中充斥着对人生的抱怨和对谗言者的控诉；而韩愈的怨愤意在愤慨于世，他的写作并不像《离骚》那样着重夸大怨愤，内心的“怨”往往通过表面的“不怨”来传达。如《金雪解》和《宋琼文》字里行间蕴含着无限的愤怒，但表层文字处处平息着他的怨愤，表达着他的平和与知足。字里行间与字外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张力。韩愈不喜欢用浮夸的、肤浅的语言来批判世态炎凉、痛恨邪恶，与《离骚》直接斥责谗言者不同，他的写作风格在抑抑中激荡，在遏制中扬扬。 有些作品甚至把愤慨之情化作平静的文字，仿佛火焰化作阴郁的地下火，如《蓝田县令衙壁铭》，韩愈在《蓝田县令衙壁铭》中，刻画了奇人崔思礼在闲居之位上的痛苦苦闷，短短几句话便表达了愤慨与不平。这种文风与自嘲的语气一起，显示出与《离骚》的明显区别。
韩愈的笔下也不乏一些郑重其事的不满之语，其中的“无怨无悔”来自一种深刻的精神寄托。我们不妨从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开始观察这个问题，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直接指出“有不满，当发声”。
《送孟东野序》一直被认为是韩愈集中诉说怨气的文章。孟郊在科举中连年受挫，年逾五十，才得了一个卑微的官职。在即将走马上任之际，韩愈写下了此文以勉励他。此时的孟郊心中必定充满了人生失意的痛苦，而作为相识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韩愈想必深有体会。这篇送别文本可以直接痛斥当权的谗言者，对官场不公表示愤慨，这正是《离骚》的视角。然而韩愈并没有把它写成“无韵的离骚”，而是雄赳赳气昂昂地阐述了“万物不衡则怨”的宏大论点。 韩愈本文所说的“不平”，究竟是专指哀怨、愤怒、不平，还是既包括愤怒、怨恨，又包括“咏国兴盛”的喜悦，历来学者们都有争议。持前者观点的代表有宋代洪迈、清代何焯。何焯在《义门读书笔记》中说：“疑‘有不平，则言出’四字，不能包括善言之圣贤、咏国兴盛之词。”后一种观点的代表有钱钟书先生，他说：“韩愈的‘不平’，不等同于‘咏国兴盛’，不仅指愤怒、郁闷，还包括喜悦。”前一种观点影响很大，但因为后一种观点更符合文本意义，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 但值得思考的是，如果韩愈的“有不满，则言之有理”并非单指怨恨之情的表达，那么文章开头的长篇大论无疑有些偏离了愤慨孟郊失意的主旨，有学者因此批评韩愈的论证不够严谨。
其实，如果从韩愈独特的“哀冤”表达方式来理解本文的逻辑，上述争论是可以调和的。韩愈的“哀冤”论，就其所表达的理论内容而言，并无特别深刻的内涵，只不过是对人心所动、物情所激的传统认识的一种新表达，其中当然既有愤怒的哀冤，也有喜怒哀乐的哀冤。韩愈的论证之所以包含悲喜的情绪，是因为他想在宇宙万物动的普遍现象中，建立一种崇高的神圣的天命，并不局限于悲愤、怨恨，而是着眼于万物的共同、普遍的情感，这体现了他论证的宏大。他认为，有志之人的价值在于与天命相合，他对孟郊的期望，就是在这种伟大的天命之下，安定自己的个人人生。 韩愈高傲地指出，历史上只有最杰出的人，才最善于抱怨，最能体现天命。魏晋以后的人，“其声清飘荡，其韵急急，其词淫凄凄”，自然离天命更远了；孟郊虽是穷书生，却能歌善舞，体现的是大天命。《送孟东野序》不多言抱怨怨恨，通篇立足于大天命，以博大开阔的气势概括古今善歌者的伟大价值。唯有在结尾处，以“东野江南仕途似无尽头”似不经意地将孟郊的失意一笔带过。 韩愈想用大运来激励孟郊，使他胸怀宽广，淡泊暂时的得失。钱基博对这篇文章有一段很精妙的评论。他说这篇文章：
理论凭空而来，其深奥莫测，犹如进入汉武帝建章宫或隋炀帝迷宫楼，门窗万千，不知通向何处；但其中的要旨与思路，却只能一瞥而过，在天空中荡漾，如同海中日影或天上雷声。
在钱穆看来，抚慰孟郊的忧愤怨气是此文的“主旨”，韩愈却不在此深究。他关于“发愤不平”的宏大论述，完全集中在天道常态上，似乎与具体的牢骚怨气无关，仿佛在写一篇“无怨无悔”的长文。他立天命的豪情，“如入汉武帝建章宫，入隋炀帝迷宫，门窗千条”，浩瀚豁达。对人事的具体牢骚，在豪情壮志中只可窥见一斑。这就形成了“无怨无悔”的独特风格，不同于楚骚的激昂，内敛而深邃。
但韩愈对天命的重视，并非是为了消除爱国者悲愤的锋芒，而是在天命的语境中充分肯定爱国者悲愤的价值。因此，在“有不公时发声”的宏伟论证中，读者依然能深刻感受到愤怒时代的不公，但崇高的意图掩盖了愤怒话语的表面锋芒，使其传达得更为深刻。韩愈“无怨无悔的控诉”的力量就在于此。
