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酒店建筑保护（44）一品香酒店保护消失
国际酒店保护与修复（1、2、3）
上海建筑保护与修缮（4、5、6）
理查酒店保护修复（7、8、9、10）
锦江酒店保护与修复（11、12、13）
瑞金宾馆保护修缮（14、15、16）
西郊宾馆保护修缮（17、18）
兴国宾馆保护修复（19、20）
东湖宾馆保护与修缮（21、22）
酋长府酒店的保护和修复(23, 24)
静安饭店保护与修缮(25)
金门饭店保护与修复(26)
新雅酒店保护与修复(27)
远东酒店保护与修复(28)
东方宾馆保护与修复(29)
大中国酒店保护修复(30)
大华酒店保护消失(31)
马勒别墅酒店的保护和修复（32、33、34）
沧州宾馆的消失与重建（35、36）
大华宾馆保护修复(37)
水屋酒店保护与维修(38)
丁香花园酒店保护与修复(39)
虹口大酒店保护修复(40)
东亚饭店西迁与保护（41）
北宣府保护修复(42)
沉公馆保护修复(43)
一品香酒店保护消失(44)
历史保护建筑：老上海酒店建筑保护
一品香酒店保护消失
保护和恢复（名称）
一品象震撼：张伯驹英雄救美2016-04-05 19:18 今日头条·明德历史博物馆编辑高山
上海老人卖别墅捐2000万建校2014年3月23日03:40 钱江晚报
保护与恢复（文字）
上海人把西餐称为“大菜”。最初主要供应给外国人。后来，西餐厅纷纷开业，吃大菜的风潮开始流行。
在上海，西餐厅也被称为饭菜馆。 “番”指的是外国人。饭菜的意思是外国食物。一品香酒家始建于1879年，位于福州路，被认为是上海最早的高档餐厅之一。楼下是餐厅，楼上是酒店。
一品香酒店是当时小说里写到的。上海不少名人都到一品象住宿或吃饭。这是每个人交流的地方之一。
1、张伯驹，真正的世家公子，一生酷爱书画，收藏古书画。
但张伯驹却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藏品。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多达一百一十八块。故宫博物院的一半书画都是他捐赠的。
张伯驹听说天香阁里有一位琴棋书画高手，立刻前去看望她。他确实很了不起。他对潘素一见钟情，决定挽回她。但一位高官却对潘素觊觎已久。听说张伯驹与潘苏相恋，高官勃然大怒，下令将潘苏软禁在上海一品香宾馆，意图斩断两人的联系，让潘苏改变立场。头脑。在张伯驹的努力下，两人终于结婚了。
2、王诗颖是郑振铎的初恋女友。两人深爱着，可惜注定不能牵手一生。郑振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结识了他的终身伴侣高俊珍。
1923年10月10日，郑振铎与高美丽在上海一品香宾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3、徐来原本是一位女影星。在民国女明星中，她的人气不如周旋、胡蝶，演技也不如阮玲玉。在明月歌舞团，他受到老板李锦辉的青睐。 1930年，他们在反对中选择结婚，并在上海一品香宾馆举行了婚礼。当时徐来21岁，李锦辉39岁。
徐来第二次结婚后，一度产生了退休的愿望。没想到，她告别了名利场的繁华生活。闲适的日子没过三两天，老天爷就把一张命运图放到了她的手里，逼她成为了一名卧底。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继续演戏。
4、2019年温州博物馆展览中，与朱景舟有书信往来的有于右任、何应钦、邵力子、章士钊、沈君如、戴季陶、黄炎培等政治人物，以及张秉霖（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胡适、马一浮等教育文化界名人，以及卢伟英、黄群、林大同、马孟蓉、梅冷生等温州先贤。
他之所以与这么多人通信，是因为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型革命文化团体——“南社”的成员。他也是章太炎老师的爱女婿。
1924年3月，朱景洲在上海一品香宾馆与张太炎老师的三女儿张继銮（尹战）结婚。证人是张继銮。婚后，两人前往厦门定居。
5、1932年，24岁的傅雷在上海著名的一品香宾馆与表弟朱美福结婚。他们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起初，傅雷称朱梅芙为“梅子”。后来，他用法语亲切地称她为“玛格丽特”，将温柔善良的朱梅芙比作歌德《浮士德》中美丽温柔的玛格丽特。
结婚后不久，夫妻俩搬进了重庆南路169弄4号的巴黎村。傅雷在这里度过了近14年的写作生涯，直到1948年11月，他应好友宋琪的邀请离开上海前往昆明。
6、1920年8月，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经过漫长的漂洋过海，拉塞尔终于在10月12日抵达上海。不过，双方约定的时间是10月15日。拉塞尔提前三天到达，码头当然没有人来接他。就这样，拉塞尔在码头上了“紧闭的大门”。
经过拉塞尔的询问，中方得知拉塞尔已经提前抵达上海，他们赶紧派人来接他。拉塞尔立即被安排入住一品香酒店。
7、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点，前往日本讲学的爱因斯坦途经上海，乘坐日本“北野丸”号抵达上海惠山码头。
爱因斯坦夫妇受到中国学者和记者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主人在上海“一品香”宾馆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第二天一早，爱因斯坦和妻子乘船前往日本讲学。
爱因斯坦的短暂访问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无疑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近日，在张家小孙张念祥家中，发现保存完好的一张张太炎妻子唐国立“朱多民夫妇在上海结婚”的老照片。照片记录了一百年前的1924年3月29日，著名爱国志士朱景洲与张在上海一品香宾馆携手结婚。这段婚姻立刻成为上海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佳话。朱景舟也因为娶了章太炎的三女儿而名声大噪，为世人瞩目。
1924年朱景洲与张结婚照。
婚姻是命中注定
章太炎是民国时期公认的革命家、学者。由于他的言行怪异，他给三个女儿起了奇怪的名字：大女儿张、二女儿张克、三女儿张。而且章太炎对女儿的娶法也不同。他曾说过，谁想娶他的女儿，就必须知道她的名字，否则就没必要讨论。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说出这三个名字，几乎没有人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结果女儿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无人找上门，这让张太太的妻子唐国立坐立不安。唐国立对章太炎说，系铃的人也必须系铃。后来，章太炎将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志同道合的创始人宫宝全为妻。
朱景洲也不例外。他是章太炎亲自选定的第三个女婿。对于这段婚姻，朱景洲在《梦痕记》里有很多回忆。他自诩这是一场“喷气式婚姻”，并毫不掩饰地说，“就算踏破铁鞋也找不到，根本不费力气”。据文章称，1923年，时任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副行长的他因公事到上海中国银行交接旧债券。他还拜访了章太炎老师，请他写一张纸条，介绍给自己认识杭州的一位先生。章太炎口头答应了，但朱景舟去了两次却没有看到他写字。 “我对老师一向很尊敬，自然不方便催促他。”第三次见到章太炎时，章太炎告诉朱景舟，他近期要去杭州。朱景舟问道：“我可以陪老师吗？”章太炎答应了。
5月2日，朱景洲陪同章太炎乘车前往杭州。 “那是一等、二等的专车，除了老师、他的妻子、他的哥哥张导之外，还有我和老师的妻子、哥哥唐忠迪。随车的人都是上海名人。”张晓林等人。”路上，张夫人询问了朱景洲的家人情况。没想到，当天晚上九点左右，张妈妈突然亲手送了一碗鸡蛋，对朱景洲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老师有一个即将入深闺的三女儿，想送给你。” “你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一时答不上来。如果不是我妻子问起我的家庭背景，我连想都不敢想，更别提求婚了。”朱景洲表示有些犹豫。过了一会儿，他回答道：“非常感谢师父的恩德！不知三小姐现在在哪里？今年多大了？”一番交谈后，他又问道：“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师父有没有征求您的意见？”观点？ “老师比我更了解你，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5月8日，朱景洲跟随章太炎回到上海。张太太立即安排朱景洲去南京相亲。章太炎还给就读于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张太炎带来了一条短信，称“你妈妈是为了你的事而来的”。第二天，张请假去陪伴母亲和朱景洲。 “我们现在订婚了，它的速度可能会创下世界婚姻史上前所未有的记录。” 7月22日，朱景洲与张宇在上海订婚。据当天《申报》报道称，“张太炎之女张太炎女士与张继銮介绍的朱景周君订婚。朱景周君是浙江人，现任厦门某银行副经理。”今天下午，这对未婚夫妇为介绍人云设宴。”
对于这桩婚姻，朱景洲表示感慨万千。他说：“自从第一次婚姻失败后，我对婚姻的态度就比较保守，不敢去关心什么富家小姐，因为我出身贫民，如果我想吃天鹅肉，这相当于自杀。” “我从小就失学，生活很忙碌，没有机会学英语。自从来到厦门后，我曾多次尝试上英语课。由于记忆力减退，加上发音不正确，我一直觉得比较困难，不太成功。“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擅长英语的终生伴侣，可能会对我的职业前景有所帮助。”是一名英语老师，也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这次没有寄钱纸条的事，如果张老师很快给我写信，就没有同车去杭州的事了。就算我们没有张太太一起走，那这场飞流走的婚姻也根本不可能发生。”朱景舟认为，这是命运之神安排的一出喜剧和命运。
岳父岳母很喜欢
朱景舟出色的才华引起了章太炎的注意。 1917年，章太炎跟随孙中山前往广州护法，并担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在此期间，年仅29岁就任参议员的朱景洲提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根本任务应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并撰写了《民国政制改造论》一书出版。众议院议长吴敬琏、内政部长孙宏毅、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佟航时、参议员赵士余等互致序言。外交部部长吴廷芳题写书名，财政部长唐绍仪题写“思深思远”。这件事震惊了当时的军政界。不久，他被广东世界和平进步会吸纳，派往上海与警备总司令徐绍桢等五人一起向“南北和谈”双方陈述意见，敦促统一国家的。后来在1920年，他的第二本书《英属马来半岛》赢得了章太炎的共鸣。 “民国五年我南下，从马来半岛到爪哇城市，去过几次，但时间很短，没能带齐必需品……我的女婿朱景舟游半岛，视我为久远，问风也视余为深。”这是章太炎后来在该书第二版的序言中所写的。
不仅如此，在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朱景洲十分活跃。 1916年9月，加入同盟会成员陈去病、柳亚子发起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1919年7月，加入李大钊、王光启等人在北京创办的青年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并陆续发表了大量文章。例如：朱景洲的《实业旬报》出版于1920年2月1日至3月11日，他的《马来半岛之树胶业》连载于5月18日至21日；次年1月15日出版《北大日刊》。朱景洲《英属马来半岛华侨学校一览表》，天津《少年中国》于12月21日至27日连载他的《南洋问题与吾华民族》；上海《益世报》于4月19日刊登了朱景洲的《太平洋会议面面观》，3336 0《申报》又报道了他的《致上海总商会书》，以及他1923年2月纪念《中国与南洋》建国周年的题词。
在婚姻方面，章太炎也非常尊重朱景舟的个人意见。这从1923年10月20日章太炎写给朱景洲“商议婚姻事宜”的信中可见一斑。
多敏贤谦：
我已经发出了前几封手写信，为什么还没有到达？我又收到生日祝福，最近收到一本书，通知我结婚日期定在农历二月二十日，但具体日期由你决定。决定之后，就会送到季鸾那里。如果不是吉日，随意择日也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按照习惯历法，苏吉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和穆君（己亥年出生的人）没有注定的冲突，那就可以了。厦门也有一天，可以问问。安定下来之后，你就可以了解并做好准备。嫁妆费和彩礼费合计三千元，嫁妆费两千元，由穆先生本人支付。一千元的礼金，将被愚者零碎地使用。利润还剩下一半左右，结束之后再给君牧。男女各家祭拜招待宾客，各做各的事。愚常常如故，一切顺其自然。观礼礼券也要由新郎家人出具，新人可以点名（远方的不用出，因为没必要千里迢迢来观礼）。这是一个好问题。
张秉林顿了顿
10 月20 日
从上面可以看出，章太炎在女儿女婿的婚事上仍然坚持传统，女方也仍然以“旧式”待客，但他并没有恪守传统。它。所谓“吉日”，不一定是结婚的日子选的。男人的请客规矩是由男人随心所欲，从旧到新，足见章太炎开明的一面。在1920年代这个被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所束缚的时代，章太炎的新思想境界是非常难得的，也进一步说明了章太炎对朱景舟婚姻的重视和认可。
新式婚礼
1924年3月29日，星期六，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朱景洲与张黎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宾馆举行了新式婚礼。说起一品香酒店，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但作为上海第一家早期就享有较高西餐声誉的西餐厅，它装修豪华，设施齐全。与当时著名的东亚饭店、大东饭店、远东饭店齐名。高档酒店中的佼佼者，被誉为上海“三东一流”酒店。许多中外名人、政要都曾慕名而来。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一年多前访问上海并入住了这家酒店。郁达夫也选择这家酒店来纪念郭沫若的《致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书》出版一周年。是在这家酒店举行的。郑振铎、沈雁冰、谢六一、陆隐等应邀参加会议。在这里举办婚礼可以说是隆重、端庄。
当年上海的“一品香”酒店。
