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不推崇贤能之才，使人民不争名夺位；不以奇珍异宝为贵重之物，使人民不做偷盗的坏事；不炫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产生邪恶、动乱的念头。因此，有道的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是要净化人民的心灵，满足人民的温饱，减损人民争名夺利的心志，强健人民的体魄。要常使人民没有伪诈的心志，没有争名夺利的欲念。使那些智巧之人也不敢肆意妄为。以无为的态度去处理政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
【导读】
在春秋时代的大动乱、大变革中老子深刻地认识到，盲目尚贤的危害，他主张“不尚贤”、“使民无知、无欲”，他设想要人们回到一种无矛盾的“无为”境界。
【解析】
本章是老子对无为而治观点的具体论述与见解。
老子鲜明的提出圣人之治在于无为的观点。只要心里没有贪念，就不会有不满及争夺之心，从而使自己达到一种纯朴自然的状态。要使社会物质条件丰富，民众就不会为温饱而起纷争，生活安逸自在，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民众为了能使这种美好生活永远延续，就会自觉地维护这种和谐共处的状态。即便有一些自认为是的人想改变这种生活，民众也不会同意，从而使有智巧的人也不敢有所作为。
老子还说，不要使民众产生志向，但是要使民众的体格强健起来，有了强健的身体，就不会有痛苦产生；不崇尚贤者，就不会产生志向，志向是人心滋生贪欲的前因，如果内心存有志向，人们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不择手段，这是恶行发生的一个前提。不以难得的货物为尊贵，那么民众就不会为了得到这些难以得到的东西而产生偷盗之心。老子还特别提到，作为最高统治者，首先不要存有欲望，而应与民众一样达到无知无欲的境界，因为民众是以圣人为榜样的，圣人如果有欲望表现出来，民众就会觉得不知所措而出现混乱。最后，老子说，能做到这些，就是无为而治，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地方了。
王弼《道德经注》
贤，犹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贵者，隆之称也。唯能是任，尚也曷为？唯用是施，贵之何为？尚贤显名，荣过其任，为而常校能相射。贵货过用，贪者竞趣，穿窬探箧，没命而盗。故可欲不见，则心无所乱也。心怀智而腹怀食，虚有智而实无知也。骨无知以干，志生事以乱。
贤，就是有能力。尚，是以美好的名节嘉奖的意思。贵，是形容兴隆。如果能做到人才能否任用一律依据才能，有没有嘉奖又能如何？如果能做到器物能否使用一律依据功能，贵重价格高又能怎样？崇尚贤能、显要名节，荣耀大过了作为，需要经常拿两者相比较才能使获得的荣耀和做出的贡献相匹配。贵重的物品大家都愿意使用，贪婪的人拼命追逐，就好像进了门又想进箱子那样地渴求，连生命都在所不惜地抢夺。所以见不到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使心迷乱的。要让百姓心中怀有智慧而腹中怀有食物，心中虚无才有智慧，腹饱才能没有迫切的欲求而不去用智谋手段谋求温饱。骨骼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才能坚强地支撑整个身体，虚妄的想法和动机则惹是生非而引起混乱。
苏辙《老子解》
尚贤，则民耻于不若而至于争；贵难得之货，则民病于无有而至于盗；见可欲，则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乱。虽然，天下知三者之为患，而欲举而废之，则惑矣。圣人不然，未尝不用贤也，独不尚之耳；未尝弃难得之货也，独不贵之耳；未尝去可欲也，独不见之耳。夫是以贤者 用而民不争，难得之货、可欲之事毕效于前，而盗贼祸乱不起。是不亦虚其心而不害腹之实，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强也哉！
