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益阳，必游南洞庭湖（元江、鹤山、南仙、大通湖）。
南洞庭，潇湘伊甸园。民歌《八百里洞庭我的家》是这样唱的：“云是天上的波纹，云是水里的。我的家离洞庭八百里。太阳从家里升起，月亮挂在家里，桨开着。”千路风散万花；鸟亦食金丝鲤，芦钓红须虾，船执金杯斟酒，柳摇青扇泡茶浪中，花椒——天红了，地白了，稻熟了，土生了精……”
洞庭用它的乳汁哺育了我们，同时又用它的风浪考验和锻造了我们，赋予了我们不愧为世界著名湿地、中国第二大淡水湖的不屈不挠、独特的洞庭人文精神。
精彩奔放，世界美好在南洞庭
洞庭腹地的大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即我国有文字记录的文明之初，洞庭湖就已存在，且水面日益扩大。 “热气腾腾的云梦泽”，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的云梦泽名称与今天的洞庭湖原本是一个统一体，而洞庭湖就是云梦泽的大部分。炎黄、尧、舜在洞庭湖畔留下了足迹； “洞庭山……皇帝的两个女儿住在那里”，鄂皇后的儿媳妇在洞庭湖落泪；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洞庭湖畔留下的诗篇千古流传。《离骚》 《九歌》等壮丽诗篇，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洞庭湖人民，激励着2300多年来不断探索的中华民族。
随后，洞庭湖经历了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沧桑演变。先秦汉时，相传秦始皇用山鞭驱至赤山，后来造成了西洞庭和南洞庭的分裂。洞庭湖又名“九江”，是湘、资、沅、澧四水和荆江分流洪水汇聚而成的巨大湖泊。《水经注》 相传“四水齐流洞庭，汇入江北”。洞庭古称“九江”，见于《山海经》 《禹贡》等古籍和《战国策》 《史记》等文献。汉代，湖区属武陵郡、长沙郡。定城、南县等地属当时的武陵县，益阳、沅江等地地属当时的长沙县。从魏晋到唐宋，“江湖关系”一开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荆江南岸地势北高南低。汛期荆江不再引洪入湖。 “湖高河低，‘湖’格局开始形成。杜预平定东吴后，杜预运河的出现，进一步促成了水道的变化。东晋南朝时期，洞庭湖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围垦高潮，围垦活动逐渐从湖边推进到湖中心，沿湖设县的历史也随之结束。南朝孝凉时期，洞庭湖地区除今南县外的所有县级行政区都已设立，相应地，湖区面积也从先秦两汉时期的广阔湖泊中逐渐划分和缩小。元明时期，荆江南岸大堤经常决口，导致汛期荆江入湖洪水增多，同时围垦处于低潮期。垃圾返湖自然现象普遍存在。于是，湖面积不断扩大，湖盆日益浅，桑田变海，“渐成湖地，乱势愈加严重”。元江县原本有十一个“都”，到了明朝中叶，只剩下五个“里”，每个“里”只有110户人家（嘉庆《沅江县志·乡坊》）。
纵观历史，从云梦泽的诞生（无考）到云梦泽分洪，再演变到云梦泽的灭亡、荆江南北分流，再到堵住江上诸口的荆江大堤的形成。北岸，终于到了四个河口，4000多人，20多岁的洞庭老人跌跌撞撞地向我们走来。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这个过程就像祥子源力的无尽洪流，汇入洞庭湖，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完成了洞庭文化的深厚积淀。
洞庭水满水。水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源。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万物而不争，为人所憎恶，故不及道”。在老子看来，“水”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它可以成为“道”的代名词；庄子何也说：“譬如天下之道，犹如江河谷中的江河大海。”庄子也将江海比喻为“道”。生活在古云梦大泽的老子、庄子从“水”中得到灵感，于是创造了“道”。
洞庭之水成为博大精深的老庄哲学和中国道家思想的神秘渊源，成为千古流传的无数诗词歌赋内涵的寄托对象。水已经无可辩驳地升华为文化符号和精神符号。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是水。”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可能成为智慧的闪现，也可能成为失意中漂流的浊酒，也可能大海中难觅水源，又或者只能看到长江流淌。天空，或变幻的水告别了风，或汨罗江的灵魂将被铭记在历史中，“千年前”的“水”已成为闪耀千古的拟人化。