当天，酒店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35岁的朱景洲换下了平时的中式服装，换上了西服，头戴礼帽，脚踩皮鞋，怀里抱着雪白的裙子。一名25岁的男子身穿婚纱，手捧鲜花。客人散去后，张对朱景舟微笑道：“我大学女同学都讨论过结婚的问题了，我们都想试试红轿子，看看是什么感觉，我们可以坐进去。”每天都有车，所以这并不奇怪。” ！这是人生旅途中唯一的一次，但你不能错过。”朱景舟调皮地回答道：“你要是早点告诉我，我会尽力不让你失望的。”“别吹牛了。” ！轿子，恐怕没那么简单。”张茹抿了抿唇。
婚礼举行后，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1924年3月30日，朱景洲与张仪结婚的第二天，上海《道路月刊》用醒目的新闻标题“新婚夫妇两次结婚”和副标题“一小时之内”向市民跟踪报道了他们的婚事。婚礼场景：
昨日，章太炎的二儿媳妇易（名穆军）与朱军荆州（名多敏）结婚。张住在上海，但仍住在振华酒店，而朱军则住在一品香。新娘和新郎都信仰基督教。下午3点30分，他们首先在三马路木儿堂举行了婚礼。他们进行了宣誓和其他手续，并遵守教堂礼仪。下次在一品香结婚，见证人是唐绍仪，介绍人是张吉鸾，一切仪式都是一般所谓的新式婚姻。不过，太炎按照旧礼，并没有来主持婚礼，而且只有一位介绍人，略显奇怪。新娘胖胖白皙，端庄优雅，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新郎身材瘦高，气质优雅，在厦门中国银行工作。结婚后，我会去南京旅游。
1924 《女神》 发表朱景洲和张的婚礼直播。
这场婚礼吸引了众多“大人物”的关注。唐绍仪，朱景洲与张氏婚姻的见证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也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理。他为维护国家主权、外交权益、推进民主共和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介绍人张继銮被誉为“报业大师”。 1911年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秘书，负责起草《时事新报》等重要文件，发出中国近代报纸史上第一封新闻电报； 1916年—1924年任北京、上海《时事新报》主编。胡适在当年1月3日给朱景洲的信中说，“我去年听说老师结婚的事，但不知道如何沟通，所以没有向您表示祝贺，这是极其不礼貌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赠送了朱景洲夫妇的贺联“夜望星辰，传承血脉”，可以还原婚礼的一个细节。当然，以章太炎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场面肯定很热闹。
婚后，朱景洲夫妇定居厦门，并在鼓浪屿租了一栋平房。除了每天在银行工作外，朱景洲还在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张景洲在育德女校任教。 1926年秋，鲁迅、顾颉刚、孙福源、沈健石等一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来厦门任教。由于鲁迅、苗子才等人是章太炎的弟子，又是浙江同乡，朱景舟与他们交往颇多。顾颉刚的日记中有很多记载，比如今年9月19日的笔记：“他和子才、韦深、生金、易庚、李复到鼓浪屿朱景舟老师那里吃饭，又看了朱家营业厅印刷的名人字画收藏……朱多民老师（荆州）是太炎老师的第二女婿，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同月21日，鲁迅出席厦门大学开学典礼的第二天，也受到了朱景洲的赞扬。受到邀请，他在日记中写道：“朱景舟约到东花园吃午饭，中午之前，他和健时、福源一起去了。那里坐着黄墨静、周兴南等五人。我没有问。”他们的名字。”
患难时彼此相守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发动北伐，直接针对北洋军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在人民的支持下，7月10日攻克长沙，吴佩孚主力溃败。 11月8日，南昌沦陷，孙传芳主力被消灭。 11月26日，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我想：报效国家的时间表已经到了！”朱景舟认定革命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江浙，于是直奔福州会见东路总司令何应钦，游说支持革命。 1927年6月13日，朱景洲离开厦门到达南京。入伍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部副部长，少将军衔，职业生涯转入军队。张毅带着年幼的女儿朱仁贤来到上海生活，他和前往前线提供军需后勤的朱景洲过着多散少聚的生活。
1929年7月17日，朱景洲受上海财政局局长、老上司徐娟之邀，出任财政局秘书，筹备成立上海银行。朱景洲终于与妻女过上了家庭团聚的生活。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1933年5月4日，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就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此时的甘肃，土地贫瘠，人民贫困，军阀林立，政治分支众多，经济匮乏，治理极其困难。澄清该省的财政事务面临许多障碍。另一边，日本侵略者正一步步挺进，开发西北，建立抗战大后方。这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对此，朱少良极力邀请时任上海银行行长朱景洲协助理财。 6月8日，朱景洲怀着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为政权造福人民的执着信念，离开家人，踏上了西行兰州的征程。
更为困难的是，1937年11月中旬，在沪淞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受到巨大威胁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管理办法》，决定将政府机关迁往重庆。按照既定方针，坚持长期抗战。随着这一重大决定，四川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民政府认为朱景洲在北伐期间曾主管军需、后勤，并曾担任过各种财务、财务职务。他名声显赫，被任命为四川、西康收税，为抗战筹集资金。 12月10日，朱景洲奉命赶赴重庆，接任财政部川康区税务局局长职务。这次离开，朱景洲又与家人分离了三年。
1940年底，因劳累过度、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加上痛恨腐败，朱景洲辞去一切职务，移居清流养病。 “那是一个偏僻的县城，到处都是自来水，水又清又可爱，名不虚传。”据朱景洲回忆，当时女儿朱仁贤已经上中学了，妻子张无所事事，整天到隔壁中学做无薪地下工作者。老师。 “我老婆的记忆力非常强，可以说是靠记忆记住的，我曾经用一篇报纸新闻来测试她，大约300字，她仔细看了两遍，默背了整篇文章，只做了三个如果我不结婚，如果你专心学习，你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将比当一名家庭主妇更大。” “她一定是遗传了她的舅舅！他们很多都是用笔写字的，而且姿势也和我舅舅几乎一样，只要他有意见，他就会贯彻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景洲于1946年夏天与家人回到家乡。因老家姚岙的房屋被烧毁，一家人住在温州市陈街，专心致志地生活。他对研究佛教的兴趣。中国前辈）英语老师。 1948年3月，朱景洲在广东韶关南华寺皈依佛教。次年7月，他直接前往台湾，张则留在大陆。从此，两人隔海相望，孤独相伴。 “如果你能学佛，成功就在我这里，可惜，经过多次劝说，他始终没有成功，一定是缘分不熟的缘故！”朱景舟评论张未跟他学佛。但值得注意的是，张女士于1951年离开建国商学院，在温州的四年多时间里，她精心照顾朱景洲前妻薛的孙女朱金如，后来又将她带回杭州生活了很多年。年。张于1973 年去世，十二年后的1985 年，朱景洲也随之去世。
于右任对张曦、朱景洲的新婚对联表示祝贺。
一品香是上海第一家西餐厅，位于福州路。它由中国商人于1883年创立，由周惠南设计。
饭菜采用中国传统烹饪手法改进西餐，每天都有固定菜单。有开胃菜、冷盘（蔬菜沙拉、火腿、熏牛舌等）汤、主菜（主要是鱼、鸡肉、猪排、牛排）甜点、咖啡和茶。当地人把在这里吃饭称为吃大菜。有一首打油诗说：“大菜先汤，中餐很难区分，取代饭菜也不算太多，喝完咖啡就走。”
一品香饭菜馆后来更名为一品香宾馆，徐同祥担任著名总经理。建筑外观为中国传统木阁楼风格，室内陈设玻璃吊灯、西式壁炉、古瓷盆景等中西结合风格。这是上海第一家开设宴会厅的著名酒店，接待了很多外国人。当年可是很有名的啊！
一品巷后来位于英租界，坐北朝南。东楼为食堂、餐厅及店主、服务员的住所，北、南、西三面为客房。但也有人说，由于地处偏远、档次高，“一品香”的生意并不红火。 1921年3月16日，钱帅王文华在家门口被刺杀。
1920年代，绚烂的霓虹灯照亮了外滩的繁华，各种艺术风格的西式建筑透露着“远东巴黎”的辉煌。上海特有的浪漫奢华气息已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听悠扬的小夜曲，品尝咖啡，吃西餐！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陆碧城和江伟桥（朱庄）在这里约会吃饭，连爱因斯坦和罗素也在这里吃饭、住过。 1922年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抵达上海，在惠山码头登上公路。他和妻子Eliza前往一品香酒店吃晚饭。中方设宴，摆设中餐。拉塞尔访华的前五天是在一品象度过的。
日本紫风《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芥川龙之介《中华新报》都分别提到了一品香。村松寿丰从1925年4月上旬到1925年5月10日一直住在一品香。芥川龙之介似乎对一品香不满意。他觉得伊芬香桌上摆的餐具和日本的没有太大区别！
西藏中路是当时的旅馆街。从北到南分别有品象、爵禄、大中华、远东宾馆等酒店。
1930年，李锦辉与徐来在一品香举行了婚礼。 1960年代，继承了数千万美元和两处房产的民国子孙寻梅，上海道台长孙，新月诗人。被监禁并挨饿。夏对于食物的想象力总是特别丰富。他对过去奢华生活的描述让狱友们羡慕不已。他说，他曾经是一品象的常客。每年生日，他都会去一品香。因为他的生肖是虎，所以他会在生日前订购一个真人大小的奶油蛋糕。在他生日的时候，这个奶油蛋糕会被放在玻璃橱窗里，周围有闪烁的红绿灯泡……
遗憾的是，一品香酒店（西藏中路270号）现已被拆除。一品象在香港和新西兰都有分店，但好像都关门了。感觉好可惜啊！
书目：《魔都》 林攀、胡新轩、王卫东、《中国游记》 村松峰、《蒋维乔日记》 芥川龙之介、《魔都》 轴承、吴健熙、《中国游记》 上海良友写真公司、333 60 《老上海百业指南》 徐志远：010 -30000白话六月。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创立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一起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石。 100年前，爱因斯坦在其一生中唯一一次东方之行中，偶然遇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2年，爱因斯坦应日本转型杂志邀请来日本讲学。 10月7日，爱因斯坦和妻子艾尔莎乘坐日本游轮北野丸号从法国马赛出发。在一个多月的旅行中，爱因斯坦观察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并进行了一些科学实验，这更加坚定了他对相对论的信念。进入中国海域后，爱因斯坦对“理想的气候、清澈的空气、南天繁星”（中国报《上海照片集》）欣喜若狂，永生难忘。
一品香吃中餐
12点30分，爱因斯坦和妻子落地。一行人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特派员村田子郎的带领下，驱车前往马场对面的一品香酒店。一品香是上海较早、颇负盛名的西餐厅。始建于1879年，位于福州路，主要经营改良西餐（俗称“繁菜”），还设有中餐部。 1914年，一品香迁至西藏路与汉口路交汇处（今和平电影节所在地），兼营酒店业务。 1919年，在南侧（今来福士城所在地）兴建一栋三层楼房，并将旧楼的中西餐厅迁入新楼。一品香新大厦以酒店业为主，装修豪华，设施齐全。与大东、东亚、远东宾馆齐名，素有“三东一宾馆”之称。许多中外名人、政要来这里聚会、用餐、下榻。
一品香酒店；一品香餐厅
村田和曹古兵乘坐一辆车带头，爱因斯坦和稻垣夫妇乘坐另一辆车跟在后面。车子特地开过南京路，让爱因斯坦能够看到这座繁华的城市。
一品香门前，爱因斯坦仔细打量着这座三层欧式建筑。随后，他们进入了餐厅，围着圆桌坐下。这时，外面有一支色彩缤纷的送葬队伍经过，演奏着音乐，演奏着乐曲，爱因斯坦觉得这很滑稽，很不人道。
稻垣对这一集有不同的描述：外面有吵闹的音乐，我们一起走到阳台上。前面是铮铮的乐队，后面是西洋乐队，发出铮铮的声音。我们谁也猜不出这是送葬队伍还是婚礼队伍。国内记者一时难以判断。看到棺材后，他才确认这是送葬队伍。爱因斯坦夫妇就音乐争论不休。艾莎认为如此欢快的音乐与葬礼不相容。爱因斯坦反驳道：“这不一定是真的。欧洲不是有这样的例子吗？”
一品香虽然以西餐闻名，但他们吃的是中餐，精美的菜肴不断地端上餐桌。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写道：“桌子上有很多小碗，每个人都不停地用筷子从共用的小碗里夹食物。”在德国期间，由于通货膨胀和政治谋杀，爱因斯坦夫妇去世了。生活节俭。看着满桌子的菜肴，爱因斯坦不禁感叹道：“文明古国，烹饪也一定很发达，中国就是这样。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是在炉子上加煤而已。”
给胃里增加多少卡热量。”爱因斯坦使用筷子很娴熟，还一再要求爱尔莎也用筷子。
一品香大菜单
1941年上海申报8月11日、12、13日头版50%的版面登出由五和洋行设计的中南新邨出售广告；
1941年上海申报6月11至18日连续8天不同大小版面广告，推荐由五和洋行设计的中南新邨出售广告。
中南新邨|名人——中南新邨28号|一品香大旅社总经理徐通湘
1945年徐通湘携家人入住中南新邨28号，徐通湘为旧时一品香大旅社总经理，上海赫赫有名的一品香前期是上海著名的西餐馆，后期是上海著名的大旅社；徐通湘后人徐绍村遗愿捐资助学，售卖中南新邨老宅，于2011年向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2000,0000元人民币,2011年前上海个人捐献最大金额，善心善意美名传！
@上图71岁的徐祖谦只从别墅中取出了徐绍村兄妹的照片，下图1917年一品香西菜馆历史旧图，上下图片整理自网络，善心善意美名传！
徐绍村侄儿徐祖谦,徐绍村遗嘱执行人口述：
徐通湘和兄弟共同开设经营一品香大旅社，一楼为西餐馆，那时承办喜宴能容纳几十桌。楼上是客房，共有四五层，非常气派。“一品香的原址就是现在的来福士广场，在和平电影院旁边，国际饭店造之前就有了。”徐祖谦回忆，“当时的小说里都写过一品香大旅社，上海滩很多名流都去一品香住或吃饭，是大家交流的场所之一。
承蒙小友Ivy的错爱，上周五，我去她所在的公司做了一次有关老上海的讲座。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职工也都是年轻人，80后就要算老同志了吧。她们居然还有兴趣在午休时分组织读书会，还要听关于老上海的讲座。