崇尚贤能，则人们耻于比不上别人而相争；珍视难以得到的器物，则人们不愿意别人有而自己没有，所以不择手段地谋取；见到能引起欲望的东西，则人们怕自己得不到而产生混乱。虽然这样，天下都知道这三样能引起灾祸，想废除抛弃它们，这样就糊涂了。圣人不是这样，不是不用贤人，只不过不崇尚，不以贤人为榜样罢了；不放弃难得的器物，只不过是不那样珍视，不让人们觉得它是宝贝；不丢弃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只不过不让人们注意到而产生欲望。所以启用贤者而人们不相争，难得的器物、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都放在前面而盗贼祸乱不兴起。这不也就像心灵空虚而不影响生活的温饱，意志薄弱而不影响骨骼的强壮吗？
今将举贤而尚之，宝货而贵之，眩可欲以示之，则是心与腹皆实也；若举而废之，则是志与骨皆弱也。心与腹皆实则民争，志与骨皆弱则无以立矣。不以三者眩之，则民不知所慕，淡然无欲。虽有智者，无所用巧矣。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贵、不见，所谓为无为也。
现在崇尚贤者、珍视宝物、展示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就是精神和物质生活都充实了；如果把这些都抛弃，那就是灵魂和肉体都虚弱了。精神和物质生活都充实，人们就会相争；灵魂和肉体生活都虚弱，人们就无法维持生存了。不展示上面三种东西让人们眼睛迷乱，人们就无所倾慕、偏爱，而恬淡没有欲望。虽然有聪明机巧的人，也无处施用他的智巧了。让上面三种东西的自然地按规律发展，而不人为地崇尚、珍视、展现，就做到了无为。
【经典解读】
上一章，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这里又继续深化，指出如何才能达到无为而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有人认为这是老子平均思想的体现，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老子“愚民”的思想。我们在研究时依然应该用到辩证法的思想，既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也要联系老子所处的时代特征、这一思想提出的背景，看到它的进步意义。
春秋战国之世，诸侯纷争，国家兼并，百姓生灵徐炭者不计其数。各大国为了相互争霸，变法制、扩兵备、访贤才。尊贤尚才成为一时风气，许多学者也纷纷提出尚贤、尚才的主张。然而，当时很多所谓的贤才并非真正的治世之才，他们投靠一些野心家，争权夺位、抢占钱财、大国争霸、小国兴兵、士人奔走游说、挑动千戈，使天下更加混乱、道德更加颓废。于是老子才提出了“不尚贤”的主张。
这和其他学派的学者观点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极力崇尚贤者，教导弟子们要做“君子儒”，要“里仁为美”，之后的孟子、荀子等无不提倡尚贤，要求“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墨家更是将“尚贤”作为理想，希望把贤人政治推广到全国，让贤能之人做上级正首，做下级的楷模，从而达到社会稳步发展的目的。法家虽然韩非说过“贤智不足慕”的话，但其思想、政策还是重视贤人的，李斯的《谏逐客书》更是明确地喊出了贤才对于国家的重要。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无知无欲是很难接受的，信息的专制、消息的封锁都是一种退步的表现。但在两千年前，战火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无知无欲、与世无争的生活确是很多民众可望而不可求的梦想。《列子，黄帝》篇就提出了一个理想中的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拿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距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摘无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碳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可见当时的人认为痛苦来源于“知”，若能无知，则可无天伤、无爱憎、无畏忌。《庄子》也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老子及其思想继承者们相信，“知”是人类痛苦、厮杀之源头。“无知”使百姓们没有盗取利禄之心，没有争强好胜之志，这样做，就顺应了自然规律，就做到了无为而治。使人人都回归纯洁的、无知无欲的自然本性，以天地大道治理人事，天下自然可以得到治理了。
