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天下的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也就出来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恶的观念也就产生了。“有”和“无”互相对立而产生，困难和容易互相矛盾而促成，长和短互相比较才形成，高和下互相对照才有分别，音和声由于对立才显得和谐动听，前和后彼此排列才有顺序，这是永远如此的。因此，有道的人用“无为”的法则来对待世事，用“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让万物兴起而不加倡导，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已有；抚育万物但不自恃己能，立下了功勋而不自我夸耀。正因为他不居功，所以他的功绩就不会失去。
【导读】
老子通过美与恶、有与无、难与易、高与下、长与短等事物表象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关系，说明世间万物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规律，确立了对立统一的永恒普遍法则。然后，在这种辩证观点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圣人处世、治世的无为之道。
【解析】
本章主旨讲的是“道”的内涵。
天下万物，在表象上都可以分为真善美和假恶丑两个对立的方面。美的可以造成恶的结果，善的可以造成不善的影响，任何美善的事物，本身都包含着不美不善的一面。一切事物也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美转化为不美，善转化为不善，乃是大道运行之必然，亦是事物发展之规律。若把美的事物当成永恒的美，把善的事物视为绝对的善，那必然会事与愿违，终究会导致不善的结果的出现。
老子说明事物相互依存及变化发展的规律，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即“无为”、“不言”、“弗始”、“弗有”、“弗恃”、“弗居”等。这些准则在老子道论中是深得于“玄德”的体现，也是老子道论的基本行为主张。
当然，人类作为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和宇宙中的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分子、原子、中子、中微子等基本元素转化或组合而来的，所以人和其他事物是同源的，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由大道衍生出来的，所以也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变化中，而且和其他物体同样可以相互依赖、互相转化。
人类从生命一开始，到最终走向坟墓，从来没有终止过变化。在此过程中生过病，犯过错，当然也享受过成功的乐趣，体验过失败的沮丧，也因而知道了什么叫对错、什么叫荣辱。可在这布满荆棘和矛盾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享受幸福和喜悦，还是体验迷茫和无奈，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既然这样，那又何必给自己制造那么多的苦恼？所以，面对荣辱、得失、成败、哀乐、爱怨，为何不能泰然处之？其实，矛盾的产生是因为人人们的头脑中有了知识的概念。矛盾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好的结果，一是坏的结果，可人们总是喜欢接受好的结果而难以接受坏的结果，缺少应有的从容和淡定，因而滋生痛苦迷茫，或是悲痛欲绝。
大道无言，大道无际，它孕育了天地万物，并使天地万物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和巨大威力，但人人们始终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描述，任何概念和范畴都是牵强的，都没有恰当的概括出大道的真义，正是因为这种不准确、不完全、不真实的概念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大道的领悟，所以也就无法真正融入大道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境界中去。而圣人明白大道的绝对性和它的真实内涵，他们能抛弃和超越人类的自私和贪婪，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人和事，这种无所作为的处世哲学看似消极，其实是一种真正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对人类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他们能真正理解大道并和大道融为一体，顺应自然和各种变化，也就无所谓“得到”和“失去”，因而也就没有忧愁和烦恼了，这也是智者和凡人的区别。
王弼《道德经注》