这让我充满好奇。更让我好奇的是她们公司的所在地——来福士广场大厦。这块地，不就是曾经声名远扬的四马路会乐里（红灯区）嘛。
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乡下人的习惯，有点啥事，总归早到交关辰光，生怕迟到失礼。反正这里也是繁华之地，到处走走看看，并不厌气。
眼前是时尚无敌的现代化商场和办公楼，我心里却全是旧时景象，亲眼看到过的，以及从书里看来的。来福士与人民广场之间，隔了一条西藏路。如果我没记错，整整100年前，它还是一条河浜，叫泥城浜。延安路以南才叫周泾。
这也是为啥北面一点的西藏路桥曾经叫泥城桥的缘故。泥城浜是1921年填浜造路的。不过沿浜最早的建筑，不是会乐里，而是一品香大旅社（如图），1883年据说就在那里了，当年可是河景房哦。
1883年，距离上海开埠已经40多年了。英租界发展得极快，从最先的以河南路为界，到以湖北路为界，再到以西藏路为界。
当年四马路盛况
为此，福州路，也就是四马路也是1864年才趁势修到泥城浜的。虽然1851年就有了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和四马路。最早的四马路不通泥城浜，也不叫福州路，而叫布道街。
1883年，就有人在一品香的东边，也就是现在的来福士办公楼的地方造了两排老式里弄房子，取名会香里。20年后，也就是1904年，南浔富商刘景福看准机会，把会香里买下来拆了重造。造好的房子，人称老会乐里。
等到1921年泥城浜填掉以后，地价再次上涨，他又于1924年在老会乐里南面置地造新会乐里。新会乐里规划得整整齐齐，沿街都是铺面房子，当中分四条横弄堂。每条横弄堂左面四只号头右面三只号头，一排七幢，一共28幢房子。而且都是新式里弄房子了，带阳台的。
当年四马路白天很冷清；清末民初的青楼女子
至此，会乐里的四界分别是，南到福州路，北到汉口路，西到西藏路，东到云南路。讲到会乐里，大家都知道，过去这里是有名的红灯区。
据1948年的统计，区区28幢弄堂房子里曾经开出过151家窑堂。在册的，交纳花捐的从业者就有587人，据说这个数字占到当年全市的五分之一。
不过，上海最早的红灯区并不在四马路会乐里。上海最早的红灯区在老城厢内的虹桥（非现地名虹桥）附近，也就是肇嘉浜（今复兴东路）靠近光启路那块地方。
大概在1820年前后，这种生意移到了老西门外，据说因为那里有兵营。1853小刀会占领老城厢后，这种生意又往北迁到了北海路（六马路）、广东路（五马路）、宝善街（据说就是福建路到河南路那段广东路）一带。
民国初年，这种生意一度非常火爆，据1915年的统计、有“长三”1229人，“幺二”505人，此外还有“野鸡”4727人。迫于舆论压力，租界也曾试图禁娼。
清末民初的青楼女子
民国9年，也就是1920年，租界刚刚颁布了办妓院要领牌照的法令，当年年底，就进行了沪上第一次“摇珠禁娼”活动。所谓“摇珠禁娼”，据说就是将妓院的牌照号写在珠子上，然后像摇彩票七色球一样，摇到的人家就不许营业。
上海的摇号传统是有多悠久。这第一摇，就有171家窑堂不许营业。第二年又摇了一次，那次更狠，一下子又摇掉了全市窑堂的五分之二。不过，再也没有第三摇。
到民国14年，这项“摇珠禁娼”政策算是彻底破产。而那时，正是新会乐里落成之初，于是，前来租房开窑堂的人居然络绎不绝。
会乐里当然是出新闻的地方。沪上著名的阎瑞生刺杀王莲英案，就发生在这里。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中曾经有过描述。王志文扮演阎瑞生。
王莲英就是会乐里中人，曾被评为“花国总理”（当年行业选美的C位），平时戴满金银首饰。阎瑞生见财起心，将她骗到乡下先抢后杀，抛尸后回来，还在一品香大旅社里坐了一歇。所谓抛尸乡下，其实就是抛在现在狠狠繁华的徐家汇，被徐家汇那里的农民发现了。
20世纪初的当选美女；1947年的上海小姐很多资料上都说，四马路会乐里最兴盛的也不过20多年，到1950年代初彻底停摆；民国舞女
从业人员回乡的回乡，进传习所的进传习所，学得一技之长，有的就去做工，也有的支边支内，最远的去了新疆。当然，会乐里的话题并没有完全消失。
1966年运动一起，学校停课，大批青少年就都闲散在街头。“车垃三”（即今撩妹）就是他们百无聊赖中最欢喜做的事体了。当年的老上海都晓得，在各区“垃三”中，名气最响的要算“大道垃三”了。
大道即人民大道，也就是人民广场。以前可是人们夏天乘凉的最佳去处，也提供了最大型的社交现场。据说当年“大道垃三”之豪放，一般人挡不牢。
我有一位老兄弟，他亲口告诉过我，他在大道被“掼瘪”的经历。他兴冲冲地从法租界小马路来到人民大道，自以为久经沙场，“车”技高超，看到漂亮的就去“上枪”：
“妹妹，哪能啦，一道趤趤（马路）白相相否啦？”人家直接朝伊裤裆看了一眼，讲：“我没问题呀。侬册那看到我一眼反应也没，等歇夜里阳伞撑得起来否啦。”
一记头闷忒。
我也曾经就此请教过一些老阿哥，为啥“大道垃三”那么豪放。有一位就讲，“侬看看伊拉侪住在啥地方的”，他指着大道贴对过，“会乐里出来的，祖传的，侬哪能伉得消。”
当年四马路一景；那头是文化街
后来我晓得，此言不实。硬摆噱头而已。
会乐里绝大多数居民都是1950年代后搬进来的，原先的从业人员和辅助人员几乎是完全出空的。更何况，旧时的从业人员几乎都丧失了生育能力，什么“有其母必有其女”，几乎没有可能。
现在讲起来，好像整条四马路（福州路）侪是做这种生意的。
其实，鲁迅先生90年前就讲过，以浙江路为界，一字之差，西边是风化街，东边是文化街。这一头，窑堂最多；那一头，报馆书店最多。
不过，旧时的文人骚客确实也蛮骚，蛮欢喜被风化的。所以，两边的联系还是狠狠密切的。
这么说吧，我1980年代做记者，天天在星级宾馆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好吃好拿，当然引来别人的妒忌了。我一时竟也无言以对。
后来，我看旧书旧报，发现我自己所经历的，与报业老前辈比起来，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我发现，老早上海有许多新闻都在四马路的窑堂里发布的。章太炎到上海了，于右任到上海了，那么大的新闻，都是在那里边摆花酒边昭告天下的呢。
当年的局票
记者自然也直接被请去那里，连局票也帮侬写好。我们的报业老前辈，功夫自然了得，人人都是倚马可待。听到重要消息，便叫一旁的人拿来纸笔，马上就是一篇妙文书就。
他们的本事我不妒忌，也没法妒忌。我妒忌的是接下来的情形。只见这些老前辈将写好的稿件装入信封，叫来一位窑堂里的下人，搭伊讲，“马上帮我跑两步路，拿这个信封送到XX报馆，亲自交到X先生手里，关照伊，这是明朝的头条。”
更加气人，他老先生自家并不动身，而是坐定当，吃花酒，猜拳行令。夜里也不一定转去，四马路嘛，哪里不是温柔乡。和我们半个世纪后在宾馆里的那些相比，简直是云泥霄壤之间啊。
过了10年，经过多轮反对不正之风，我们的采访就越来越简化了。记得有一次我去黄浦区杏花楼集团采访，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会乐里对面老早的大中华饭店里。
采访既毕，他们留我吃中饭，讲就在对过随便吃一点。下楼穿过福州路一看，原来就是云南路转弯角子上的大西洋（会乐里地图的右下角），会乐里的沿街面房子。
大西洋，老早上海人讲上海西菜有三个大，讲的就是宝大（淮海路，今上海西菜馆）、德大（中央商场）和大西洋啊。而我去的那次，大西洋已经堕落到在卖猪油菜饭了，中午兼做上级公司的食堂。
又过10年，猪油菜饭也没了。会乐里被来福士这个钢筋水泥怪物一口吞进了肚里。
这次我又来，戴口罩，量体温，进大楼，上电梯，居然有一种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感觉。我只有在心头默念一句：“呔！吃俺老孙一棒！”
上海轮轨交通，总辖中外，商贾云集，文化荟萃，便产生了许多旅馆，既有耸入云际的大饭店，也有满庭芳，宁波路，南洋桥等处的白鸽笼。
上海之有旅馆，最早被称为客栈，那时候客栈数目在千家以上，据沪游杂记所记载，房屋以天保栈为第一，其次老椿记，凡轮船到埠，各栈登舟接客，纷纷扰扰。查天保栈在大马路集贤里，老椿记在宝善街公顺里，铺排阔绰，一寓可容百人。此外，如三马路的泰兴栈，洋泾浜边的长发栈，长春栈，吉星栈等也颇为有名。
那时的客栈，根本是用以居住外方客人的，而客房里仅备床架，被褥帐子均须客人自备，当然很不便利。直到光绪末叶，湖北路的迎春坊开办了一家沪台旅馆，专办被褥，这在上海的旅馆业发展中，是应被记载入历史。
上海用饭店这两个字，始于西人之礼查、汇中等，以后中国人开设的旅馆也纷纷用饭店两字，如远东饭店、爵禄饭店、东方饭店等等，内部设施随之考究起来。
“开房间”是老上海人的口头禅，其包含多种意思，普罗大众最通俗的是家庭人多，开个房间，打麻将消遣，又可以轮流洗澡；其它有聚赌吸烟，男女幽会等也为数不少。
一品香
一品香，1879年由徐惠霖创办，初址在福州路，广西路口，仅一层，门埭的黑瓦屋面至战前还未变。民国3年迁至西藏路汉口路口（上图），其时以经营中式西菜为主，并辟有中菜部。此处后来为皇后大戏院（和平电影院）所在。
民国8年，在一品香老屋（上图前方可见）的南侧新建三层楼房作为旅馆，而老屋内之中西菜部迁入新楼，老屋也辟作旅馆一部分。一品香共有一百五十间客房，还设有弹子房，舞厅，大礼堂等。
一品香旅社之中西餐厅；一品香旅社之大礼堂，经常租予社会团体，私人举办聚会，喜庆婚宴等。
一品香大旅社，一枝香西菜社，中国饭店均为徐惠霖所开设，三家联合广告。另外徐惠霖曾娶了一个俄国女子，该女子私逃，最终闹了不小的纠纷。
2011年，一位上海老人在去世前立下遗嘱，要将自己唯一的遗产——位于淮海中路1670弄28号的房产捐献给希望工程。
3年后，这项捐赠终于完成，最终捐款额达2000万人民币。这一举动感动了很多人，也引出了上海西餐历史的百年记忆。
或许大家会好奇捐赠遗产和老上海的西餐有什么关系？其实是与捐赠人徐绍村有关。说徐绍村，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陌生。但是他的父亲徐通湘、也就是购入这套别墅的主人，曾是上海赫赫有名的一品香大旅社的总经理，一度在上海滩上风光无限。
早期的一品香旅社，位于西藏路福州路口
一品香，前期是上海数一数二的西餐馆，后期是上海著名的大旅社。当然现在一品香已经没有了（1996年，一品香建筑被拆除，在原址上建了如今的来福士广场）。
老上海的西餐厅
西餐进入中国远比中国人开始吃西餐要早。
民国时期的西餐刀具，如今显示的价格已定到1800元。图/华夏收藏网；左：中国最早的西餐烹饪书《造洋饭书》，右：晚清的上海妇女在吃西餐
19世纪中叶，广州、上海开埠，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外国侨民，还有符合他们口味的西餐馆。只是当时这类西餐馆的主理人也是外国厨师，做出来的料理不合中国人胃口。而且那时的中国人见不惯西式餐具，觉得刀叉好像刀枪武器，使不得。
直到1873年，上海虹口的生昌番菜馆在《申报》上发布了一则广告，招揽顾客上门吃饭。这才代表西餐正式进入中国人的味蕾世界。所谓“番菜”，是西餐的贬称，过去中国人是看不起西餐的。林语堂说过，英语里原没有cuisine（烹饪）一词，西方人只晓得cooking（烧煮），哪有中国人“炒”“煮”“蒸”“炖”“腌”那么郑重其事。
吃西餐成为当时时髦女性的生活方式 图 / 网络
虽然西餐自带“洋气”、“时髦”属性，但却似乎并不太受欢迎。近10年后，中国人才开了第一家自营的西餐馆——海天春番菜馆。自此，上海的西餐馆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出，名气大的包括一品香、天鹅阁、罗威、红房子、德大西菜社、凯司令等等。
经典白脱栗子蛋糕 图 / 凯司令官网；《西餐印象》，李守白 图 / 网络；清末插图《四马路一品香吃大菜》
到1940年代左右，上海的西餐馆、西饼店、面包房已经有上百家。其中德大西菜社、凯司令西点房、红房子西菜馆至今还是网红打卡圣地。凯司令的蛋糕也是徐老生前喜欢的。这大概是他身上唯一还能看出老克勒影子的食物了。
西风东渐让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洋气的城市，可对于普通的国人来说，西餐还是一件陌生的事物，甚至为此闹出了不少笑话。据1899年7月《游戏报》记载，有四川人王某到一品香吃西餐，吃冰淇淋时，把姜芥与冰淇淋掺和在一起，结果导致“齿舌麻木，周身大汗，口不能合，语不能声”，出了一个大洋相。
即便一品香有豪商巨贾和世界名人背书，也免不了被人吐槽。（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上海时下榻的酒店是一品香、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接风宴也是在一品香办的）
神奇的海派西餐
改良后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罗宋汤；海派西餐代表之一的炸猪排搭配辣酱油。图/维基百科
为了迎合本土食客的口味，西餐馆引入了本帮菜肴的做法，于是便有了海派西餐，符合上海人口味的西餐。海派西餐是一种神奇的存在。虽说是西餐，但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却未必吃得习惯，甚至对有些“西餐”一无所知。比如法国人不知“拿破仑蛋糕”，俄罗斯人不识“罗宋汤”，葡萄牙人不识“葡国鸡”之类……
外国人不吃，上海人却对这改良后的土创西餐很满意，吃它就跟吃“四大金刚”一样，永远都要吃的。海派西餐曾经的兴旺，也使得这座城市五十岁以上的人多少都有一份“西餐情结”。
中西集合的海派西餐还细分为英式、法式、德式、意大利式、美式、俄罗斯式6大菜系，其中俄式的最为经济实惠，因此十分受大家的欢迎。用番茄酱和卷心菜代替甜心菜的罗宋汤、蘸辣酱油吃的炸猪排，放入中式鲍鱼、火腿、鱼翅的金必多汤，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还有自制的上海色拉。
上海色拉 图/维基百科
在城市化建设日趋国际化的今天，海派西餐馆逐渐式微，现在所剩的也就只有德大西菜社、新利查西菜馆、红房子西菜馆等几家了，越来越多的正宗西餐厅在上海开业，这些西餐厅洋溢着异国情调，即便不出上海，也能尝遍全世界的美味。
淮海中路1670弄28号
2011年，徐绍村立下遗嘱，将淮海中路1670弄28号，捐献给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最终捐款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淮海中路1670弄靠近高安路，闹中取静的新式里弄，竣工于1936年，徐绍村所捐别墅建筑面积382.83平方米。
徐绍村的名字外界可能有些陌生，他的父亲徐通湘，也就是购入这套别墅的主人，曾是上海赫赫有名的一品香大旅社的总经理。一品香前期是上海著名的西餐馆，后期是上海著名的大旅社。
淮海中路1670弄28号。外墙修缮一新的别墅，正等待着内部装修。
隔着门缝，71岁的徐祖谦望见院子里原先种的腊梅已被铲除，光秃秃的黄土上，横七竖八堆放着十几袋水泥。印象中，只有庭前十米高的玉兰树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修剪过的树干枝枝蔓蔓伸出围墙，这棵玉兰树据说已有百岁高龄。
徐祖谦每个月总要跑来这里两三趟，看望别墅的前主人、他的叔叔徐绍村。2011年3月9日，徐绍村因病离世，临终前一个多月，他立下遗嘱，将所拥有的唯一遗产——淮海中路1670弄28号，捐献给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
作为遗嘱执行人，三年来，往来奔波，处理别墅的捐赠事项，徐祖谦难得再回这里。
处理完相关法律事务、出售别墅、除去各种费用，徐绍村最终捐款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在近日已全部到位。这也是上海希望工程成立20年来收到的最大笔个人捐款。
羊羊邦愿所有的老人健康长寿，愿所有善良的人都能被世人记住，让无私的精神得以传承。