“不尚贤”、“使民无知、无欲”的观点虽然在当代显得过时了，但并非完全错误，正如前面所言，世间万物、天地大道都在不断地进化和发展之中，我们也不应该以固定不变的观点去解读老子的学说，而要对它进行更深的发扬和繁衍。比如“尚贤”要尚什么贤，如何尚贤，什么“欲”该有，什么“欲”该无。很多青少年盲目追星，致使现在的新闻媒体上到处都是明星大腕的八卦新闻，很多“粉丝”、“影迷”因为追星而耽误了学业，甚至做出了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这种社会上对歌星、影星的过分热捧难道不该进行深入反思吗?这样的“尚贤”是不是不如“不尚贤”呢?同样我国作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最重要的市场，大城市的步行街上随处可见豪华的奢侈品店，很多名包、名表的价格超过普通家庭多年的收入。这种对名车、名包、名表、名手机盲目追求的欲望岂不是一种病态。此时，在一定程度上提倡老子“无欲”的思想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哲理引申】
统治者是人民的榜样，他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处世方式。统治者如果不喜好稀缺难得的财货，不炫耀引起人民欲望的事物，人民就会安分守己，各操其业;反之，如果统治者骄奢贪婪，到处搜刮珍宝，竭尽嗜欲，其统治之下的人民也会变得心神迷乱，争财夺利。所以，历史上有道的统治者无不生活简朴，以淡泊无欲的心态治理人民;贤能的大巨，也都知道劝谏君主远离奢侈、欲望，以天下百姓为本。
奢侈、贪婪是人最大的错误之一，虽然他拥有整个天下，一旦被欲望所支配，生活奢侈起来，天下都将不堪重负，最终他将失去一切。商纣王初始继位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昏庸无道，历史上记载他是个很有才的人，思维敏捷，善于奔跑，力气大得可以徒手搏击野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父亲才将帝位传给了他，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一个聪慧有才的君主，一定会为股商带来复兴。然而，纣最终却成为了历史上暴君的典型，成为了殷商自己的灭亡者。
商纣王的祸患，要从一双筷子说起一一一双象牙做的筷子。纣王开始生活并没有那么奢侈，平时用度都遵照着先王的旧例。但一次，外邦使臣觐见，进献了一双精美的象牙筷子。纣王对这双筷子十分喜欢，每餐都要使用，还在朝堂之上拿出来给大臣们看。他的这一行为，被大臣箕子看到了，箕子立刻忧愁哀叹起来。同列的大臣不知缘故，便问箕子:“您为何看到了君王的象牙筷子便哀叹呢?我们国家虽然不大，但区区一双象牙筷子有什么可值得珍惜的?”箕子感慨道:“我并不是为了一双象牙筷子而心痛，我所心痛的是大王将要变坏了，这双筷子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别人不能理解，箕子继续说道:“你们没看到大王拿着筷子那副骄傲自得的样子吗?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先王简朴的生活传统，开始走向奢侈荒淫。他得到了那样的一双筷子，自然不会把它放在土制的碗盘之上，一定要有美玉雕刻的餐具才配得上它;有了美玉雕成的餐具，难道还会装清淡平常的食物吗?一定要装着野兽的心肝、奇鸟的肉髓才可以。有了这些以后，他肯定还不会满意，一定要穿精美华贵、缠金佩玉的衣服;一定要住雕栏玉柱、重楼叠阁的宫殿...这样必然要剥掠百姓、征发他们服徭役，长久下去百姓不堪重负，就会不满，怨恨他，斥责他，他也将对不满者进行镇压，用残暴的手段对待人民。那样他就失去民心了，我们的国家也就危险了。”
箕子所说并没有引起大臣们的注意，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杞人忧天，对他的忧虑一笑而过，然而，事实却证明箕子的预言果然在纣王、股商王朝身上得到了验证。纣王的生活越来越奢侈，欲望越来越多，不断地耗费民力，满足自己的欲望。身边那些奸佞的小人，看到他如此，纷纷阿谀奉承，进献好玩、好吃的东西给他，加深他的迷乱，提出更加荒谬的建议，助长他的无道。那些忠正的大臣们再去进谏，纣王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大臣们进谏多了，纣王便感到厌烦，于是设立了炮烙之刑，来惩罚无辜的人，于是没人再敢劝谏。纣王又建造了酒池肉林，每日和宠姬、近侍在里面饮酒作乐，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
