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人民之所以会遭受饥饿，是因为统治者榨取吞食赋税过多，因此人民才遭受饥饿。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政令繁苛、强作妄为，所以人民才难于统治。人民之所以会轻生冒死去触犯法律，是因为统治者为了奉养自己，把民脂民膏都搜刮净了，所以人民才轻生冒死。只有那些不去追求生活享受的人，才比奉养奢厚的人更胜一筹。
【导读】
人民所以饥不果腹，就是由于统治者征收的赋税太多;人民之所以难于统治，也是由于统治者政令繁苛、胡作妄为。老子对繁重的经济剥削进行指责，告诫统治者不要贪虐害民。
【解析】
这一章老子用具体的例子说明“无为而治”的好处和重要性。“无为”是一个大原则、大方法，具体运用上，则包括了不搞苛捐杂税、不搞繁琐的法令、收敛自己的欲望等一系列内容。我们知道，统治者和民众是一对矛盾体。如果统治者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那么人民就会生活富足，国家就会太平安定，统治者的地位也就会稳固。与此相反，如果统治者不以人民利益为重，只追求自身的安逸，不顾人民的死活，那么人民就会不惜一切地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便会采用武力手段镇压人民，国家就会慢慢走向衰亡。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在这句话中，老子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民忍饥挨饿的原因：统治者征收赋税过多，人民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故而出现饥荒。人民忍饥挨饿，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因此他们起来反抗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其中，这里的“治”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人人各得其所、各遂其愿、相互合作、和睦相处、没有矛盾的和谐状态。如何理解“难治”呢？对于统治者而言，它指的是社会难于和谐、有序；对于人民而言，它指的是生活难以维持。人民的生活难以维持，就会流离失所，铤而走险，走上反抗的道路。面对人民的反抗，统治者会想尽各种方法来应对，
这也就是老自所说的“以其上之有为”，这里的“有为”指的就是统治者肆意妄为，社会就很难达到和谐的状态。人民生活不安定，这主要是因为统治者的妄为和蛮横所致。一旦人民难以治理，国家就会秩序混乱，统治者的地位也就受到威胁了。老子在这里以简明易懂的语言对“民之难治”的情况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并为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轻死”指的是不畏死亡，也就是根本不把死亡当回事。从消极的意义上说，轻视生死就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于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破坏性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轻视死亡就是一种与邪恶势力斗争的行为。“求生”指的是维持生命的活动。“求生之厚”有两层意思：一是把满足生活的需要或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这件事看得很重；一是为满足个人生活的需要或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付出了太多的财力。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如果一个人对死亡不再重视了，那么他就不再惧怕死亡了，这个道理在上一章节已经论述过了。在这里，笔子对“民之轻死”的原闪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统治者过于注重自身的安逸和享受，必然会占有和利用大量的物质财富，那样人民就会缺衣少食，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了。面对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人民实在不堪忍受，所以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铤而走险。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其中，“无以生为”是对“求生之厚”和“有为”的否定，老子正是通过这种否定来说明一个贤明的统治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和应有的作为。这句是本章的结尾句，老子在这里点出了统治者应坚持的人生态度：只有不厚养自己的生命而又有所作为的人，才比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更胜一筹。
王弼《道德经注》
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从上也。
百姓为什么会变得邪僻，偏离正常的生活道路，国家为什么会变得混乱，这些都是由社会上层引起的，而不是由下层引起。百姓都是跟从社会上层的。
苏辙《老子解》
上以有为导民，民亦以有为应之，故事多而难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争厚其生，故虽死而求利不厌。贵生之极，必至于轻死，惟无以生为，而生自全矣。
上层的领导者有所作为去引导百姓，百姓也有所作为地应对，所以事务繁多而难于治理。上层的领导者带头追求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百姓也争抢着去谋求生活的优厚，所以死都不能阻挡他们追求利益的脚步。珍视自己的生命到了极端，必定会导致轻视死亡，只有不以什么物质的东西来支撑生命，生命才能自然达到完满。
【经典解读】
在这几章中老子一直对统治者的暴政进行抨击，告诫他们要善待百姓。本章更是指出了百姓之所以陷入苦难的根源就是统治者的贪婪，他们通过征收赋税，搜刮民脂民膏，所以百姓才会四季勤劳而不能饱腹;正是因为它们肆意妄为，所以百姓才会不知所从，而作奸犯科;正是因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凌虐百姓,所以人民才会不知生之可乐，不知死之可畏。
有学者评价老子的思想是在为统治者服务，在为统治者如何更加隐秘地盘剥人民而出谋划策。这只是断章取义，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读。关于本章内容，张松如先生就曾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他说:“本章揭示了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阶级矛盾的实质:人民的饥荒，是统治者沉重的租税造成的;人民的轻生，是统治者无厌的聚敛造成的。这种说法，当然同贯穿《老子》书中的‘无为’思想相通着，可是它岂不也反映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要求吗?岂不正是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广大农民阶级思想的流露吗?”