美者，人心之所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而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名数也。自然已足，为则败也。智慧自备，为则伪也。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使功在己，则功不可久也。
美的事物，是人心所趋向、喜欢的；恶的事物，是人心所远离、讨厌的。美好和邪恶就像喜怒一样，善和不善就像是非一样，都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喜怒有着相同的根源，是非来自同门，所以不能偏向哪一个。“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六者，都是自然如此的，不能偏爱、执着其中任何一个侧面。事物自然地生发就已足够，人妄加干预就会失败。智慧自然地存在于我们心中，虚妄的动机和作为不是真正的智慧。根据事物的本身特点去利用它，自然能获得成功，并非自我的作为产生的结果，所以也不以功臣自居。如果硬把功劳放在自己头上，那么成功就不能维持太久。
苏辙《老子解》
天下以形名言美恶，其所谓美且善者，岂真美且善哉？彼不知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声音、前后之相生、相夺，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为长，而有长于我者临之，斯则短矣；方且自以为前，而有前于我者先之，斯则后矣。苟从其所美而信之，则失之远矣。当事而为，无为之之心；当教而言，无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长短之度，离于先后之数，非美非恶、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天下以事物的形态和名称来区分善恶，所谓的美而善的东西，真的是美而善的吗？人们不知道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是依靠对方的存在而存在的，是在相互比较中显现的，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无所偏倚的。比如自以为自己长，而与比我长的相比，我就是短的了；如果自以为自己在前面，而与比我靠前的相比，我就是靠后的了。只看到事物美的方面就说它美，那差得远呢。处理事情，不要有以自己的意愿改变它的心思；教导别人，不要有以言语妄加指导的想法。如果有人能超脱于长短、先后的计较，做到不善不恶的中庸，天下还有什么值得他挂虑的呢？
万物为我作而我无所辞，我生之为之，而未尝有、未尝恃，至于成功亦未尝以自居也。此即无为、不言之报。圣人且不知其美且善也，岂复有恶与不善继之哉？圣人居于贫贱，而无贫贱之忧；居于富贵，而无富贵之累。此所谓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从去哉？此则居之至也。
万物以自身的发展变化为我服务，而我不妄加辞令，我创造、作为，但不据为己有，不以此凌驾于他人之上。取得了成功也不以功臣的地位自居，这就是无为、不言的回报。圣人不知道美和善，哪里还有恶和不善与之相对呢？圣人处于贫贱的地位而不为贫贱忧虑，处于富贵的地位而不为富贵牵累。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以自己所处的环境将自己定位。我尚且没有处所，别人能把我往哪里驱赶呢？这是居处的完美状态。
【经典解读】
老子对美恶、善不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先后等的论述，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系统而深刻地揭露事物之间对立统一规律的文辞，这也是老子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老子以矛盾法则为基础，深刻地指出了，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矛盾对立的状态中产生的。对立着的双方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转化。这种相互之间的变化是自然万物的根本性质。
本章，老子首先提出一种对立统一的世界观，然后在其基础之上探索“圣人”治国处事的方式，即“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顺应天地大道，世间最根本的那些自然规律而达到一种内与外，大与小，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很多朝代，尤其是战乱刚刚结束之后，社会复苏的时候，老子的思想对于治国、治家来说就极为重要。比如汉初实行黄老思想，提倡无为而治，使国家在秦末的战乱废墟上逐渐恢复过来，实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需要指出的是，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的方法论并非是毫无作为，相反它是大有作为，在遵守事物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在掌握主次矛盾的基础上的作为。无为是指不违反世间大道，不肆意妄为，不对事物的正常发展横加干涉。比之于汉初，就可见无为而治并非不治，有国，有吏，有法，但国策宽松，法律温和，官吏治民能顺应民意，劳役税收皆能体谅民力，合符节气，故能“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淮南子·原道训》)。