别墅系一品香主人故居
淮海中路1670弄靠近高安路，闹中取静的新式里弄，竣工于1936年。
水泥砂浆外立面，横向窗间墙上，灰绿色面砖贴面，窗带上下突出的边框，间或出现几何图案装饰，在当时新潮时髦，落成后不乏商界人士及军政要员入住。
1945年，徐绍村的父亲徐通湘购入28号，带着家人住进了这栋三层楼的别墅。彼时，徐通湘正是上海赫赫有名的一品香大旅社的总经理。
徐通湘子承父业后，和兄弟共同开设经营一品香大旅社，一楼为西餐馆，那时承办喜宴能容纳几十桌。楼上是客房，共有四五层，非常气派。“一品香的原址就是现在的来福士广场，在和平电影院旁边，国际饭店造之前就有了。”徐祖谦回忆，“当时的小说里都写过一品香大旅社，上海滩很多名流都去一品香住或吃饭，是大家交流的场所之一。”
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在2004年发表的，《西餐引入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开拓》一文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华人最早创办的西餐馆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记载。有称上海西餐馆始于福州路之一品香。曹聚仁则认为华人自办的番菜馆以万家春最老，后市场西移，在福州路上的一品香最为有名，有如美丽华酒店一样，有客房，有礼堂，有酒楼。”
就这样，20岁的徐绍村住进了淮海中路1670弄，当时他不曾想到，未来岁月历经沉浮，最后他和妹妹徐松梅在此终老。
1949年解放以后，公私合营，徐通湘把一品香大旅社交给了政府海军部，然后进入上海水产公司工作。
20多岁的徐绍村，因身体原因休学复学，1950年后，方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华东政法大学的前身)，进入上海对外贸易局工作。
此后，他经历了父亲离世和“文革”的冲击。“文革”期间，一边工作一边改造，其间还因乙肝一度卧病在家。母亲和徐松梅一直无业，1962年，父亲离世，全家仅靠他微薄的工资过活。
徐祖谦说，叔叔后来告诉他，“当时觉得很苦，身体不好，还要参加劳动，也不敢请假。后来想着这是运动，从上到下都受到冲击，也没太介怀了。”
1980年左右，在当时的政策下，“文革”期间被占房屋返还徐家。但“文革”前社会主义改造，出租的一楼和三楼的房间却变成了公房，不能再收回，这变成了徐绍村的一块心病，“他想守住父亲留下的唯一祖业。”
徐祖谦说，经多次努力和落实政策，一楼的房子被回购，当时徐祖谦曾借给叔叔8万元。但三楼的房屋始终未实现回购，“那户人家出价太高，我叔叔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一次落实政策，上世纪90年代，三楼房子产权也由政府返还徐绍村，不过三楼的住户仍享有使用权。
汶川地震后提出捐赠
因为种种原因，徐绍村兄妹两人始终未能结婚，成立各自的家庭。1991年母亲过世，此后徐松梅卧病在床多年，兄妹俩相依为命。
“两个都是孤老，饮食起居加上身体不好，徐绍村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根本不够用。”
1997年，陈玲娣成为徐汇区湖南路街道武康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那时候她开始接触到两位老人。居委会曾劝老人把别墅出租，然后去敬老院，但因为“文革”时期的阴影，两人始终不肯，“真的是很艰苦地守着这点祖业。”
在徐汇区湖南路街道和武康居委会的努力下，各项政府救助、居家养老项目，两个老人都是第一批的享受者。冬天送被子，逢年过节送吃的，民政部门的各种补助，政府居家养老还给他俩请了钟点工。陈玲娣说：“他们是双孤老，所以从我们老一代居委干部开始，一直在照顾他们。”
徐绍村很早的时候提过捐房，“他说‘既然社会对我这么关心，我也要回报社会’。但当时他随口一说，我们也没想到他真的会捐。”
2008年，电视里播出了汶川大地震的画面，学校倒塌、孩子哭泣的场景深深触动了徐绍村。他第一次正式向徐祖谦提出了捐赠别墅的想法。
“我唯一的财产就是这套房子，我们虽然是亲属，但这个财产我不能给你们，我要给更加穷困的人。很多小孩没有书读，所以我准备捐给希望工程，我相信那是一个好去处。”徐祖谦说，“这是徐绍村的原话。其实我们家族里觊觎他财产的人不少，他身故后，也确如他担忧的那样，发生过法律纠纷。所幸的是，他提前立下了遗嘱。”
2010年8月，徐松梅去世。11月，徐绍村在家时摔跤，大腿骨折，卧床不起。受迫于生活，徐绍村出租底层住房，月租金8000元，4500元雇佣一住家保姆，其余支付生活开销和治病。徐祖谦说：“我虽然经常能看他，但我也年纪大了。我希望他找个保姆，但他以前一直觉得贵，舍不得花这个钱。”
2011年1月，此时的徐绍村连饭也吃不下了，他似乎也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1月16日下午，躺在病床上的徐绍村把徐祖谦叫到了身边：“你去喊居委会书记和主任来，我有点事情要关照。”虽然没提房子，但是徐祖谦知道，老人要交代后事。
3月9日，徐绍村过世。
4月20日，处理完徐绍村老人的后事，徐祖谦作为遗嘱执行人和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取得联系。经公证后，至2011年7月，捐赠别墅事宜基本完成。其后，双方又处理了涉及别墅的房产纠纷、出售房产及相关法律事务。
据悉，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今年还将根据外省市的需求，针对上海对口援建省市、国家一级贫困县等区域，继续捐建徐氏希望小学。相关项目费用支出也将通过网络公示。
徐绍村的捐款是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成立20年来最大笔的个人捐款，“我们要对得起徐老，用好这笔给孩子们的钱。”
很多人也许无法想象，捐献了2000万元的徐绍村，在过世后，存折里仅有几百元。
上海地理位置优越，自开埠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广泛，这也让上海的旅馆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呈现出十分繁荣的发展态势。特别是1934年号称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开业，上海旅馆饭店业达到鼎盛时期。今天，当我们坐在饭店宾馆中吃年夜饭的时候，或许就能发现诸多的红色基因。
浦江饭店外景。杨建正 摄
“三东一品”红色传奇
如今，我们熟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教科书都还将“一大”的召开时间写成1921年7月1日。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党史专家公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7月1日既不是“一大”的开幕日，也不在“一大”的会期里！“一大”开会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有关专家也在当年发生于上海的“大东旅社谋命案”中，找到了破解“一大”召开时间谜团的依据。
据一位“一大”代表回忆：“一大”会期的最后一天夜里，在他所住的大东旅社曾发生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当时上海的传媒业已非常发达。在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同日，上海《申报》刊载《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以此事件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开幕时间为7月23日。
早期上海滩，新式大旅社只有“三东一品”，即：大东、东亚、远东、一品香四家。大东旅社位于永安公司楼上。1919年6月16日，来自21个省和地区的学生代表60余人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特使马林也曾居住于此。进入上世纪30年代，大东旅社成为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复兴社（蓝衣社）的活动据点，中共特科成员也曾在大东旅社附近成功伏击射杀了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马绍武。
据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有威介绍，一品香最早开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是清末著名的西餐馆。1918年，一品香从四马路迁到西藏路270号，今来福士广场原址，改名一品香大旅社，并办中西酒席，一度成为众多社会活动举行的空间，如1931年，阳翰笙、夏衍、阿英、冯雪峰、楼适夷和丁玲等“左联”成员来到一品香，与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秘密会见，商谈成立湖风书店事宜。
位于上海苏州河口外白渡桥旁的浦江饭店的内景。杨建正 摄
饭店成为接头地点
后来，新开的大旅社逐渐成为“饭店”。其中不少目前依然存在，像国际饭店、金门饭店等，有些虽名为饭店、酒店，但大都自建大型旅馆，其中也有许多红色传奇。
对于爵禄饭店，当下许多年轻人或许会感到陌生。爵禄饭店位于西藏路汉口路路口，是当时的“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徐定生等于1927年开设的。据记载，爵禄饭店是一个中型、中档的饭店，当时的上层人物和达官贵人不会去，寻常百姓也不会去，因而比较安全。《鲁迅日记》中记载：“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当时会见时鲁迅由冯雪峰陪同，李立三由潘汉年陪同。共产党员冯雪峰原是柔石的同学，经柔石介绍认识了鲁迅，后来成为了中共与鲁迅之间最密切的联络人。
据纪文编的《左联大事年表》和有关回忆录，左联开过四次全体大会，其中第一次全体大会就是1930年4月29日在爵禄饭店举行的。
在当时，爵禄饭店已成为白色恐怖下党的接头地点之一。事实上，当时的地下工作常常利用饭店来作掩护。1937年3月底，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重返上海。据徐有威研究，周恩来许多秘密会见都是在饭店内进行的。
1937年7月，通过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战线负责人潘汉年的安排，周恩来就在其下榻的新亚酒店秘密会见了刚回国寓居上海的叶挺。位于天潼路和四川北路交叉口的新亚酒店，距离黄浦路浦江饭店1000米左右。它是上海最早由中国人自己集资、自行设计、自己兴建和管理的大型综合饭店，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事实上，这里也早就成为地下党人的接头地点。
曾经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32位女红军之一的廖似光在《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的回忆》一文中讲述：“我是一九三一年秋同凯丰同志一起从香港到上海的。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店里。第二天，按照上级交代的接头办法，我们搬到新亚大酒店去住。当天晚上，李富春同志来看我们，并帮助我们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
据徐有威介绍，1937年周恩来逗留上海期间，曾三次秘密召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向上海地下党了解情况，沟通消息，布置任务。有一次周恩来在贵州路的中国饭店（今上海铁道宾馆）秘密约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刘晓。周恩来向刘晓等指出，上海地下党组织可以发展一点，但是不可以操之过急。上海地下党按照周恩来的这些重要嘱咐，从上海实际出发，使得上海的地下党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刘晓在《我所知道的潘汉年》一文中也回忆道：“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途经上海，在中国大饭店与潘汉年和我见面，张毅（刘晓夫人）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道‘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代。”
浦江饭店精美的大堂餐厅孔雀厅。杨建正 摄
见证诸多红色事件
都城饭店（今锦江都城经典酒店），于1930年7月29日动工兴建，1934年9月8日开业，成为当时上海一流的大饭店之一。从饭店的名字就可看出，建造者沙逊当年想在这里营造一种奢华的“都会生活”，再现梦幻浪漫的巴黎夜生活。
或许是由于饭店比较高档，加上有国外背景，因而成了当时地下党逃避追捕的重要地点。1931年，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并叛变。周恩来一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立即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机密文件，和邓颖超连夜搬进都城饭店。与周恩来夫妇一块儿搬到都城饭店的还有李富春与蔡畅。
在红色女特工黄慕兰的自传中曾经有这样一段描述，“后来我想到了（叛变的人）应是向忠发。那天陈志皋本来还想拉我晚上去看电影，我装作头痛病发作先回了家。回家后我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我们见面后，我催他赶紧向组织汇报情况。当时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叫李富春、蔡畅等转移到都城饭店暂避。”除了都城饭店，当时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也曾是周恩来躲避追捕的地方。
据记载，当时出席会议的15人中，有9人是共产党员，他们通过了“青记”的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提出了“为民族解放而努力”的纲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范围新闻记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就此诞生。“青记”经战火洗礼而发展壮大，从创办初期的20余人发展到后来的2000多人、40多个分会，影响着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