生命之水已成为永恒的血液，在历代中国文人的滔滔思想中流淌、流淌；生命之水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核，培养了中国人坚强而灵活的性格。
有人认为洞庭文化本质上是水文化。
洞庭湖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国文化中灿烂的楚文化也起源于洞庭。
两千多年前，楚文化的杰出代表屈原就有着难以割舍的“水”情结。屈原出生于楚地水乡，长期被流放于洞庭荒野，最终回归水中，在水中找到了自己永恒的归宿，从而成就了悲惨的一生。对于屈原来说，如果说被诽谤、嘲笑、流放是对生命的凄凉伤害，那么，则是柔韧的水抚慰和超越了他的身心，创造了如水一样不可割断的文化精神。
屈原投江化作水魂，为中国文人树立了一座理想人格丰碑。此后，汉代贾谊、唐代李商隐、柳宗元等旅居湖南的文化大师，留在三湘江湖，坚定守护心中的圣流，成功传承曲曲。袁的精神在他们的悲伤中。 WHO。
千百年来，洞庭湖、湖湘的山水与无数文人墨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盛唐云游世界的李白，面对茫茫沼泽，追寻着“南湖秋水夜无烟，可乘流直上天”的追求；悲情诗人杜甫以“吴楚东南，乾坤日夜浮”表达了他罕见的气魄。对洞庭表示由衷的赞美；写八朝衰落的韩愈，吟诵“猿愁鱼跳水，自古传是汨罗”，以水传情，缅怀圣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为家乡唱响了美丽的《三湘棹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湖南激昂多彩的水波，抒发了浩瀚如水的思念。洞庭。同时，他们也为洞庭文化注入了丰富源源不断的源流。
于是，浩瀚的洞庭湖，正如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说，“一下子成了文人墨客心灵的替代品。人们思考人生、荣辱、使命就在它面前。”这是修身养性的时刻。”
随着人们的志向越来越大，洞庭湖变得越来越大。这种扩张得益于其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说具有宇宙意识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大宇宙，那么洞庭湖就是一个小宇宙。正是这个小宇宙，如浩瀚的长江包含着三湘四河和万里长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广阔沼泽。
洞庭湖用生命之水养育了一代代洞庭儿女，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但她却常常严厉甚至暴力，毫无节制地将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抛在人们面前。
居住在洞庭湖的先民们，为了治理这片浑浊的湖泊，过上稳定的农耕生活，自古以来就进行了大规模、艰苦的治土活动。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他们不仅为自己的生存构筑了“高堤”，也为洞庭文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所谓“水土养人之地”从来都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说法。洞庭湖和湖中清澈或黄的水瓢，滋养着这里居民的身体，也造就了他们的灵魂。洞庭之水支撑着人们的基本生存结构，渗透着人们的心灵。
正是这些浩瀚的波浪，锤炼和锻造了洞庭湖人民的坚韧和博大的胸怀；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不仅创造了远古洞庭湖灿烂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也将为现代文明的创造发挥重要作用。在迈向和谐社会的征程上，我们树立了一座高大的丰碑。
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太阳、月亮、天空、河流、湖泊、大地视为永恒的象征。 “你的身体和名字会被毁灭，但江河的永恒流动不会被摧毁。”千百年来，洞庭湖波涛汹涌，波涛始终随着洞庭人民奏出的高亢旋律翩翩起舞。
今天，当我们傲然站在洞庭海潮上时，我们自然会想起伟人的话：“夫子江上曰：死者如日夜不舍之人。”
博大包容，南洞庭永恒的胸怀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我见巴陵呈洞庭湖状，与远山相连，吞没了长江，是一条浩瀚无边的河流……但通向北有巫峡，南有潇湘，迁徙诗人常在此聚集……春来，景色明媚，波平浪静，上下天空一片蔚蓝……或者那里。或许是长空长烟，千里之外一轮明月，浮光跃成金……”