老子所提出的一系列辩证统一的对立面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亦随处可见，善恶、是非、强弱、祸福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生真谛。在生活中只有知道这些，才能从黑暗中发现光明，从困境中找到希望，茫茫乱世中坚守一方清净；只有了解这些，才能做到不断进取，居安思危，正确地思考所遇到事情的是非善恶；只有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才能透过事物的表象，去观察它们的本质，寻找隐藏在表象内部的真实，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纵观万物。
【哲理引申】
“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之间，盛衰存亡，生死病老无不依道而行。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是农民种地应该遵从的规律，晚种或是早收都必将违反植物生长之道，使生产受损。“揠苗助长”便是最好的例子，将麦苗硬生生地拔出来，不仅不会让它生长更快，还会导致枯萎。小到教育儿童，大到国家的治理、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
秦朝末年各路诸侯相互征战，中华大地一片荒芜，刘邦击败项羽称帝后又先后进行多次剿灭异姓诸侯王的战争，最后虽然统一天下，但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民众，到处都是一片颓废景象。又经诸吕之乱，到汉文帝刘恒登基时，国库空虚，民力凋零，社会陷入了停滞之中。
汉文帝清晰地看到了国家、社会破败萧条的状态。他并没有立刻采取严厉的法治政策，而是采用了无为而治的方针。首先，实行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进一步降低田租的税率，按“三十税一”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田赋税率最低的时期，而且以后长期未变。其次，鼓励生产、发展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劝课农桑，鼓励人民开荒，开放山川泽林，任人们进入开垦。再次，提倡节俭，禁止浪费。汉文帝在位期间，官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赋，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最后，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地实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齐国工商业发达，又有渔盐之利，便不征农业税。吴国则有铜山、海盐能获巨利，故无赋税。
汉景帝时继承了文帝的治国思想，他重用晁错，提高粮食价格，促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汉景帝还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文景二帝还抑制豪强，废除严厉的刑罚，实施更加人性化的法律制度。经两代的休养生息，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品读
真善美的价值定论何在?《老子》首章既提出“道”与“名”的涵义，但同时又相同于“因明”的法则，能建能破，自说了一个道，自又推翻了道的名相。也如同正反合的“逻辑”辩证，不自立于不变的肯定与否定形态。如珠走盘，无有方所。所谓的“道”，乃“至道”的定名，都是为了表达的方便，姑且名之为“道”而已。“道”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名相只是人为意识的塑造而已。叫它是“道”，已经是头上安头，早已着相了。要想明白这个不可见、不可得的“道”，只有在用上去体会，才能了解有无同出而异名的道妙。因此第二章便推出美与善的道理，加以阐发。美与善，本来是古今中外人所景仰、崇拜，极力追求的境界。如西洋文化渊源的希腊哲学中，便以真善美为哲学的鹄的。中国的上古文化，也有同样的标榜，尤其对人生哲学的要求，必须达于至善，生活与行为，必须要求到至美的境界。甚至散于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中，也都随处可见，不须—一列举，另加介绍。
现在从后世道家所标榜的修道，与学术思想上的应用两面来讲，也便可以知道它的大要。至于进而多方发明，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各个触角，那就在神而明之，无往而不自得了。