南京饭店也是上海文坛人士聚会的场所，文坛巨匠巴金、鲁迅等都曾和南京饭店结下不解之缘，这里也是巴金早期会见宾客及重大宴请之地。据《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记载，1934年10月6日晚上，《文学》社友人在南京饭店设宴为巴金饯行，鲁迅应邀出席；1935年9月15日，巴金出席黄源在南京饭店举办的宴会，同席有鲁迅、许广平、茅盾、胡风、黎烈文、吴朗西、傅东华等人，席间巴金即向鲁迅约稿，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都城饭店（今锦江都城经典酒店）。张龙 摄
专家点评>>“请客吃饭”也是一种掩护
据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的《上海城市史》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心城区“四国三方”地面上登记在册的宾馆酒店有数百家，未登记的更多。中国共产党此时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连续驻留上海12年，虽然目前尚未准确统计出他们出入过哪些宾馆酒店，但可以确信的是：中心城区几乎处处遗存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革命和生活的足迹。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请客吃饭”之间往往也有革命的活动。由于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许多秘密会议、单线接头等革命活动，不得不穿梭于十里洋场的各家宾馆酒店之中，借助酒席之间甚至借助麻将桌上等吃喝玩乐场所的掩护进行，因而旧上海的宾馆酒店里自然也就遗存了大量的红色文化。
徐光寿（上海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谷崎润一郎，1913年；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
一品香旅社，旧上海大型旅馆之一，创办于清光绪九年（1883）
1918年，谷崎润一郎曾到中国旅行了两个月，并有意寻访中国文坛的新兴作家，最后竟一无所获，失望地回到了日本。1926年1月，谷崎第二次造访上海。这时的文坛气象已与8年前迥然不同了。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创造社的主将已陆续自日本回到了上海。文学研究会的谢六逸等也自早稻田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且几乎都成了内山书店的常客。
谷崎润一郎（1886—1965）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910年，他以小说《刺青》登上文坛，不久文名鹊起，被认为是日本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多描写男性对女性病态的膜拜和女性非凡的魅力或魔力，文字精炼老到，被推为唯美派的大家。中国新文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了他，周作人在1918年4月发表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就曾介绍过他，1924年他的小说《麒麟》等被翻译到了中国。而谷崎本人对中国新文学的动向也一直十分留意，1918年，他曾到中国旅行了两个月，除了上海之外，还在苏州、杭州、南京、庐山和北京留下了足迹，写出了文字清丽的《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和《庐山日记》，除了徜徉于山水古迹之外，还到处寻访中国文坛的新兴作家，最后竟一无所获，失望地回到了日本。其实，1918年时，陈独秀的《新青年》已在中国竖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鲁迅、康白情等人的白话小说、白话诗也陆续问世。但也许当时新文学运动的威势尚不足以震撼整个社会，也许是谷崎当时交游的圈子对初露头角的新文学运动比较隔膜，总之，谷崎的首次中国之旅没有感受到中国文坛中任何新的气息，最多也只是一些曾经风靡上海的鸳鸯蝴蝶派的余波而已。
1926年1月谷崎再次来到上海时，文坛的气象已与8年前迥然不同了。1921年秋，在东京成立的创造社将大本营移到了上海，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主将也陆续自日本回到了上海。文学研究会的谢六逸等也自早稻田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且几乎都成了内山书店的常客。谷崎抵沪几天后，他的旧友、时任三井银行上海支店长的T氏在“功德林”设宴为谷崎洗尘。觥筹交错之间，同席的一个经纪商宫崎告诉谷崎说，如今有一批青年文人艺术家正在中国掀起一场运动，日本的小说、戏剧中的一些优秀之作差不多都经他们之手译成了中文，“你若不信，可到内山书店去问一下，书店老板与中国的文人颇熟，到了那儿便可知晓了”。宫崎说这一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1924年内山完造在自己的书店里组织了一个“文艺漫谈会”，经常有一些热爱中日文艺的青年人在那里畅谈心得，还编了一份名曰《万花镜》的同人刊物，宫崎喜欢中国的戏剧，也常到书店里去坐坐，知道一些上海文艺界的信息。谷崎听宫崎如此一说，立即来了兴趣，决定去寻访中国的文坛新人。后来的情形，这里译出的文字已有记述，不再引录。
过了几天，下榻在一品香旅馆的谷崎接到了欧阳予倩和田汉以“上海文艺消寒会”的名义发来的请柬，请他在1月29日去徐家汇路10号新少年影片公司参加上海文艺界的一次聚会，当天田汉开了车来接他，场面十分盛大，“他们一一向我介绍了广东富豪子弟、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的西洋画家陈抱一君，最近刚从法国意大利游学归来的漂泊诗人王独清君，小提琴家关良君，电影导演任矜苹君，还有与他们行当不同的也是新近从法国回来的飞行家唐震球君，剑术大家朱剑华老人，以及其他的演员、摄影师等等。”欧阳予倩的妹妹等诸多夫人小姐也风姿绰约地出席了晚会。在朱剑华的剑术表演之后，“是欧阳予倩氏的舞剑。予倩氏虽是新剧的领袖，但他既是一位演员，这点本领也还是有的吧。不过他并不用双剑，而是手持单剑置于前面，双目凝视剑身，黑瞳犹如转到正中间般地定眼细视（此眼神与日本的正眼的招式不同。由我们看来似乎有些怪异）。然后跨开两腿，移上左手弯过来遮挡在头上，右手将剑猛然刺向一旁，仿佛是一剑刺杀侧面之敌的动作。与朱氏老人的剑法又稍有些不同。”也有人演唱京戏，有人演奏三弦，有人说单口相声，有人表演大鼓，场面极为热闹而欢乐。这时郭沫若突然跳到椅子上，说要请谷崎表演个节目，在一片欢闹的掌声中，谷崎不得已站起来说了一段话，郭沫若为他做翻译：
那天晚上谷崎喝得酩酊大醉，由郭沫若扶着他回到了旅馆。
谷崎在上海期间，恰逢中国的旧历新年，田汉怕他一个人寂寞，执意带了他来到欧阳予倩的家里过年。欧阳全家热情接待了谷崎和田汉，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饭。这顿充满了湖南乡情的年夜饭，使谷崎沉浸在了儿时的回忆中，他后来在给田汉的一封长信中，语调真切地叙述了自己在欧阳家里度过的这一个难忘的中国新年。回国以后谷崎撰写了《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分别发表在当年5月的《文艺春秋》和5-6月号的《女性》杂志上。
后来的很长时期，彼此就一直没有再交往，但在以后的岁月中谷崎心中依然没有忘却昔日的旧友，1956年，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欧阳予倩率领中国京剧团赴日本公演时，谷崎闻讯特意赶到欧阳在箱根下榻的旅馆，畅叙阔别之情。欧阳予倩也极为激动，赋长诗一首赠谷崎，开头的几句是这样的：
阔别卅余载，握手不胜情。相看容貌改，不觉岁时更。
两人在箱根分别后，欧阳予倩到了东京的帝国饭店后又将长诗用毛笔书写出来，特意寄送到了谷崎当时在热海的居所，谷崎郑重地将其装裱起来挂在自己雪后庵的客厅里。
19世纪80年代，一品香番菜馆在四马路（福州路）22号开张，《淞南梦影录》：近日所开一家春、一品香等番菜店，其装饰之华丽，侍应之周到，几欲驾苏馆、津馆而上之。
1918年一品香从四马路迁到西藏路270号今来福士广场原址，改名一品香大旅社，当年华人旅馆中有三东一品:南京路东亚旅馆和大东旅社、西藏路远东饭店和一品香旅社，一品香是上等旅馆的佼佼者它兼营西餐。二层砖木楼房翻造为具有欧式风格的多层旅馆建筑。一间三楼最靠里面的面向走廊的房间，墙壁和地板都很脏，而且光线幽暗，但听说这个旅馆都是这样，也没办法了。不过房间相当宽大，还带有浴室。挂着白色帷幔的很大的中国床就放在正面。房钱一天四块大洋。
1921年8月14日到一品香，嗣正兄邀吃饭。18日夜到一品香，陆费伯鸿请吃饭。24日夜到一品香吃饭，主人为金伯屏（邦平）。上海地价高、住房小，普通人的宴乐饮博，总是到菜馆和到旅馆里开房间，一个每月只赚五十块钱的人，在开房间的一天，他可以生活得像赚五百块钱的人一样。曹聚仁这样介绍一品香大旅社：有如美丽华酒店一样，有客房，有礼堂，有酒楼。
1924年村松梢风写有《魔都》一书，最早将上海称为“魔都”。
1925年村松梢风：这条路大概有两三百米，是单边有房屋的街道，另一边是跑马场。沿街是一长段长出了苔藓的砖墙和灰褐色的外墙。在马路对面是高高的铁栅栏，里面一大片草坪的跑马场仿佛开阔的原野一般，远处在树木的掩映中排列着许多外墙红色的建筑和砖瓦结构的房屋。这里不通电车，行人也很稀少，四周很安静。
1931年阳翰笙、夏衍、阿英、冯雪峰、楼适夷和丁玲等“左联”成员来到一品香，与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秘密会见，商谈成立湖风书店事宜。
1936年丁玲坐火车从南京秘密到达上海，冯雪峰派地下交通员将她接到一品香。两周后，丁玲奔赴陕北。另有一些一品香聚会，往往秘而不宣雁过无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品香旅社由海军部队租赁使用。
1956年划归上海市农委，成为农委招待所。
1996年，一品香建筑被拆除，在原址上建了来福士广场。
上海最早的跳舞场是外白渡桥北堍的理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和近南京路上的卡而登戏院(今长江剧场),但限于洋人享用。民国11年(1922年),华人开设的一品香旅社(解放后改为市农委招待所)举办交际茶舞,开上海跳舞之风。民国16年,永安公司(今华联商厦)开设第一家舞厅“大东舞厅”,伴奏乐队从菲律宾雇来,舞女向社会招聘,经专门训练。此后,上海的舞厅迅速发展，伴舞成为一种职业。至民国35年，有米高美、仙乐斯、百乐门、维也纳、大都会、丽都、新仙林、立德尔、扬子、华都等大小舞厅29家，舞女约3000人。1949年12月，据公安局统计上海舞女有1422人。
舞女一般都有悲惨的生活经历。为了养家糊口，有的舞女们当过丫环，有的干过糊火柴盒、折锡箔、粘牙粉袋等活，还有的种过田，但是菲薄的收入无法维持全家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擦泪含恨，“下海”沦为舞女。
舞女的收入以舞票计算，每伴舞一曲就由舞客付以一定数额的舞票。一些走红的舞女由舞客邀请“坐台子”(一般不跳舞、专陪舞客闲聊的舞女)可获得较大数额的舞票；而有些舞女则整夜无人邀请伴舞，被称之为“吃汤团”，这样的舞女家中就无法开伙。舞女所得舞票必须向舞女大班(舞女的领班)分成上缴，一般上缴七成，本人只得三成，再由舞女大班将全部舞女上缴的舞票分成上缴给舞厅老板。在舞厅里舞女们受尽侮辱，碰上美国水兵还要挨打或被强行拖上吉普车驾走。有些舞女不甘屈辱，她们渴望有个正当职业，脱离伴舞生涯，于是晚上伴舞，白天进职业补习学校学会计、打字，或请人补习语文、算术和英文。这些舞女一般不愿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是以淡施脂粉、雅致脱俗的形象出入于舞厅，当时被称之为“学生派”舞女。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租界成为四面受日军包围的“孤岛”，而租界里的舞厅却是夜夜爆满。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浦东大楼512室(后迁至中华中小学内)内有一所东旦女校，这是在许广平和钟民协助下专为舞女开办的学校。舞女们在这里免费学习国文和算术，同时接受政治上的启蒙教育，其中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如卫学书、杨敏诗、管敏莉等，她们后来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的领导下，舞女们以现身说法的形式公演了于伶编写并导演的话剧《花溅泪》，并到各难民收容所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赔钱货》等。她们还发动全市舞女开展“一朵花”的劝募活动，即向每个舞客献上一朵花，请其捐款捐物。舞女们通过各项政治活动，看到了自身的价值，认识到自己与别人完全平等，便迫切要求有自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及时派蒋瑛、梅继范帮助她们成立了上海舞业妇女联谊会，向全市舞厅广泛吸收会员，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舞业妇女联谊会也就停止了活动。
民国35年11月，国民党的国民代表大会以“妨害风化”为由，制造出“禁舞”的提案。民国36年下半年，国民党行政院颁布“禁舞令”，上海市政府接着宣布上海将实行分批抽签禁舞的办法，并决定第一批抽签日期为民国37年1月31日下午3时。濒临失业、饥饿危机的上海舞女，自发地召开舞女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性的舞女联谊会，选出金美虹为总干事，孙致敏为副总干事，孟燕、洪小萍、沈丽芳等为委员，会址在新世界商场楼上。舞女联谊会成立后，派代表分头到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民政局等处请愿；去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国大代表常委会秘书长洪兰友处请愿；拜访上海社会名流，争取他们的支持；召开记者招待会，诉说舞女受欺辱之苦，并提出必须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的要求。舞女们的行动得到新闻界的广泛同情，各报纷纷报道，以扩大声势。舞女联谊会还迅速办起“转业学习班”，下设缝纫、烹饪、打字、簿记、刺绣等专业，共有500余名舞女报名参加，她们以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其渴望转业的心情。但是，她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未能奏效。出于无奈，1月31日下午1时，舞女联谊会在新仙林舞厅召开全市舞女与舞业职工大会，竭力抗议“抽签禁舞”。会上有记者传来消息：社会局已于当天上午11时提前抽签，有百乐门等14家舞厅中签，将被勒令停业。这更激怒了到会群众，她们立即中止会议，结队去社会局抗议。全市舞女、舞业职工及家属6000余人聚集在社会局前广场上，大声呼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转业!”“反对抽签禁舞!”“团结起来，有饭大家吃!”社会局长吴开先拒不接见。舞女们与守门警察发生冲突，遭到殴打，于是冲进社会局大门，直奔二楼，想找局长论理。但整幢大楼空无一人，原来这时局长吴开先正与潘公展、水祥云等在楼下开会，闻讯即从后门溜走，其他工作人员跟随遁逸。舞女们忍无可忍，盛怒之下捣毁了各办公室的门、窗、桌、椅，将文具、抽屉纷纷由窗口往下掷。4时30分，应召的“飞行堡垒”呼啸而至，荷枪实弹的军警边打边拖，把大批舞女架入囚车，数十人被打倒在地，797人被捕，金美虹、孙致敏、洪小萍、朱霏(职工)等人被判刑。经过斗争，市政府被迫准许舞厅照常营业。舞潮案取得了胜利，但得利者却是舞厅老板和舞女大班们，舞女们仍然过着受剥削、受侮辱的生活。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为这批苦海中的姊妹创造了各种条件，作出了妥善安排,舞女们开始走上了自力更生的新路。