几年以后，股商的百姓要么放弃昏君，逃往国外，要么变得和纣王一样，只知道追求奢侈、享乐。天下的诸侯见到殷商无道，也逐渐生出了背叛之心。不久，西方的周武王兴师讨伐股商，纣王众叛亲离，大军临阵反戈，他只能逃到耗费民力兴建的鹿台之上，点火自焚而死了，殷商也随之灭亡。
纣王给后世的统治者们树立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一骄奢淫逸一定会导致亡国亡身。所以那些志在天下的人，无不告诫自己远离奢侈、坚守淡泊无欲的生活。汉高祖刘邦开始进入成阳之时，立刻被秦官之中的珍宝、美人所吸引，素性居住在秦官之中，日日和美人饮酒作乐。大臣们见此，非常忧虑，于是樊哙、张良等人纷纷进谏，劝说道:“秦王正是因为贪图这些宝物、每日饮酒作乐而灭亡的，大王您刚进入咸阳就如此，难道是要步暴秦的后尘吗?”刘邦并非昏庸之辈，恍然大悟，于是封藏好所有珍宝，立刻离开了秦言。他没有看重那些“难得之货”，赢得了民心，最终取得了天下。
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也是生活简朴的典型。他身为天子，畜有四海，却从来不搜求什么珍宝财货。从前那些各地照例进贡的财货，他也一一取缔。有一次，地方献给皇帝一匹千里马，汉文帝见了并没有给进献的官员奖赏，反而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冬地官吏，再也不要进献难得的货物，再也不要耗费民搜寻什么宝物。诏书中明确告知:“联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复来献。”
难得之货可以满足耳月之娱乐，但对于统治者来说害处多多。首先，它们带来的奢侈、享乐会消磨一个人的志向，让人在享乐之中不断沉沦;其次，君崇尚奢侈，会给大臣、百姓都树立负面的榜样，带坏国家的风气;再者，统治者追求难得之货，难免就要搜刮百姓，浪费民力，引起人民的不满，最终失心，乃至国家。所以，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处于何等地位之上，都必提防欲望带来的灾祸，坚持简朴淡泊的生活作风。
品读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不尊贤者虚名，民众就不会攀比相争，不去特意哄抬贵重物品，民众就不会生出盗窃占有之心，不去挑拔欲望，民众之心便不会乱。因此圣人治 世，便淡其心志，让其吃饱，削弱其争名夺利之志，强健其身体健康生活。让人民不要去自以为聪明，追求逐利被欲望牵着走，不自以为聪以便不会胡来，一切顺自然天道而行，如此无为无欲发展，则无所不为的发展，人类终回走向天道最完美世界，而不堕入恶性循环，走不出杀与被杀的怪圈。
汉高祖刘邦的法三章
单看老子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段话仿佛老子的意图就是使人民愚昧无知的愚民统治，很容易被人误解。要是整篇联系起来看呢?情况截然相反，这是一段典型的“无为而制”的经典论述。
汉高祖刘邦进入秦国都城咸阳以后，废除了秦国的残酷法律，仅约法三章作为临时法律。封府库秋毫无犯的退军霸上，老百姓尊之为圣人。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
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霸上。
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
其实他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拿，萧何拿走了秦国的法典，他要认真研究秦国的法律，以便决定今后的治国方略。
秦国的法律：完善到每亩田地要施多少肥、下多少种子;严酷到饲养耕牛的人，耕牛腰围减少一寸打多少皮鞭，都有严格规定。人民有如惊弓之鸟，稍不留神就会遭到灭顶之灾。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就全部都是犯人，人民连生存都成问题了，爱国从何谈起?