老子指出统治者做法中的缺陷，对他们进行批判，就是为了让他们回归“道”，不要违背百姓的本性。当然老子限于当时的认识局限，不可能想到所谓的“人人平等，按劳分配”，他只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呼吁统治者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善待百姓，做一个得道的明君。
“官者，所以正民也”。统治者应该明白，自己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吃喝享乐，为了擅权作威，百姓之所以供养官员是为了让他们协调社会中的矛盾，来保护百姓、教化百姓的。统治者只有认识到“民贵官轻”的道理，才能保持其地位;一个社会只有认识到“人民为天下主”的道理才能保持安稳。反之，若一个政权下，所有的资源都被官员垄断，百姓民不聊生，而当官的却脑满肠肥，人民居无住宿，当官的却歌舞声乐，锦衣玉食，那么这个政权一定不会太长久了。
【哲理引申】
历史学家常常认为北宋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最发达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就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这样一个文人心中的盛世王朝为何却忽然被金人覆灭了呢?是金人武力太强大吗?其实，并非如此。
任何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是从自身开始的，北宋也毫不例外。宋朝立国之初,皇帝们都提侣节俭。宋太祖赵匡胤就倡导节俭并以身作则。他生活一直很朴素,睡的宫殿里只挂着青布和苇帘，用的丝织品都没有绣图案。有一次，赵匡胤把一件用麻做的衣服展示给身边的人看，说:“这是我以前穿过的衣服。”他的御轿已经修理过好几次了，且无装饰。皇后问他:“陛下既做天子，怎么不坐一个好的轿子，并用金银装饰一下呢?”赵匡胤严肃地说:“我以四海之富而富我，别说轿子，我管的金银就是装饰宫殿也用不完。但是，天下的子民若都用金银装饰，则不能装饰一个纽扣。国家之财是天下百姓之财，我不能随便用。天子要以有余奉天下，以后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平定了后蜀之后，后蜀的亡国之君孟昶到了开封，进献给赵匡胤一个精美绝伦的尿壶，上面装饰着七彩珠宝。赵匡胤看到这个精美的尿壶后，把它摔到地上，让侍卫砸碎，并声色俱厉地对孟和说:“一个尿壶竟然如此奢华，那用什么东西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能不亡国?”
宋仁宗同样一生节俭。有天内宴，端上螃蟹二十几只，在得知食一只蟹要一千钱后，仁宗竟不忍下箸。百司曾奏请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然而到了北宋后期的宋徽宗之时，一改先祖节俭之风，大肆铺张浪费。他信任蔡京、王葡、童贯、梁师成等贪官，疯狂地榨取民脂民膏。百姓无不咬牙痛恨，暗地里称他们是“贪贼”。宋徽宗过着极尽侈靡的生活，蔡京千方百计地迎合他，提出了一个“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的意思）的口号。在大造庙宇、宫殿和园林的同时，组织大批人力，从全国各地寻找“绝世美女”。
宋徽宗酷爱花石，最初，蔡京取江浙花石进呈，后来，规模越来越大，他主持苏杭应奉局，专门索求奇花异石等物，运往东京开封。凡民家有一木一石、一花一草可供玩赏的,应奉局立即派人以黄纸封之，称为供奉皇帝之物，强迫居民看守，稍有不慎，则获“大不恭”之罪，搬运时，破墙拆屋而去。凡是应奉局看中的石块，不管大小，或在高山绝壑，或在深水急流，都不计民力千方百计搬运出来。那些差官、兵士乘机敲诈勒索，被征花石的人家，往往被闹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花石纲”给东南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最后激起了轰轰烈烈的方腊起义。宋徽宗奢侈浪费导致的国库空虚，人们离心，最终也将北宋带向了灭亡。
不单单北宋，其他任何时期都是如此,从一个统治者的生活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朝代的盛衰，所以箕子看到纣王用一双象牙筷子就知道殷朝将要灭亡了。统治者一定要体恤百姓，珍惜劳动人民的血汗,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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