胭脂
《胭脂》的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而剧中真实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诸多元素。
先说说一开始就提到的“双妹牌”胭脂
双妹是一个诞生于1898年的上海品牌，以上海名媛文化为个性的中国首个高端时尚跨界品牌，拥有众多驰名世界的美妆与香水产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达巅峰后，“双妹”逐渐销声匿迹，据称只在香港有微量销售。2010年重新复刻，“复活”的“双妹”外文名字为“SHANGHAIVIVE”，暗合当年辉煌。
一品香
为什么要列一个一品香，看到后面的黑板了吗，应该是剧组自己写的字准备的道具！不是影视基地原有的哦！
一品香初开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即福州路)，是清末著名的西餐馆。1918年一品香已经迁到了西藏路，兼旅馆并办中西酒席。在国际饭店未开设以前，三东一品(指西藏路的远东饭店和一品香旅社、南京路的东亚旅馆和大东旅社)并称，是上等旅馆中的佼佼者。从清末到民国，从四马路到西藏路，从西餐馆到大旅社，一品香的变化也折射出近代上海社会变化的某些方面。
看《胭脂》涨知识系列——四、一品香
豆瓣电影-逸安（2016-10-09 17:20:38）一品香初开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即福州路)，是清末著名的西餐馆。1918年一品香已经迁到了西藏路，兼旅馆并办中西酒席。在国际饭店未开设以前，三东一品(指西藏路的远东饭店和一品香旅社、南京路的东亚旅馆和大东旅社)并称，是上等旅馆中的佼佼者。从清末到民国，从四马路到西藏路，从西餐馆到大旅社，一品香的变化也折射出近代上海社会变化的某些方面。 看黑板上写着的一品香小吃，猜猜胭脂吃的是啥包子，我才是猪肉大葱小笼包！哈哈哈哈！
小编的话“一品香”，是沪上著名的老字号，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品香旅社曾由海军部队租赁使用，1956年划归上海市农委，成为农委招待所。1996年，一品香建筑被拆除，在原址上建了来福士广场。
清末插图《四马路一品香吃大菜》
来福士前身是一品香客栈
“一品香”，是沪上著名的老字号，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作为一个地标，它是近代上海的时尚元素和文化符号，富于传奇性；作为一段历史，它留下的谜团不少，比如，它究竟何时开张、何时迁址、何时改建，何时由西餐馆转型为大旅社，至今史家说法不一。一品香的历史早已远去，要追寻和拼接一品香的细节，只能借助于当年文人学者的零星文字……
“无边春色”番菜馆
一品香，起家于“番菜馆”。所谓“番菜”，是西餐的贬称。过去中国人以老大自居，看不起西餐，林语堂说过，英语里原没有cuisine（烹饪）一词，西方人只晓得cooking（烧煮），哪有中国人“炒”“煮”“蒸”“炖”“腌”那么郑重其事。西餐在上海兴起，得益于上海开埠，早在19世纪50年代，洋人开设的西餐馆就在虹口一带出现。此后，华人依样画葫芦，开设番菜馆，标榜“英法大菜”“中外咸宜”。19世纪80年代，一品香番菜馆在四马路（今福州路）22号开张，地点在今福州路山东中路拐角。它的开张日期，有四五种说法，最早的为1880年，较晚的为1889年。从已有史料来看，至少在1883年，一品香已经存在了。这一年，在申报馆供职的黄式权出版了《淞南梦影录》，称：“近日所开一家春、一品香等番菜店，其装饰之华丽，侍应之周到，几欲驾苏馆、津馆而上之。”
一品香到底是怎样的番菜馆？清末小说家孙家振在小说《海上繁华梦》中描述：“说那一品香番菜馆，乃四马路上最有名的，上上下下，共有三十余号客房。四人坐了楼上第三十二号房间，侍者送上菜单来点菜……”这个描述证明，一品香规模不小，分间设座，每个“包间”都有编号。至于它的经营，1898年出版的《海上游戏图说》是这样说的：“大菜仿西洋，最驰名，一品香。刀叉件件如雪亮，楼房透凉，杯盘透光。洋花洋果都新样。吃完场，咖啡一盏，灌入九回肠。”
不过，招隐山人的竹枝词《申江纪游》却对一品香略有微词：“登楼呼酒劝加餐，花样全翻旧食单。消费何曾钱十万，谁知下箸尚嫌难。”这首词，透露了以下信息：菜品虽新，消费亦贵，然而“下箸难”。“下箸难”，似乎是初尝西餐国人的通病。黄式权就说，他初见“非酸辣即腥膻”的“大菜”（即西餐），“则掩鼻不惶矣”。当年，“吃大菜”和“坐马车”一样，是一种社会时尚，“异味争尝，津津乐道”，但赶时髦难免也会有代价。据1899年7月《游戏报》记载，四川人王某到一品香吃西餐，吃冰淇淋时，把姜芥与冰淇淋掺和在一起，以致“齿舌麻木，周身大汗，口不能合，语不能声”，出了一个大洋相。
早期的一品香旅社，位于西藏路福州路口(今来福士广场原址)）
除一品香外，四马路的华人番菜馆还有不少，据说尤以“春”字招牌居多。《海上繁华梦》中，少牧问子靖：“这四马路番菜馆有几家？”子靖道：“现在共是海天春、吉祥春、四海春、江南春、万年春、锦谷春、金谷春、一家春，连着一品香九家……”可谓“无边春色”。然而，论“坐位之宽敞，肴馔之洁美、陈设器皿之精雅，向以一品香为首屈一指”。
“大旅社”名震西藏路
约在1918年左右，一品香从四马路迁到西藏路270号（今来福士广场原址），改名一品香大旅社，兼营西餐。到上世纪20年代初，一品香又从二层砖木楼房，翻造为具有欧式风格的多层旅馆建筑。曹聚仁这样介绍一品香大旅社：“有如美丽华酒店一样，有客房，有礼堂，有酒楼……”
改为旅馆后，一品香名气更响。当年华人旅馆中，素有“三东一品”之称（指南京路东亚旅馆和大东旅社、西藏路远东饭店和一品香旅社），一品香是上等旅馆的佼佼者。它的转型，反映了民国初年社会生活的变迁。剧作家洪深在《大饭店》一文中写道，上海地价高、住房小，“普通人的宴乐饮博，总是到菜馆和到旅馆里‘开房间’的……一个每月只赚五十块钱的人，在‘开房间’的一天，他可以生活得像赚五百块钱的人一样。”那时，到旅馆“开房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品香的“房间”如何？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有自己的体验：“……一间三楼最靠里面的面向走廊的房间，墙壁和地板都很脏，而且光线幽暗，但听说这个旅馆都是这样，也没办法了。不过房间相当宽大，还带有浴室。挂着白色帷幔的很大的中国床就放在正面。房钱一天四块大洋……”
翻造后的一品香旅社，已有欧式风格
村松梢风是最早将上海称为“魔都”的域外作家，20年代，他曾多次到访上海。1924年，他写成《魔都》一书，大受欢迎。1925年，他再度来沪，两次入住一品香，他对一品香的描述，客观而真实。另外，村松梢风对一品香所在的西藏路，也有白描式的刻画：……这条路大概有两三百米，是单边有房屋的街道，另一边是跑马场……沿街是一长段长出了苔藓的砖墙和灰褐色的外墙。在马路对面是高高的铁栅栏，里面一大片草坪的跑马场仿佛开阔的原野一般，远处在树木的掩映中排列着许多外墙红色的建筑和砖瓦结构的房屋……这里不通电车，行人也很稀少，四周很安静。（村松梢风《上海》）
在村松梢风笔下，西藏路不通电车、行人稀少，与今日的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有天壤之别——难怪，当年发生的“一品香刺杀案”，光天化日之下，刺客能从容出逃。1920年，贵州小军阀袁祖铭因派系争斗，拟谋刺黔军总司令王文华。11月，王文华抵沪，秘密联络孙中山。他住进一品香后，一般不轻易出门。在一品香对面的跑马厅（今人民广场）一间二层木房子里，袁祖铭派来的两名刺客蹲守月余，极耐心。1921年3月6日下午，王文华刚跨出一品香大门，就被刺客连开数枪，当场气绝身亡。
此案举国震惊，刺客却逃之夭夭。陈定山认为，“跑马厅当年有种特权，不许人进去，因此凶手也没法捕获。”
“开房间”众生相
撇开“番菜”和“客房”，一品香的亮点，在于文化名人的纷至沓来。跻身上等旅馆后，一品香一度成为上海的“文化客栈”，由它串起的文化线路图，是近代上海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访问上海，下榻一品香。罗素是世界闻名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在当年，他是不折不扣的“国际巨星”，他的肖像和名言，甚至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作过香烟广告。他的到来，令一品香人气爆棚。10月12日，罗素和他的情人、助手勃拉克乘船到达上海。次日，《申报》报道称，罗素“现在一品香旅馆百零三号房间……”旅馆名和房间号一公布，各地人士纷纷涌来，争睹风采。罗素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在上海时，我们是在同不计其数的人会见中度过的。”为了不冷落各界访客，在一品香大堂，罗素和勃拉克不得不把不同的客人安排在不同的桌子上，“整天价从这张桌子到那张桌子来回奔跑应酬”。
30年代的西藏路，已开始通行电车，右为跑马场；英国哲学家罗素，访沪时下榻一品香旅社
与罗素到访的轰轰烈烈不同，中国的文人学者到一品香，则低调委婉得多，如：根据胡适日记，仅1921年8月一个月内，胡适至少有四次到过一品香，但文字记录非常简略：14日，“到一品香，嗣正兄邀吃饭”。18日，“夜到一品香，陆费伯鸿请吃饭”。24日，“夜到一品香吃饭，主人为金伯屏（邦平）”。25日，“赵元任夫妇到了，梦旦邀在一品香吃饭，我也去一谈。”同样，1926年1月22日，郭沫若、田汉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一品香畅谈，文字记录也不多，后者在《上海交游记》记：“两君的话，直到深夜还缕缕不尽……辞归时已经十二点钟了。”另有一些一品香聚会，因情势所迫，往往秘而不宣，雁过无声。如：1931年，阳翰笙、夏衍、阿英、冯雪峰、楼适夷和丁玲等“左联”成员来到一品香，与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秘密会见，商谈成立湖风书店事宜。1936年，丁玲坐火车从南京秘密到达上海，冯雪峰派地下交通员将她接到一品香。两周后，丁玲奔赴陕北……
然而，一品香的文学叙事，也留下过全景记录。写得鲜活生动的，当推诗人邵洵美。1925年春，邵洵美刚从欧洲回沪，就应刘海粟邀请，与徐志摩、江小鹣等20多人出席一品香的文友聚会。邵洵美在《儒林新史》中写道：“一只长方桌的周围一共坐着有二十几个人，可是一半像是负着招待的责任，还有一半则表示着客气……”“这时候房间里已充满了喝汤的声音……”“第二道菜上来的时候”，徐志摩出现了，“志摩没走到我面前已经在那里喊了：‘咦，弟弟，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不早几天到中国？你为什么不上北边来吃我的喜酒？我和小曼结婚了！’”寥寥数语，把人物和场景烘托得栩栩如生。
另外，散文家梁实秋《从梁启超胡适打牌说起》一文，也留下过一品香的精彩片段：胡适之先生也偶然喜欢摸几圈。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品香旅社曾由海军部队租赁使用，1956年划归上海市农委，成为农委招待所。1996年，一品香建筑被拆除，在原址上建了来福士广场。
一品香惊魂：张伯驹英雄救美2016-04-05 19:18今日头条·明德史馆 编辑 高山
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这个“他”就是张伯驹，享誉民国的四公子之一。
风流名士张伯驹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天性风流，平生一大嗜好就是“好色”。也因为“好色”而“胆大包天”，使得张伯驹在抗战前夕的上海滩演绎出一场“英雄救美”的佳话。话说上海滩当时有一位名妓，人称“潘妃”，真名潘素。这位潘素女士，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开门迎客”。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生得出水芙蓉，气质脱俗。更惊奇的是，她还挥笔成画，才艺超群，算得上花界的一名翘楚，属于高级妓女之流，当时的行话叫“女校书”。
1935年的上海滩，英式双层巴士已经出现街头，与黄包车并驾齐驱潘素属于上海滩妓女中的最大帮派“苏帮”。旧上海，五方杂处，无奇不有。即使妓女，也要拉帮结派，形成势力。当时，上海娼界有五大帮，即“苏帮”、“扬帮”、“粤帮”、“甬帮”和“本地帮”。长得漂亮，没有才艺的高等妓女，叫“长三”；色艺双全的妓女，称“女校书”。潘素色艺俱佳，自然属于高人一等的“女校书”。民国是一个远去的时代，今天人们听到“女校书”三个字，自然莫名其妙。话说“女校书”的营业，还是“别具一格”，是旧上海一道惹人注目的风景线。每当夜幕降临，像潘素这样的“女校书”，就会坐上“四人轿”，到上海福州路“天乐窝”、和“小广寒”等说书场去弹唱。出发时，轿前有灯笼一盏，上列“公务正堂”四个大黑字。嫖客若相中该妓时，先“点戏”，作为“问津的先容”。如果要“包夜”，可以去上海“韩庄”、“台基”、“咸肉庄”等旅馆“开房”，那里都是男欢女爱的“泄欲场所”，俗称“炮房”。至于“韩庄”地点，在当时英租界的“白克路”、“牛庄路”；法租界的“杀牛公司”和南阳桥一带为最多。据民国小报记者郁慕侠说，每“炮”需费“三元”，另外给小费“四角”。如果是点中“花国总统”这样高档次的妓女，其价就不在三元之列，当是天价了！这种高消费，人称“斩一刀”！
1930年代上海美女香烟广告：健康、性感的新女性形象，而其半裸的胸部也是旧上海性感之都的隐喻象征潘素的客人多为上海滩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都有人到她处“摆谱儿”、“吃花酒”。那时，上海滩的流氓们已经流行“刺身”了，刺龙画虎，牛逼哄哄！近墨者黑，潘素女士也在手臂上刺了“一朵花”。有一天，风流倜傥的上海盐业银行总稽核张伯驹闻香识女人，来造访潘素。虽然为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张伯驹并不管多少事，整日里除了搞点文物收藏，唱唱京剧，吟诗作赋之外，就是寻花问柳。这天，张伯驹终于撞上了潘素。第一次见面，张公子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写了一副对联，盛赞潘素之美。对联写道：“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这上下联不仅嵌入了“潘妃”二字，还把她比作西汉时出使塞外的王昭君。自此，潘素女士改头换面，因“潘妃”闻名于上海花界。