类似的文风在《送高阳齐浩落榜序》中也可见一斑。文章对齐浩因涉足科举而落榜深感惋惜，但文章先论述了“古之所谓不偏不倚，不择亲疏，进退自如”的道理，然后写齐浩对自己的遭遇毫无怨恨，从而称赞他“不偏不倚”。文章虽然不无对当代世界的批判，但并不沉湎于怨恨，而是着重凸显“不偏不倚，忘我”的境界。文章对当代世界的愤慨，因为蕴含在文章的崇高志向中，而显得更为深刻。
2. 自我激励与爱：深刻含义与停顿之美
韩愈古文的深意与跌宕，也体现在意义的委婉中。他那篇流传千古的名文《送董绍南序》便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篇。董绍南科举之路坎坷，生活陷入困境，为了获得升迁的机会，不得不到河北投靠藩属国。河北藩属国对朝廷怀有不同意图，从效忠唐王室的角度看，董绍南的做法显然有问题，其选择的不妥与不当显而易见。韩愈本可以直接劝阻、批评他。然而这篇送别序却不是简单地以嘲讽开场，文中没有一句批评的话，而是步步为营，劝说中却隐含着劝谏与阻挠。 吴楚才、吴调侯说这篇文章“仅百余言，却有无限的开合、无限的变化、无限的含蓄”（《古文观止》卷八）。其开合的变化，在于它是送别，是秘密的挽留。那么，韩愈是靠什么挽留董绍南呢？清人林云明认为“全文以‘风俗变迁’一句串联，以‘古今’二字呼应，妙极了。”这种观点注意到韩愈借河北风俗变迁，提醒董绍南不要独断专行，不要对河北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用“古今”串联思想线索，只是形式上的巧妙，韩愈的深意，是要把焦点放在董绍南这个英雄身上。
文章开头是这样的：“燕赵，古以哀歌悲歌之人多著称。董生中了进士，学业不成，怀揣利器，满怀希望地来到这片土地上，我知道一定有缘。”韩愈并没有把董绍南看作一个到河北谋求仕途的落魄书生，而是看作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华横溢的英雄。董希望去的河北，正是“古以哀歌悲歌之人多著称”的英雄之地。英雄去了英雄之地，韩愈相信一定会遇到知音，改变命运。然而，文章进一步从古至今的变化出发，思考作为英雄之地的燕赵，是否早已今非昔比。这种从英雄出发的意图，是正直而委婉的。 它没有把董绍南去河北的行为看成是追求功名利禄，而是看到了英雄落魄时的无奈和无奈。韩愈知道，追求功名利禄的人，不会羞于投奔诸侯；只有秉持道德的英雄，才懂得去留守正。他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激发董绍南心中的英雄气概。他相信，作为英雄的董绍南，一旦看到燕赵二国不再是昔日的模样，他一定会悔悟。 文末最后一段直接指出英雄应该为朝廷效力：“我被儿子感动了，替我看你们的坟墓，又看市井，过去有没有狗屠夫？替我感谢他们，说：‘皇上在，你们可以出去侍奉！’”文章对董绍南的河北之行一步步的劝诫，所有的劝诫其实都是在逐渐唤醒他心中的英雄气概，希望他能自立，认识到自己此行的不妥。如此含蓄的劝诫，显然不只是文字上的巧妙安排，更是董绍南将他视为精神上的英雄，希望他自我反省的良苦用心。
从蓝田-蓝关驿古道上俯瞰终南群峰（图片来源：《诗与山水》作者：萧迟，三联书店出版）
韩愈激情澎湃中的压抑，还体现在他深深的自责和自律中。他的《祭十二弟文》中充满着深深的自责。由于远在异乡，韩愈未能及时获悉老成的病情，也没有想到老成这么年轻就这么早去世。老成死于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贞元二年到长安求官，此时他已在仕途上走了十余年，历尽坎坷，四十岁之前“目眩神迷，须发斑白，齿已松动”。 在痛失亲人的巨大悲痛中，他不仅倾吐了自己得不到赏识、人生失意的愤怒，而且深深地自责自己没有照顾好老程：“唉！你生病的时候我不知，你死的那一天我不知。你活着的时候，我不能供养你、陪你生活，你死了，我不能安慰你、表达我的哀思。你葬无棺材，葬无坟墓。是我辜负了神灵，害得你死去。我不孝不仁，生时不能供养你，死时不能陪你。一个在天涯，一个在地角。你活着的时候，影子不能靠在你身上，你死了，灵魂不能与我的梦相连。真是我干的，我又何必责怪你呢？”这段悲情的文字，是全篇的高潮。 千百年来，它敲击着无数读者的心弦，是古今悼亡文中最沉痛的旋律。在深深的悲痛与无奈中，隐隐透着一种让人心酸、无法自拔的不可饶恕的自责。其实，别人不会责怪韩愈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但韩愈却为此“自责”自己。在这种批判中，我们读到了他对家人的爱，更读到了他不屈不挠的责任。而这样的自“责”，不正是人在死亡与命运面前永不放弃的挣扎与尊严！当然，在悲伤的悼亡文中，作者对自己坎坷经历的无奈与不甘依然回荡，但如果只有愤怒的无奈与悲痛，没有作者深深的自责，这篇文章就不会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作为悼亡文中的“千年绝调”，文章写的是心灵的伤痛，是心灵的悲剧。 唯有悲剧才能敲响艺术的巨钟。