先从修道方面来讲，无论后世哪一种宗教，或教育哲学，都会树立一个美和善的架构(标的)。殊不知变生于定，二由一起。凡是人为所谓的美与善的道，一落痕迹，早已成为不美不善的先驱了。修道的人，大多数都把道的境界，先由自己的主观观念，建立起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构想。也可以说是自己首先建立起一个道的幻境，妄自追求。其实，一存此念，早已离道太远了。因此老子便说：“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随老子之后，后来从印度传来的佛家学说，也同样有此理论。例如大乘佛学所谓道体的“真如”，这个名词本身便自说明只是名言的建立，不可认为确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真如”存在。真者如也，如其真也。如果把“真如”确定在美善的范畴，这个真也就不如如自在了。这是许多修道者在思想观念与见解上难以避免的大问题。因此佛学以解脱“见惑”——理解上的困扰;“思惑”——观念上的困扰，为无为法，为见道的重心所在。譬如五种“见惑”中的“见取见”与“禁戒取见”，就都属于思想见解上的迷惑。由此可见佛家学说与老子相提并论，并非偶然。老子是用归纳方法来简单指示，佛家则用演绎方法来精详分析。无怪宋儒中的反对派，就佛老并称，同时排斥了。
善反而不美大道无名，并非如一般凡夫俗子们所认为的常道。什么是常道呢?便是平常人们为形而上道所建立起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名相境界。这样一来，早已离道更远了。
有个真善美的天堂，便有丑陋、罪恶、虚伪的地狱与它对立。天堂固然好，但却有人偏要下地狱。极乐世界固然使人羡慕，心向往之，但却有人愿意永远沐浴在无边苦海中，以苦为乐。与其舍一而取一，早已背道而驰。不如两两相忘，不执著于真假、善恶、美丑，便可得其道妙而逍遥自在了。
如果从学术思想上的观点来讲，既然美与丑、善与恶，都是形而下人为的相对假立，根本即无绝对标准。那么，建立一个善的典型，那个善便会为人利用，成为作恶多端的挡箭牌了。建立一个美的标准，那个美便会闹出“东施效颦”的陋习。有两则历史故事，浓缩成四句名言，就可说明：“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那就是“纣为长夜之饮，通国之人皆失日”，“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现在引用它来作为经验哲学的明确写照，说明为人上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可有偏好与偏爱的趋向。即使是偏重于仁义道德、自由民主，也会被人利用而假冒为善，变为造孽作恶的借口了。
同样地，爱美成癖，癖好便是大病。从历史经验的个人故事来说：
元朝末期的一位大名士——大画家倪云林。他非常爱美好洁。他自己使用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每天都要有两位专人来经管，随时负责擦洗干净。庭院前面栽的梧桐树，每天早晚也要派人挑水揩洗干净，因此硬把梧桐树干净死了。有一次，他留一位好朋友在家里住宿，但又怕那个朋友不干净，一夜之间，亲自起来视察三四次。忽然听到朋友在床上咳嗽了一声，于是担心得通宵不能成眠。等到天亮，便叫佣人寻找这位朋友吐的痰在哪里，要清理干净。佣人们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找不出那位先生吐痰的痕迹，又怕他生气骂人，只好找了一片落叶，稍微有点脏的痕迹，拿给他看说找到了。他便立刻闭上眼睛，蒙住鼻子，叫佣人把这片树叶送到三里外去丢掉。
元末起义的张士诚的兄弟张士信，因为仰慕倪云林的画，特地派人送了绢和厚重的金币去，请他画一张画。谁知倪云林大发脾气说：“倪瓒(云林名)不能为王门画师。”当场撕裂了送来的绢。弄得士信大怒，怀恨在心。有一天，张士信和一班文人到太湖上游乐，泛舟中流，另外一只小船上传来一股特别的香味。张士信说：“这只船上，必有高人雅士。”立刻靠拢去看个清楚，不料正是倪云林。张士信一见，便叫从人抓他过来，要拔刀杀了他。经大家恳求请免，才大打一顿鞭子了事。倪云林被打得很痛，但却始终一声不吭。后来有人问他：“打得痛了，也应该叫一声。”倪云林便说：“一出声，便太俗了。”
倪云林因为太爱美好洁了，所以对于女色，平常很少接近。这正如清初名士袁枚所说的：“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但有一次，他忽然看中了金陵的一位姓赵的歌姬，就把她约到别墅来留宿。但是，又怕她不清洁，先叫她好好洗个澡。洗完了，上了床，用手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闻，始终认为她哪里不干净，要她再洗澡，洗好了又摸又闻，还是认为不干净，要再洗。洗来洗去，天也亮了，他也算了。
上面随便举例来说“美之为美，斯恶矣”的故事。现在再列举一则故事来说明“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宋代的大儒程颐，在哲宗时代，出任讲官。有一天上殿为哲宗皇帝讲完了书，还未辞退，哲宗偶然站起休息一下，靠在栏杆上，看到柳条摇曳生姿，便顺手折了一枝柳条把玩。程颐看到了，立刻对哲宗说：“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推折。”弄得哲宗啼笑皆非，很不高兴，随即把柳条掷在地上，回到内宫去了。
因此后来有人说，讲孔门的道理，无论怎样说，也不致超过孟子。而孟子对齐宣王说，好色、好货也都无妨，只要扩充所好的心与天下同乐就对了。偏是倒霉的宋哲宗，遇到了程夫子，一根柳条也不许动。当了皇帝的，碰到如此这般的大儒，真是苦哉!