苏州名妓“潘妃”，她后来成为张伯驹的太太可是，坠入情网的张公子很快遇到了麻烦。原来，潘妃已是“名花有主”，其“主人”来头不小，是国民党军阀唐生智的心腹、时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臧卓（1890-1975）。藏卓早年与唐生智同学于保定陆军学校，两人关系很铁。1929年，唐生智将军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时，藏卓就担任五路总指挥部参谋长。其后，臧卓又与国民党“改组派”的领袖汪精卫和陈公博等人打得火热，驰骋于国民政府军政两界，人脉势力雄厚，令人不敢轻视。虽然屈身于臧卓将军，潘妃对张伯驹还动了真情！她决定改从张公子。但是，军人不是好惹的。臧卓将军本来就是一个牛脾气，一气之下，把潘妃软禁在上海滩著名的一品香旅社，不许露面。潘妃见不到心爱的张公子，整天以泪洗面。这家旅社位于今天西藏路和汉口路的交界处，其声誉在那时名冠上海滩。臧卓中将不差钱，索性长期租赁了一品香旅社的一间大客房。这家大旅社，来往的客人并不是专靠外埠来客，而是本地的达官显贵、富豪阔少们。
藏污纳垢的一品香大旅社像臧卓这样在酒店“金屋藏娇”的，更是所在多有。一品香旅社，是中国人开的新式大旅社，名列上海滩的“三东一品”，即“大东旅社、东亚旅社、远东旅社和一品香旅社”。一品香旅社，设备冠冕堂皇，清洁美丽。每间客房都有电话，可与人秘密接谈。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水汀，洗浴洗练还有冷热水龙头，上下更有电梯。装有欧式坐桶，小便有新式尿池。其他如赌的、嫖的、吸的、喝的、吃的、舞的，一应俱全。来“开房”的，有短期的，有长期的。像臧卓这样的，属于“独开”，只是为了见一下潘妃，发泄一下性欲。优哉游哉，随意逍遥。四处打探之后，张伯驹找到了潘妃被软禁的下落。但他毕竟是一名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更何况，上海也不是他的一亩三分地。这该如何是好？好在，张伯驹有一个能干的世兄，此君就是大名鼎鼎的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后人孙曜东。孙曜东生于1912年，8岁时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沪后曾担任洋行买办。孙曜东胆子大，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
孙曜东：安徽寿县人，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后人。其后成为“汉奸”周佛海的秘书一天晚上十点来钟，垂头丧气的张伯驹找到孙曜东，说：“老弟，请你帮我个忙，设法救出潘妃”。孙问：“人现在哪？”张说：“还在一品香”。随后，孙曜东开车带着张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那儿都是上海滩有钱有势的人们的“小公馆”，一般人不敢来惹麻烦。然后，二人驱车来到一品香。花钱买通了臧卓的卫兵，趁臧卓不在之际，二话没说，把潘妃接上车，扬长而去。次日，张伯驹偕同潘妃回到北方去了，逃之夭夭。抗战军兴以后。臧卓投靠了汪精卫，担任南京汪伪国民政府“苏北行营主任”，而孙曜东也担任汪伪政府要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当年一品香旅社营救潘妃的插曲，也已成过眼烟云。孙、臧见面，也是心照不宣。张伯驹和潘妃呢，则继续在北方过着逍遥的恩爱日子。抗战之后，与张伯驹素有交往的盐业银行老总吴鼎昌回到内地，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和贵州省政府主席，对于盐业银行在沦陷区的业务仍然遥控指挥，但诸多不便。一日，吴鼎昌联系张伯驹，请他南下上海，担任上海盐业银行总稽核，兼任上海分行经理。这时的上海滩已经沦为日本人和汪伪特工机关76号的天下。书生气十足的张伯驹携带夫人潘妃，不知危险，冒然重回上海滩。张伯驹的到来，阻挡了盐业银行上海分行襄理李祖莱的财路。李祖莱与76号有秘密勾结，开始为张公子下陷设套。于是，上演一出轰轰烈烈的“美人救公子”的故事。未完待续
上海老伯卖别墅，2000万全捐助学2014年03月23日03:40钱江晚报
2011年，徐绍村立下遗嘱，将淮海中路1670弄28号捐献给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最终捐款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淮海中路1670弄靠近高安路，闹中取静的新式里弄，竣工于1936年，徐绍村所捐别墅建筑面积382.83平方米。
一个多月后的3月9日，徐绍村过世。4月20日，处理完叔叔徐绍村的后事，侄子徐祖谦作为遗嘱执行人和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取得联系。经公证后，至2011年7月，捐赠别墅事宜基本完成。其后，双方又处理了涉及别墅的房产纠纷、出售房产及相关法律事务。至今年3月，所有2000万元人民币的款项终于全部到账。
徐绍村的名字外界可能有些陌生，他的父亲徐通湘，也就是购入这套别墅的主人，曾是上海赫赫有名的一品香大旅社的总经理。一品香前期是上海著名的西餐馆，后期是上海著名的大旅社。
所卖别墅系一品香主人故居
淮海中路1670弄靠近高安路，闹中取静的新式里弄，竣工于1936年。水泥砂浆外立面，横向窗间墙上，灰绿色面砖贴面，窗带上下突出的边框，间或出现几何图案装饰，在当时新潮时髦，落成后不乏商界人士及军政要员入住。
1945年，徐绍村的父亲徐通湘购入28号，带着家人住进了这栋三层楼的别墅。彼时，徐通湘正是上海赫赫有名的一品香大旅社的总经理。徐绍村的侄子徐祖谦回忆，“当时的小说里都写过一品香大旅社，上海滩很多名流都去一品香住或吃饭，是大家交流的场所之一。”
就这样，20岁的徐绍村住进了淮海中路1670弄，当时他不曾想到，未来岁月历经沉浮，最后他和妹妹徐松梅在此终老。
1980年左右，在当时的政策下，“文革”期间被占房屋返还徐家。但“文革”前社会主义改造，出租的一楼和三楼的房间却变成了公房，不能再收回，这变成了徐绍村的一块心病，“他想守住父亲留下的唯一祖业。”徐祖谦说，经多次努力和落实政策，一楼的房子被回购，当时徐祖谦曾借给叔叔8万元。但三楼的房屋始终未实现回购，“那户人家出价太高，我叔叔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一次落实政策，上世纪90年代，三楼房子产权也由政府返还徐绍村，不过三楼的住户仍享有使用权。
因为种种原因，徐绍村兄妹两人始终未能结婚。1991年母亲过世，此后徐松梅卧病在床多年，兄妹俩相依为命。
老人生前靠退休金拮据度日，汶川地震后提出捐赠别墅
记者从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了解到，2000万元人民币是20年来他们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今年3月，捐资款项已全部到账。不为人知的是，生前长期靠退休金拮据度日的徐老伯，身后的全部遗产仅是存折里剩下的几百元。
徐老伯积善办学精神的种子，已在祖国边疆和贫困乡村绽放出“希望”的萌芽：分别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两所“徐氏希望小学”已经动工兴建。
遗嘱执行人、徐绍村侄子徐祖谦介绍，徐松梅晚年卧病在床多年，兄妹二人只靠着徐绍村2000多元的退休金过活。“因房子是父亲留下的祖业，又是唯一遗产，叔叔始终不肯将其出租。好在街道和居委干部关爱有加，各项政府救助、居家养老项目，二老都是第一批的享受者。”
徐祖谦回忆，叔叔谈过很多次，说社会很关心自己，自己也应回报社会。“但当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汶川地震那年，平生很喜欢孩子的叔叔看到校舍坍塌、学生哭泣的场景，深受触动，第一次说出了捐出别墅的想法。”
当时亲属也曾有意见，但徐绍村坚持认为，家人都住在上海，生活条件也不差，把钱捐给希望工程，帮助更多更穷困的人，那才是老房子最好的去处。
善款建立基金，已建两所希望小学
对此，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吴仁杰介绍，徐老伯的善款已建立基金，将全部用于建造希望小学和援助特困儿童，钱款使用情况会及时上网公示，接受各方监督。此外，基金运作援建希望小学不会一笔钱买断，“先提交申请报告，奠基动工后发放第一笔捐款，建设至工程结构封顶拨付第二笔，第三笔是完成竣工验收，交付审计报告后付款。”
据悉，徐老伯捐资在建的两所希望小学，学校署名也将按徐老伯生前愿望，分别为“徐绍村希望小学”和“徐松梅希望小学”。吴仁杰表示，未来还会建起更多徐氏希望小学。
“每一笔钱的使用都要由我签字，建设中的学校我也看过照片，很满意，相信叔叔也会感到欣慰。”徐祖谦说。
近日据媒体报道，上海一老人卖淮海路别墅，所得2000万全部捐资助学。2011年，老人徐绍村立下遗嘱，将淮海中路1670弄28号捐献给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最终捐款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淮海中路1670弄靠近高安路，闹中取静的新式里弄，竣工于1936年，徐绍村所捐别墅建筑面积382.83平方米。
徐绍村的名字外界可能有些陌生，他的父亲徐通湘，也就是购入这套别墅的主人，曾是上海赫赫有名的一品香大旅社的总经理。一品香前期是上海著名的西餐馆，后期是上海著名的大旅社。
作为西餐馆。它的创立与发展体现了西餐在上海的所经历的过程；作为旅馆，它的多元化功能代表了上海旅馆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作为西餐馆还是作为大旅社。它都是人们在上海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展示了上海社会的诸般形态。
一品香初开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即福州路)，是清末著名的西餐馆。1918年一品香已经迁到了西藏路，兼旅馆并办中西酒席。在国际饭店未开设以前，三东一品(指西藏路的远东饭店和一品香旅社、南京路的东亚旅馆和大东旅社)并称，是上等旅馆中的佼佼者。从清末到民国，从四马路到西藏路，从西餐馆到大旅社，一品香的变化也折射出近代上海社会变化的某些方面。
1917年的一品香菜馆
一品香旅社
一品香当初开设在四马路，四马路在当时是上海的繁华之所：“盖英界据沪上胜，四马路又据英界之胜。是以游人竞称四马路。”四马路一带皆茶室书楼，其周围地区妓院聚集。后来市面西移，约在1900年一品香乃分设一枝香西菜社于福州路胡家宅。一枝香后来也是著名的西餐馆。一品香一度成为众多社会活动举行的空间。如1922年2月23日晚，俄围灾荒赈济会，假座一品香，宴请各界人士。同年，7月8日文学研究会在上海一品香召开“南方会员年会”。20世纪20年代后上海流行在旅馆里举行婚礼，许多新人在一品香结百年之好。1922年一品香旅馆率先举办了以中国人为主的交谊舞会。1931年上海文艺界同人与海上名流还在一品香大厅举行七夕联欢会，参加者二百数十人。
一品香与近代上海社会
从一品香的变迁中亦可看到近代上海社会的种种变化。首先是西餐被围人逐渐接受并中国化。19世纪90年代后吃西餐已经成为一种时髦，文人、官僚、妓女频繁 出入一品香。不过从清末小说中提到的一品香的菜品来看，已经很是中国化了。曹聚仁后来提到的一品香的西菜乃是中菜西吃，正是西餐在上海的存在的一种极普遍 的方式即：中菜西吃。其次，国人开办的西餐馆“中西合璧”。一品香建筑为二层洋房，内设弹子房，后来又装了电扇、电话、电灯，分间设座，每个房间有编号， 而且房屋雅洁。从这些来看，设施来看的确很西化。不过文人进出期间仍然是招妓侑酒，歌管杂陈，一片喧哗，完全不是西方人吃西餐静悄悄的。李伯元有诗描写： 与时一品香内的宴饮情景： “此间重到，有无穷曲辫，盘旋五号。鬼脸神头相掩映，可惜电光灯照。倚笛征歌，持杯斗酒，叫得王三宝，端茶送菜，忙煞翡翠二少。闻道有客登楼，招呼起立， 添写三张票。节下开销浑不管，只顾眼前欢笑。接耳交头，摸腮嗅颊，都与倌人吵。老夫无语，坐看小子胡闹。”这与传统中餐馆中喝花酒的场面并无多少差别，不过是表面的西化。
一品香迁到西藏路之后改为旅馆，兼营西餐，成了上海著名的上等旅馆之一。人们不仅可以在这里举行婚礼，而且可以开联欢会，举行团体的集会。一品香正体现了在上海这个商业之都，旅馆的功能日益多元化。
一品香与近代上海社会
贴吧用户_0Q3AR1R（2013-09-03 15:53）一品香前期是上海著名的西餐馆，后期是上海著名的大旅社。作为西餐馆。它的创立与发展体现了西餐在上海的所经历的过程；作为旅馆，它的多元化功能代表了上海旅馆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作为西餐馆还是作为大旅社。它都是人们在上海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展示了上海社会的诸般形态。
徐绍村的侄子徐祖谦作为遗嘱执行人，负责处理别墅的捐赠事项。
■ 卖房所得2000万全部捐出
■ 系上海希望工程成立收到最大笔个人捐款
淮海中路1670弄28号
2011年，徐绍村立下遗嘱，将淮海中路1670弄28号捐献给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最终捐款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淮海中路1670弄靠近高安路，闹中取静的新式里弄，竣工于1936年，徐绍村所捐别墅建筑面积382.83平方米。
徐绍村的名字外界可能有些陌生，他的父亲徐通湘，也就是购入这套别墅的主人，曾是上海赫赫有名的一品香大旅社的总经理。一品香前期是上海著名的西餐馆，后期是上海著名的大旅社。
淮海中路1670弄28号。外墙修缮一新的别墅，正等待着内部装修。
隔着门缝，71岁的徐祖谦望见院子里原先种的腊梅已被铲除，光秃秃的黄土上，横七竖八堆放着十几袋水泥。印象中，只有庭前十米高的玉兰树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修剪过的树干枝枝蔓蔓伸出围墙，这棵玉兰树据说已有百岁高龄。
三年之前，徐祖谦每个月总要跑来这里两三趟，看望别墅的前主人、他的叔叔徐绍村。2011年3月9日，徐绍村因病离世，临终前一个多月，他立下遗嘱，将所拥有的唯一遗产——淮海中路1670弄28号捐献给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作为遗嘱执行人，三年来，往来奔波，处理别墅的捐赠事项，徐祖谦难得再回这里。
处理完相关法律事务、出售别墅、除去各种费用，徐绍村最终捐款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在近日已全部到位。这也是上海希望工程成立20年来收到的最大笔个人捐款。
别墅系一品香主人故居
淮海中路1670弄靠近高安路，闹中取静的新式里弄，竣工于1936年。水泥砂浆外立面，横向窗间墙上，灰绿色面砖贴面，窗带上下突出的边框，间或出现几何图案装饰，在当时新潮时髦，落成后不乏商界人士及军政要员入住。
1945年，徐绍村的父亲徐通湘购入28号，带着家人住进了这栋三层楼的别墅。彼时，徐通湘正是上海赫赫有名的一品香大旅社的总经理。
徐通湘子承父业后，和兄弟共同开设经营一品香大旅社，一楼为西餐馆，那时承办喜宴能容纳几十桌。楼上是客房，共有四五层，非常气派。“一品香的原址就是现在的来福士广场，在和平电影院旁边，国际饭店造之前就有了。”徐祖谦回忆，“当时的小说里都写过一品香大旅社，上海滩很多名流都去一品香住或吃饭，是大家交流的场所之一。”
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在2004年发表的《西餐引入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开拓》一文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华人最早创办的西餐馆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记载。有称上海西餐馆始于福州路之一品香。曹聚仁则认为华人自办的番菜馆以万家春最老，后市场西移，在福州路上的一品香最为有名，有如美丽华酒店一样，有客房，有礼堂，有酒楼。”