李白游览洞庭，写道：“洞庭西望楚河分水处，水尽南天无云……”
杜甫游洞庭，写道：“……吴、楚东南角，宇宙昼夜浮。”
孟浩然游洞庭，写道：“八月湖面太清，梦幻湖上汽蒸腾，惊涛拍岳阳城。”
这些都说明了洞庭湖的博大胸怀。今人读洞庭，无不为心灵震撼，虽“前人已备”。
卞鸿祥等人编着的《洞庭湖的变迁》一书，在分析了洞庭盆地的形成和演化后，粗略地勾画了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的情况。当时，湖泊面积达到6000多平方公里，体积约400亿立方米。后来，到1949年，湖泊面积缩小到4350平方公里，体积为290亿立方米；到1983年，湖泊面积缩减为2691平方公里，体积进一步缩小。昔日的洞庭湖，被广阔的平原和堤坝环绕的丘陵分割成三个由洪道相连的湖泊：梅坪（西洞庭）、南洞庭和东洞庭。
尽管如此，洞庭湖并不只是“浮在地上，飘在天上八百里”。
事实上，浩瀚的洞庭容纳的不仅仅是“四河”和“九江”。她不仅接受了发源于广西的844公里长的湘江、来自广西的713公里的资江、来自贵州的1033公里的沅水河、来自桑植的388公里的澧水河。这个省。还接纳253公里长的汨罗江、108公里长的新强河、松滋河、大池河、虎渡河（太平口）、华容河（条仙口）等。
“靠墙而立，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方为浩瀚。”四千多年来，洞庭湖以其无与伦比的雄伟，向自然、向世界开放，展露博大胸怀，包容百川。
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军队与陈友谅旧部和元朝残军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这导致包括洞庭在内的湖南人口锐减，十间房屋几乎全部空置。结果，原住民流离失所，乡村荒芜。此时，“江西填湖南”，江西等地的流亡居民大量涌入。湖南接受了他们，洞庭也毫不含糊地接受了他们。这些700多岁的移民，与4000多岁的洞庭老人们相比，当然只是年轻一代。移民们报答恩情，开垦荒地，耕种土地，辛勤劳作，很快就达到了“湖广大米足够大家吃”的水平。
明末清初，湖南因二十多年的战乱再次损失大量人口，土地再次荒芜。清朝，特别是康熙、乾隆鼎盛时期，实行“养民不加赋税”等招收移民的政策。移民们还是不负众望，最终在康熙年间，“湖广通达天下，满天下”。
南县是洞庭湖地区唯一的纯移民县。移民来自巴蜀、河南等10多个省份，汉族、回族等10多个民族。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设县。 1874年左右，洞庭北部淤积形成数块大陆，随后淤积连片形成“南洲”，外地移民陆续迁入。与4000岁的洞庭老人相比，这个如今只有111年历史的洞庭移民县，显得更加年轻、有为、充满活力。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曾多次成为华容、安(乡)等南(县)地的革命斗争中心，并一度成为苏联时期苏区的组成部分。湘鄂西地区。毛泽东早年曾来此视察农民运动，彭德怀、贺龙也曾在这里点燃革命火种。新中国成立后，地处“鱼米之乡”中心的南县一直是农业大县、劳动模范县。或许不是因为近亲繁殖，也不是因为封闭狭窄，益阳人总是戏称南县这座开放、开放、智慧的城市为“益阳犹太人”。
洞庭胸怀宽广，她接纳的移民总是后继有人。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在前苏联援助下修建了浙西电站，库尔德斯坦地区移民来到元江四季红定居创业。这样，四季红镇就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镇。如果说元末明初700多岁的移民还算年轻的话，那么六十岁以下的四季红移民就更年轻了。
洞庭无私地接纳移民，移民也无畏地融入洞庭。
南洞庭池长城堤
进入洞庭，大家一定要欣赏洞庭堤坝的风景；谈起洞庭文化，很难回避洞庭堤文化。
没有沉积，就没有洞庭湖岛；没有沉积，就没有洞庭湖岛；没有沉积，就没有洞庭湖岛。没有洞庭湖岛，哪来洞庭大堤？修建堤坝和围墙是沉积物的结果，而不是沉积物的原因。大堤是洞庭独特的风景和纯正的人文景观。
从荆江大堤形成到大内泄洪道开通的数百年间，下荆江河段多年来相对平直，上下荆江的泄洪量基本适应。大内决口之后，1870年松滋决口，大部分长江水涌入洞庭。荆江下游因流量锐减，自然淤塞、萎缩，发展成为畸形的回肠。淤泥的堆积，使云梦泽由大变小，最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星罗棋布的小湖泊。北岸河口全部被堵，迫使荆江水位上涨，注入洞庭。长江洪水从四个口涌入湖中。再加上洞庭本身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水文特征，极有利于沉积。更何况，洞庭宽广的胸怀向来对泥土和沙子都非常宽容。于是，泥沙堆积，湖床抬高，湖州就形成了。洞庭人顺应潮流，在环湖的低山上筑堤筑堤，这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