萧何最终采用了黄老“无为而制”的治国方略，短短七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文景之治”，中国的经济相当于当时世界经济的总和。府库里的粮食多得来都发了霉，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京城里就连打更的老头每天都有二两小酒喝。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
老子的这套“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影响非常深远、意义非常重大。
在老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国与国之间互相征战、兼并，大国称霸，小国自保，统治者们为维持自己的统治，纷纷招揽贤才，用以治国安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处处崇尚贤才，许多学派和学者都提出“尚贤”的主张，这原本是为国家之本着想。然而，在尚贤的旗号下，一些富有野心的人，竞相争权夺位。抢占钱财，给民间也带来恶劣影响。一时间，民心紊乱，盗贼四起，社会处于动荡、大变动的形势。针对社会上被人们所推崇的“尚贤”这一主张，老子在第三章里提出不尚贤的观点，同时也批评了由“尚贤”而引起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
这一章里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无知、无欲”，他设想要人们回到一种无矛盾的“无为”境界。然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定是都要不断地发展提高，所以老子的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是消极的。
老子看到了古代社会现实动乱不安、矛盾突出，这是出于差别的存在，老子想用减少差别，来减轻或避免社会矛盾，这也有他进步的一面。
无为而治乃大治
任用贤才，富国强兵，而后取列国的为一统，本是春秋战国时代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向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之一大时代特征。对人才的重视、使用乃至研究，成了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先秦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先秦时代是诸子的时代、士的时代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由于列国都重视人才的使用，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们或者纵横捭阖，游说诸侯，或者著书立说 ，自由阐发自己的观点。多元的政治格局和动荡、变乱的社会现实，为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提供了最广阔的历史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大变革中产生的种种弊端，特别是苛重的租税和劳役、频繁的战事所造成的经济凋敝和艰辛的民生，以及统治者的伪善、贪婪、残暴不仁等，都给诸子们以反思。他们希望从理论上来探究其原因。于是，有了从社会本体——人的本性的研讨，来找寻构建理想社会的基石。
墨家、法家对人性作出了“恶”的假定，并因之而提出“崇贤尚才”的主张。主张用积极、斗争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改良。他们高扬了人类的能创精神，为先秦社会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积极作用。
与之相反，老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纯真的。而种种人类丑恶行为，则应当是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造成人性扭曲的不正常现象。由此，老子坚持去伪存真，保留人性善美而契合自然之道的东西。摒弃所有引起人的贪欲的东西，尤其是当时流行的推崇贤能的风尚，更被他认为是最易产生罪恶的渊薮。他的政治思想，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他理想社会中的人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有奢侈的物质享受欲望，也没有被各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文化或知识困扰的烦恼。他是一个历史的循环论者。在他的眼里，让人们在一种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人类纯朴天真的精神生活，与自然之道相契合，比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充满着危机、争斗、谋杀和阴谋的社会制度显然更符合于人类的本性。
他所强调的“无为”，即是顺应自然，其治理社会的效力，显然要比用法令、规章、制度、道德、知识来约束人的社会行为要合理得多，有力得多。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基础涵义。而老子的这种社会理想，又是同他的“道”论密切相关的。
出于对自然法则的深刻悟解，老子把适应于“道”的运动，看作是人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以及道德准则都应该遵循的最高准则。具体体现在他政治思想中的即是他鼓吹的“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所谓“无为之治”并不是无所为，而是强调人的社会行为要顺应自然，适用于“道”的运动。李约瑟把这种行为方式解释为“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具体地讲，就是要求统治者给老百姓宽松的生活和生产的环境，不强作干预，以顺应自然。老百姓在这种怡然自得的生活环境里，无苛政之苦，无重税之忧，自然会感到这种政策的好处，从而达到了“不言之教”的教化作用。
“无为之治”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也不是虚渺幻想中架设起来的空中楼阁，它具有现实中施行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最显明的史例就是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汉楚之争，西汉初期，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大量减少。《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这种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下，自高祖刘邦开始，实行了黄老的无为之治，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至文帝时期，更进一步推行“轻摇薄赋”、“约法省禁”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老子看来，高明的当政者和领导者应懂得自然之道，顺应人的天性，让下属和百姓各尽其能，各守其职，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而切忌用过多的条规制度来进行强制性约束，否则会适得其反。也就是说，最好的政策应该是“清静无为”的政策，不要左一个运动，右一个政策，搞得民众无所适从。要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安定大治，就像对待井水一样，搅动得越凶，残渣败叶就越是泛起，水就越是混浊，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放什么漂白粉之类的，而是停止施加外力，让它自己慢慢平静下来，这样井水就会自然清静了。“无为而治乃大治”，这是老子“无为”论给后人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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