就这样，20岁的徐绍村住进了淮海中路1670弄，当时他不曾想到，未来岁月历经沉浮，最后他和妹妹徐松梅在此终老。
1949年解放以后，公私合营，徐通湘把一品香大旅社交给了政府海军部，然后进入上海水产公司工作。
20多岁的徐绍村，因身体原因休学复学，1950年后，方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华东政法大学的前身），进入上海对外贸易局工作。此后，他经历了父亲离世和“文革”的冲击。“文革”期间，一边工作一边改造，其间还因乙肝一度卧病在家。母亲和徐松梅一直无业，1962年，父亲离世，全家仅靠他微薄的工资过活。
1980年左右，在当时的政策下，“文革”期间被占房屋返还徐家。但“文革”前社会主义改造，出租的一楼和三楼的房间却变成了公房，不能再收回，这变成了徐绍村的一块心病，“他想守住父亲留下的唯一祖业。”徐祖谦说，经多次努力和落实政策，一楼的房子被回购，当时徐祖谦曾借给叔叔8万元。但三楼的房屋始终未实现回购，“那户人家出价太高，我叔叔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一次落实政策，上世纪90年代，三楼房子产权也由政府返还徐绍村，不过三楼的住户仍享有使用权。
汶川地震后提出捐赠
因为种种原因，徐绍村兄妹两人始终未能结婚，成立各自的家庭。1991年母亲过世，此后徐松梅卧病在床多年，兄妹俩相依为命。
“两个都是孤老，饮食起居加上身体不好，徐绍村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根本不够用。”1997年，陈玲娣成为徐汇区湖南路街道武康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那时候她开始接触到两位老人。居委会曾劝老人把别墅出租，然后去敬老院，但因为“文革”时期的阴影，两人始终不肯，“真的是很艰苦地守着这点祖业。”
在徐汇区湖南路街道和武康居委会的努力下，各项政府救助、居家养老项目，两个老人都是第一批的享受者。冬天送被子，逢年过节送吃的，民政部门的各种补助，政府居家养老还给他俩请了钟点工。陈玲娣说：“他们是双孤老，所以从我们老一代居委干部开始，一直在照顾他们。”
陈玲娣告诉记者，徐绍村很早的时候提过捐房，“他说‘既然社会对我这么关心，我也要回报社会’。但当时他随口一说，我们也没想到他真的会捐。”
在身体还行那些年，徐绍村出门会骑一辆电瓶车。他平时节省，穿着随便，唯一留下老克勒影子的嗜好是吃凯司令的蛋糕。
2008年，电视里播出了汶川大地震的画面，学校倒塌、孩子哭泣的场景深深触动了徐绍村。他第一次正式向徐祖谦提出了捐赠别墅的想法。
“我唯一的财产就是这套房子，我们虽然是亲属，但这个财产我不能给你们，我要给更加穷困的人。很多小孩没有书读，所以我准备捐给希望工程，我相信那是一个好去处。”徐祖谦说，“这是徐绍村的原话。其实我们家族里觊觎他财产的人不少，他身故后，也确如他担忧的那样，发生过法律纠纷。所幸的是，他提前立下了遗嘱。”
2010年8月，徐松梅去世。11月，徐绍村在家时摔跤，大腿骨折，卧床不起。受迫于生活，徐绍村出租底层住房，月租金8000元，4500元雇佣一住家保姆，其余支付生活开销和治病。徐祖谦说：“我虽然经常能看他，但我也年纪大了。我希望他找个保姆，但他以前一直觉得贵，舍不得花这个钱。”
2011年1月，此时的徐绍村连饭也吃不下了，他似乎也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1月16日下午，躺在病床上的徐绍村把徐祖谦叫到了身边：“你去喊居委会书记和主任来，我有点事情要关照。”虽然没提房子，但是徐祖谦知道，老人要交代后事。
1月17日上午10时，徐祖谦来到了湖南路街道武康居委会。随后，武康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陈玲娣、主任徐宝英来到了徐绍村家，成为遗嘱见证人。经公证的遗嘱显示，徐绍村将其生前拥有的淮海中路1670弄28号全栋房屋在其去世后（建筑面积382.83平方米），出租、出售所得钱款，除办理后事、归还债务外，其余款项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我们当时还开玩笑说，等希望小学建成后，要命名为徐绍村小学、徐松梅小学。他很高兴，嘿嘿地笑，说好的好的，还说也要建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徐通湘小学，因为是父亲传给他的房子。”陈玲娣回忆。
一个多月后的3月9日，徐绍村过世。4月20日，处理完徐绍村老人的后事，徐祖谦作为遗嘱执行人和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取得联系。经公证后，至2011年7月，捐赠别墅事宜基本完成。其后，双方又处理了涉及别墅的房产纠纷、出售房产及相关法律事务。至今年3月，所有2000万元人民币的款项终于全部到账。
已建两所希望小学
随着前期款项的落实，去年开始，徐绍村捐资的希望小学已经开建。“一所在新疆兵团农一师十四团，一所在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我们成立了徐绍村助学基金，每所学校该基金出资50万元，当地政府出资约200万元，共同建设。署名按照老徐生前的愿望，将分别是徐绍村和徐松梅希望小学。”
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吴仁杰告诉记者，基金运作捐助希望小学不是一笔钱买断，“先提交申请报告过来，奠基动工后发放第一笔捐款，然后建设至工程结构封顶拨付第二笔，第三笔是完成竣工验收，交付审计报告后付款。”
据悉，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今年还将根据外省市的需求，针对上海对口援建省市、国家一级贫困县等区域，继续捐建徐氏希望小学。相关项目费用支出也将通过网络公示。
吴仁杰还说，徐绍村的捐款是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成立20年来最大笔的个人捐款，“我们要对得起徐老，用好这笔给孩子们的钱。”
很多人也许无法想象，捐献了2000万元的徐绍村，在过世后，存折里仅有几百元。
一整个上午，徐祖谦讲诉着这个原本被尘封的故事，老人自己也走入记忆中，“叔叔一直想捐款给希望工程，以前他说自己没能力，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
120多年前，上海滩最早的大型菜场——虹口三角地菜场，每天已是顾客如潮；1876年，中国第一列火车从苏州河畔驶向吴淞；上世纪30年代，在旧上海滩曾经红极一时的“回力球场”（又称“中央运动场”），兴盛时每天营收黄金2770多两……
此次展览将通过600多件组珍贵档案、照片、实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展览通过增补“红色记忆”、找寻“消逝的记忆”推出了一批极有价值的照片、史料档案，其中诸如爱俪园、德国总会、上海大学、三角地菜场、老城墙等十里洋场赫赫有名的城市地标，由于种种原因，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此次档案展通过影像、照片等方式还原了一幅斑斓的历史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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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一品香酒店消失太可惜了，真希望这些老建筑能一直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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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的建筑都有着独特的魅力，保护历史建筑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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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香酒店曾经的辉煌，现在只能在老照片里回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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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建筑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希望它们能被妥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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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的酒店建筑文化，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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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香酒店消失，真是可惜了，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老建筑被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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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筑的保护，不仅是保护建筑本身，也是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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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香酒店消失，让人感到惋惜，希望更多人关注历史保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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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筑是城市的宝贵财富，保护它们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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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历史文化需要我们用心去传承，保护老建筑就是保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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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香酒店消失，真是令人痛心，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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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的酒店建筑风格独特，很有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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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建筑，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城市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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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香酒店消失，让我们反思城市发展和历史保护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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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筑的保护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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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像一品香酒店这样的老建筑被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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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的保护，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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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筑承载着城市的记忆，我们要珍惜这些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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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香酒店消失，希望这样的事件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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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的酒店建筑，见证了城市的变迁，值得我们去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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