事实上，自宋元以来，洞庭就有筑堤的文字记载。南宋钟祥、杨尧领导的农民起义利用洞庭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沿洞庭湖修建了70多个水乡。他们创造了“田耕水战”的作战方法，推动了洞庭的开垦。
当然，洞庭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土壤肥沃，良田肥沃，水源近，非常有利于围垦。低矮的山丘靠近水源，没有被洪水淹没。低洼地虽然在洪水季节被淹没，但在冬季旱季则退缩成河道。不仅可以补种水果、蔬菜，还可以收获鱼、虾、蟹、蛤的好处。有什么好玩的？而不是去做。难怪李振义在《洞庭湖环行记》中说：“不到湖边，不知湖边沃土；不到湖边，不知其富饶”湖边的特产。”宣统元年，湖南巡抚岑春英说：“堤内田庄稼更丰足稳定，所有种子都在堤外荒滩上收获。俗话说，一收一收”。一年丰收，可抗三年水。”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的围垦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洪涝灾害的发生，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围垦主要是结合洞庭湖治理工程减少了洪涝灾害的发生。
始于上世纪中叶的洞庭湖治理工程，是洞庭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的。也是规模大、标准高。 20世纪50年代，洞庭湖治理主要以堵汊筑堤、整治洪道、加固堤防、修建涵洞、闸门等为主，改变水系混乱、堤防破旧的历史状况； 20世纪60年代，为加强堤防建设，同时发动电力排水战，开展运河系统改造和运河系统建设配套设施。 20世纪70年代，在电力排涝战争持续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田园建设，并修建了环湖分洪工程，实现了运河系统的配套设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治理项目的重点重新集中在防洪和安全上。 1986年至1995年第一期洞庭湖治理工程中，加固了11处重点堤防，清理并稳定了24处蓄洪堤，并将建筑物与平台、道路、桥梁和森林相结合，其安全设施可暂时容纳50万多人，还整治了溧水行洪道、南洞庭行洪道； 1996年开工的洞庭湖治理二期工程已竣工，正在进行的工程包括堤防加高加固、蓄洪安全设施、行洪道疏浚、城市防洪、防洪通讯报警、防洪排涝工程等。水利、灭螺等。
洞庭，堤是救命堤，堤是丰收堤！
蓝泥湖原名莱伊湖，1952年整修南洞庭时修缮而成。 1959年，在澜泥湖大圈内建成凤凰湖农场。 1974年初冬，益阳县（即现在的鹤山区）的烂泥湖治理工程一举成功。 20万农民工自带钱、吃、穿、被，没有躲避严寒酷暑。共开挖土石方4188万立方米，至1976年9月竣工。这项史诗般的工程从罗家嘴出发，经全椒河至硚口，注入湘江。开辟新河道37公里，新开运河12条共42公里，建设环湖农田2.38万亩，先后建成新河闸、新河闸、新河闸。江电排涝等骨干设施规划将734平方公里山河入湘江。 27万亩良田不再受旱涝影响。兰尼湖的洪水将被消除。 15个村的数十万农民将因此受益。有风来一把美丽变为现实。 “土地泥湖”已不再名副其实，应恢复其原本意义上的“莱伊湖”美誉。
所谓洞庭堤文化，本质上就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
1975年，又一个历史性的壮举是南茅运河的开挖。那一年的寒冬，南县8万名农民工毫不畏惧严寒。他们用68天时间，挖土石方1251立方米，浇筑混凝土2.4万立方米，修建了县城至茅草街的路基。 1984年9月正式通车。 1993年，欢乐园9个乡镇的10万劳动力再次上阵，开挖了南茅运河2620米扩建工程和11个配套工程。共完成土石方74.5万立方米，最终连通了整个南茅运河。北起浪巴湖乡钟家嘴，南至茅草街船闸，流经9个乡镇，全长43.9公里。鱼乐村干旱时，澧水通过茅草街船闸引水，滋润了大片农田；当鱼乐村被淹时，通过倒虹吸管和南洲船闸排放，当船闸再次关闭时，通过鱼新电力向西排放。此外，运河内还有养鱼水面3000余亩，年产鲜鱼2000吨；沿堤还建有标准林带，绿树成荫，木材储存量达2万立方米。人们行驶在锦缎铺就的运河大道上，真正的“心旷神怡，纵然受宠或辱……唯有欣喜若狂”。
就这样，洞庭人仅仅依靠人力、意志和毅力，让龙听从了命令，让洪水妖屈服了，为洞庭腹地增添了又一道文化美景。