委婉的劝诫、深沉的自责，这些独特的文风将韩愈“无怨无悔”的深刻内涵以更丰富的意义呈现出来，使韩愈的话语在奔腾中带有低沉的回音，在汹涌中带有压抑。这正是苏洵所说的长江“抑而有隐”的体现。这种独特的文风体现了韩愈强烈的修身立世之心和对道德内守的深刻追求。韩愈关心世事，内心愤懑不满，但他也十分关心士人君子应该以道自律，挺身而出，不被外在、暂时的荣辱所迷惑。 他在《答李益》中说：“待人用者，犹如器乎？用弃由人，君子则不然，有心法，有行法。用了就施于人，弃了就传于弟子，为后世立为律例。若如此，岂可快哉？快哉。”他希望士人、君子追求精神上的独立，不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在谈及自己学习古文的经历时，他认为，一个立志学习古文的人，必须志存高远，以圣贤为师，必须摆脱世俗利益的干扰； 他甚至提出，如果俗人称赞他，他应该深感忧虑，因为这说明他在古文方面的造诣尚有欠缺：“人笑他则喜，称赞他则忧，因人之意见犹有。”他在《与冯肃书信论》中说：“作者不求人之赏识，百年待圣贤而不惑，问鬼神而不疑，明矣。”这种完全蔑视外界赞扬与批评的态度，造就了韩文的傲慢实力，也是他能掩人愤慨，使文风趋于全面的原因。
韩愈强烈的为世效劳的愿望和内心圣洁的追求，是二者微妙的融合。在《答陈生》中，他安慰失意的陈生：“贵贱富贫，来时静吾心随，莫使初负吾重。”然而，韩愈真的能“静吾心随”得彻底吗？在《答李益》中说“仁义之人，言辞柔和”，但韩愈的言辞似乎并非纯粹的“柔和”。事实上，强烈的世事忧患让韩愈难以摆脱世事不公所带来的愤慨和不满，但内心圣洁所追求的精神超越与超脱，却让他的怒气停顿、内敛。清代桐城三祖之一刘大容说韩愈的言辞“刚硬直直中，自有起伏”。 韩愈的“无怨无悔”正是其风格和精神张力的体现。
韩愈流传一千余年，苏洵“抑隐”说得到无数响应，成为经典评论。“抑隐”作为更为深刻、内在的抒情范式，成为宋代以后写作的新典范。韩愈不仅开拓了新的观念，而且塑造了新的情感美学。他对曲骚艺术的改变，大大改变了八代文学的精神气质。提出新观念不易，创造新的韵味气质更是难上加难。韩愈的“新创造”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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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韩愈文言文中的思想世界
刘宁
生活·阅读·新知 三联书店 2023年10月
ISBN：9787108076533 售价：69.00元
这本书具有贯穿中国文章和思想的历史的观点，对韩Y的巨大贡献通过“文学和教育”传统对中国思想和文明的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从身体形成的三个主要角度。中国的散文，以及这些创新与他对儒家复兴的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揭示了韩元古代散文的深刻而丰富的意识形态世界。
该书详细讨论了汉尤（Han Yu）追求仿真圣人的深厚联系，试图建立名字，强调开放的教师 - 学生关系，并提倡自然忠诚度，以及他对古代散文的形成的贡献，可以分析激进的追求和越来越多的意见。 Yu的意识形态能量，但也促进了唐朝在中国精神传统和意识形态历史上的启蒙地位，并提出了对“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Theory”的新反应和解释。
景观，天地：郭XI早春的世界观
由Qu Jingdong
生活·阅读·新知识Sanlian书店2021-11
ISBN：9787108072665价格：68.00 yuan
“天地之间的景观”集中于“早春”，这是北部歌曲王朝的著名画家的杰作。众神的住所和“刷子，墨水和性格”，并逐渐展开了以苏什（Su Shi）和黄·廷吉安（Huang Tingjian）为代表的宋朝学者心中的宏伟世界。在比较古代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角度来看，它探索了中国艺术的文化核心和精神高度。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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