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他主张维护唐朝的统一，反对诸侯割据，主张“仁政”，反对专制暴虐的赋税。在文中他为人耿直，不畏强势，为人耿直，体恤百姓。在潮州和任京兆尹期间，他取得了很大的政治成就。但强烈反对王叔文变法，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家道统，排斥佛道。在文学上，他崇尚古文，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文，强调文学要承载真理，唯有破除俗套，力求文风革新，反映现实，表达思想内容。他写下了大量具有现实意义和战斗性的散文。 名篇众多，气势磅礴，豪放不羁，多姿多彩，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他的提倡和柳宗元的支持下，涌现出一批古文作家，形成古文运动，给散文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他的诗歌创作充满现实主义精神，风格多样，有的雄伟、奇险，有的朴素、清新。其诗的散文风格对宋代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继李白、杜甫之后，开创了新诗流派。汉诗追求新奇，强调“以散为诗”，必然导致风格怪异、怪诞，也影响了诗歌的韵味。有《长黎先生集》流传至今。
韩愈对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成就，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由骈文到散文改革完成的标志。韩愈所说的“文”的概念相当广泛，虽然也包括文学散文，但主要是指一般的应用文章和学术著作。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样，是语言改革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他的古文理论严格地说是文章学的理论，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也适用于文学创作。韩愈的古文理论包括文学和道两个方面，他提倡古文是为了弘扬儒道思想。他在《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学古道，须知其言，知其言者，为古道之人也。” 韩愈所提倡的“古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他在《道本源》一章中说，自孟子以来，“道统”已被打破，他要继承这个“道统”。韩愈提倡“儒道合一”，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诸侯割据；另一方面是为了排斥佛教和道教，反对因崇尚佛教和道教而浪费钱财，增加人民负担，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困难。同时，他实际上对儒家和道家的内容做了一些创新，也吸收了其他思想流派的一些内容。所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要“明道”，必须改革文风，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反对八代以来盛行的骈文。所以苏轼在《韩文公庙碑》中说自己是“开八代之衰，救天下之溺者”。韩愈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强调“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是表现“道”，形式要服务于内容。“道”是目的，“文”是手段。 同时，他强调学习古文学不是模仿古人，而要注重创新，“学其意，不学其言”（《答刘飞田》），“唯古言，必弃之”（《答李益》），认为“唯古人，必有其言”（《南阳范少枢墓志》）。他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在古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认为这是创作成败的关键。 他发展了孟子关于培养“义道相配”的“大气”的说法，认为要“行仁义之道，游于《诗经》《书经》之源头，才能有“气”，“气之者，言长短，声高低皆宜”，“仁义之人，言辞柔和”（《答李益》）
在文艺思想方面，韩愈影响最大的是“不公而发声”一说。他认为“不公而发声”是一种普遍现象，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人还是物，遇到“不公”都会“发声”，当事物受到外界因素冲击，自身的平衡和稳定被打破时，就会“发声”。“无声的草木，风一吹，便有声；无声的水，风一吹，便有声。”人的正常思想感情不能自由表达，但会“发声”，“不得已时，才开口说话。其歌声也有思想，其哭声也有感情。”（以上均见《送孟东野序》）。发声不是遭遇不公后的消极自然反应，而是对现实的积极介入，寻找疏导被压抑意志的途径，是现实中受到迫害、被破坏，却不肯屈服的人们所表达的强烈反抗要求。 这是对司马迁《司马迁自传》中“以怒立书”说的一种发展。韩愈肯定和赞扬的“善声”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周公、孔子等儒家圣人，还包括老子、庄子、杨沫、屈原、司马迁等。到了唐代，他认为陈子昂、陶渊明、李白、杜甫、元结、孟郊等也是“善声”。所以“有不平之声”并不是说人只有在遭遇不幸时才发声，而是指理想和抱负不能完全实现，人在情绪激动时也要发声。声音也有高低之分，有道之声和有术之声之别，有善声和恶声之别。 更为可贵的是，韩愈在《敬坛唱和应诗序》中指出，真正感慨不平、善于声音的人，并不是王公贵族，而是“草野间行者”，那些穷困潦倒、苦不堪言的文人。
他提出了“平音微弱，哀音妙；乐语难写，穷语易写”的重要观点。他揭示了封建社会文学艺术发展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人们在学术文化事业上的成就，往往和在仕途上的发展成反比。韩愈本人也是如此，他说自己“时运不济，处处受人诽谤，进退维谷，终无所作为。性善文学，但苦恼忧患无人诉说，所以才得以钻研经史、百家学说，埋头学说，反复吟诵，磨砺事业，力图著述。”逆境的考验，可以磨练人的意志和毅力，激发人们奋进的精神，促使人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后来，欧阳修进一步提出“争先创艺”的理论。韩愈在诗歌创作中喜欢气势磅礴、气势磅礴的审美风格，所谓“硬词用在空，适词用在势，以消障”。（《进士荐才》）主张力求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成就自然界的奇妙。同时，他以写散文的方式写诗，开辟了宋诗“以散为诗”的新路。他在创作思想上，并不注重像佛道那样“空寂”精神境界的修炼，而是强调只有内心激情澎湃，才能写出好的作品，空虚冷漠只会消磨创作激情。他在《送高贤先生序》中对张旭书法创作的探讨，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后来，苏轼在《送廖先生》诗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这正是儒家与释道两家创造性思维差异的体现，韩愈虽然也推崇屠丁杀牛的神话境界，但他是从心无旁骛、“不修别术”的角度去肯定的，集中全部精力去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与庄子的本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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