大通湖是由1949年冬至和1950年春季筑坝工程和1952年至1954年洞庭湖整治工程合并而成的108条沿湖小堤。1951年，大通湖农垦筹建办事处成立。同年4月，大通湖区人民政府成立，直属省政府管辖。 1962年，省政府将大通湖农场划分为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红农场、大通湖渔场四个农场。 2000年10月，省委、省政府4号文件批准撤回大通湖，设立大通湖管理区。目前辖4个镇、2个办事处，总面积38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4万亩，水面15万亩。
截至1949年底，洞庭有堤防993座，防洪堤6406公里。目前，洞庭堤防已巩固为227条，其中堤防9条，面积50万亩；防洪堤缩短至3471公里，总保护耕地面积915万亩。
这就是洞庭独特而美丽的人文景观：堤如织，堤如鳞，街道纵横，星罗棋布，风光无限。
湿地，永恒繁荣的粮仓
洞庭有钱。洞庭是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水系全国一流。素有“世界粮仓”、“鱼米之乡”的美誉而闻名于世。
洞庭湖盆中心以相连的水体为主。湖滨地区为开阔平原，外围为低海拔丘陵。边缘有雪峰山、武陵山残迹。因此，湖州和平原是丘陵、丘陵和低山的结合体。这样的地形，加上肥沃的土地和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天然盛产粮食、鱼类、荷花、芦苇、苎麻、棉花、油菜等，是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基地，有6大类15种。全区有旅游农业示范点42个。这就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水文生态环境，构成了以丰富丰富的生物资源为基础的独特的农业生产优势。
粮食种植和加工是洞庭历史最悠久、产量最丰富的支柱产业。 “民以食为天”，但这个“食”从哪里来，是大米还是鲜鱼？历史悠久的稻作文化始终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文化传统和习俗。
“锄地那天正值中午，汗水从土里滴下来，谁知道盘子里的每一粒粮食都是辛苦的。”洞庭农业是从耕地开始的。传统上，洞庭先民以稻农之宝——耕牛为主要农具，加上耙子等辅助工具，将稻田里的泥土翻起，切成块，耙匀后播种。播种，顾名思义，包括播种谷物种子、培育秧苗、拔秧插入稻田两个过程。然后就是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及时给排水。现场管理的各个环节、每个流程都不能省略。努力工作并有所收获并不容易。
农历因农耕重视节气，故称“农历”。一般来说，“雨”过后，人们就开始筹划全年的农事安排。 “雨南风春寒，积粪耕晒稻种。”那时，大部分水稻都是种植一季的。 “清明时浸种，谷雨时下泥。” “二月清明不前，三月清明不后”。 20世纪60年代初，洞庭农民大部分种植双季稻，提前一个节气，春分加速发芽，清明节给土壤带来泥土，从而进入田园农耕阶段。因此，早稻有“春种之日，夏种之时，时差已过”之说；“春种之日，夏种之时，时差已过”；晚稻必须在立秋之前播种，俗话说“赶秋”。 （尹志斌《益阳民俗大全》）
这就是以洞庭为代表的长江稻作区的稻作文化。洞庭稻作民族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和杰出代表。
所谓“鱼米之乡”，当然也意味着“无桌无鱼”。南洞庭渔业历史悠久。早在公元502年，元江琼湖就有数百名渔民，专门从事捕鱼、捕虾活动。据《洞庭湖之渔业记述》的描述：“在泥谷河渔场，每年秋冬水退后，临时搭建数百间茅草屋，就像一个集市，渔民聚集的地方，生意很多，有仙阁酒肆。”渔民进湖捕鱼时，不但不准“沉”、“翻”，而且还有“七日不出，七日不复”的说法。八天，九天离开湖，你就会空手而归”。谚语。一般来说，3月至5月春汛期间，不少鱼类入湖上河产卵。洞庭浅水草原具有天然优越的产卵条件。鲤鱼等鱼类成群聚集，渔获量占全年渔获量的30%左右。 6月至8月的“高水期”也被称为“回柴期”。这时湖水上涨，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此时捕获的鱼多为虾类和小杂鱼。 9月至11月是“巧巧”时期，当湖水下降时，鱼儿随水退出潜水草原，游回退去的湖水中。渔民要么追捕、拦截，要么“捞出湖来”。此时的渔获量约占全年渔获量的40%。 %。 12月至次年2月为“冬捕”期。这时湖面缩小，气温下降，鱼儿进入深水区越冬。现在，人民政府已要求秋冬禁渔，一般要到农历月底才开湖，以保证“年年有鱼（余）”。渔民不仅要选日开湖，还要吹锣、放鞭炮，用鸡、鱼、猪肉祭祀洞庭龙王，以达到捕鱼兴旺的目的。开湖仪式上，主人会砍下鸡头，将鸡血洒在鱼网上，以“止腥鱼”。
洞庭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加上洞庭人民的辛勤劳作，为稻作文化的形成、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洞庭儿女不仅是洞庭湿地的开拓者和开垦者，也是洞庭湿地忠诚的守护者和守护者。 1971年2月2日，旨在保护和合理利用全球湿地的第《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号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在伊朗拉姆萨尔签署。我国于1992年加入拉姆萨尔公约，今年年初，我国当选为《湿地公约》常委会成员，随后中国政府开始准备《国家湿地保护条例》。自1997年起，每年的2月2日被定为“世界湿地日”。洞庭湿地是我国首批列入《湿地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保护区之一。这无疑给了洞庭稻作文化新的考验和内涵，也赋予了洞庭稻作文化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洞庭，湖泊滩涂是湿地，芦苇荡和沼泽是湿地，河流和水库是湿地，池塘和稻田也是湿地。洞庭湿地作为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在维护水源、净化水质、抵御洪涝、调节径流、控制污染、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长江不可缺少的天然水库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它也是一个天然物种库，是许多野生动植物特别是珍稀水禽栖息、生存和繁殖的地方。
洞庭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它有湿地的宝库。
麓湖芦苇田看似安静，实则生机盎然。由于能够维持正常的湿地生态环境，芦苇场内有水草32种98属145种； 164种鸟类；以及120多种鱼类。在麓湖，芦苇是湿地的重要物种。它们吸收水中大量的氮、磷和有害物质，用来冲洗湖水，改善水质，为鸟类和动物提供绿色天堂。工作人员说：“20世纪60年代，里面发现了两只老虎，这是洞庭湖最后发现的老虎。” （湖南经济电视台《洞庭湿地：芦苇营造的生态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桑园鱼池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典型湿地文化，将桑林与鱼塘系统结合起来，通过水与土地的物质交换，建立了一个立体的综合体。人工与自然、高效多功能湿地生态系统是南洞庭重要的生态工程和可持续利用模式。现已发展为桑园基地、甘蔗基地、林业基地、麻类基地、芦苇基地等多种基池系统。
现代生态学家将大片森林比作地球的心脏，将大片湿地比作地球的肾脏。洞庭的孩子们越来越清楚、深刻地认识到肾脏对人有多么重要，湿地对人有多么重要。现在洞庭的天然林、防浪林、生态林、农田防护林、速生丰产林、工业用材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多。形成了全国平原地区最发达的人造林网，最具湿地特色；围垦已停止，退耕还湖也在有序进行。它可以安慰人们，地球的“肺”和地球的“肾”都健康，一切正常运转。
现在，洞庭湿地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清澈的河流、广阔的湖泊、稻田里翻滚的金色波浪、沼泽里无尽的野生动物。
洞庭的孩子们一直在努力，不！正是这样一座宝库，一直以来都在被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当然，落实《湿地公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白沙大桥、茅草街大桥已正式通车。这是洞庭人民为再创辉煌而修建的一座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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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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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故事性，期待南洞庭无尽血脉的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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