由于这些历史故事的启发，便可了解庄子所说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的道理，也正是“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另一面引申了。
再从人类心态的广义来讲，爱美，是享受欲的必然趋向。向善，是要好心理的自然表现。“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作好事”，那是理想国中所有真善美的愿望，可不可能在这个人文世界上出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我们顺便翻开历史一看，秦始皇的阿房宫，隋炀帝的迷楼和他所开启的运河两岸的隋堤，李后主的凤阁龙楼，以及他极力求工求美的词句，宋徽宗的良岳与他的书笔和书法，慈禧太后的圆明园和她的花鸟，罗马帝国盛极时期的雕刻、建筑，甚至驰名当世如纽约的摩天大厦，华盛顿的白宫，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也都是被世人认为是一代的美或权力的标记，但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瞻前顾后，谁能保证将来是否还算是至善至美的尤物呢?唐人韩琮有一首柳枝词说：
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
何须思想千年事，谁见杨花入汉宫。
老子却用更深刻而尖锐的笔触指出：“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由《老子》的首章而接连这一章的全段，很明显地看出他说自形而上道的无名开始，一直到形而下的名实相杂，再到“同出而异名”因果相对的道理，自始至终，是要人匆作祸首、莫为罪魁的教示。但是，他说归说，后世用归用，完全不是老子说的那样。
有无相生从人类的经验来讲，天地万物的从有还无，是很自然的事实。但是要说到万物的有，是从无中出生，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古今中外的崇信唯物论者，除了绝对否定无中生有之外，便给老子加上顶“虚无主义”的帽子。尤有甚者，把老子归到唯物思想的范围。断定老子的“无”便是没有，更不管他“相生”两字的内涵。不过，真要指出有与无是怎样相生的道理，综合东西文化数千年的哲学，也实在作不了一个明确的结论。除非将来的理论物理与哲学汇合，或者会有个明确的交待。如果勉强用现代物理知识来解释，认为质能互变的原理，便是有无相生的说明，那也是并不透彻，而难以肯定的说明。况且物理学上的定律，还是未定之义，它随时在再求深入。
倘使只从传统道家观念来说明“有无相生”的原理，自庄子、列子等开始，都是用“神化”、“气化”来作说明。至于“神”与“气”的问题，究竟属于物质?或是物理功能的作用?便又牵涉到另一问题上去了，暂且不说。在道家中，比较接近理论物理思想的，应当以五代谭峭的《化书》为首。其中的《道化》说：
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故藏之为元精，用之为万灵，合之为太一，放之为太清。是以坎离消长于一身，风云发泄于七窍，真气薰蒸而时无寒暑，纯阳流注而民无死生，是谓神化之道者也。
谭子的“道化”学说，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历来道家的一贯思想，如果说他是唯物论，但他所提出的神，非物理。神与物是有明显的界说。如果说他是唯心论，神与心的关系，究竟如何?神与心是一或二?亦成为后世佛道两家争端的症结。可是这些讲来讲去，到底都牵涉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的形而上学，而且都是幸或不幸去做神仙们的大事。至于一般凡夫俗子们对老子的“有无相生”等道理，却老老实实反用为帝王术的万灵丹，因此千古以来，便使老子背上阴谋与欺世盗名的大黑锅，那是事实俱在，证据确切的。
老子背上历史的烂账现在我们再回转来看看这位先圣——老子的哲学大道理，如何被历世的大国手——帝王们用到大政治、大谋略上去。三代以上，历史久远，资料不太完全，姑且置而不论。三代以下，从商汤、周武的征诛开始，一直到秦汉以后，凡是创业的大国手——建立统一世系的帝王，没有哪个不深通老子、或暗合黄老之道“有无相生……前后相随”的路线的。
大舜起自田间，赤手空拳，以重孝道德行的成就，继承帝尧而有天下。大禹是以为父赎罪的心情，胼手胝足，治河治水的劳苦功高，又继大舜之后而有天下。这当然都是无中生有，“难易相成”白手创业的圣帝明王行道的大榜样。
跟着而来的，汤以一旅之师，文王以百里之地，以积德行仁为大谋略，因此而“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而囗有天下，开启德治的长远规模。
从此以后，划分时代的春秋霸主们，都是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权术纷争的路线，互争雄长。所谓上古的道化与德治，早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学术上的名词，徒有空言，皆无实义了。因此都享国不久，世系也屡易不定。
等次以降，秦始皇的蚕食吞并六国的谋略，汉高祖刘邦的手提三尺剑，起自草莽，降秦灭楚。甚至曹操父子的阴谋篡位，刘裕的效法曹瞒，以及唐太宗李世民的反隋，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忽必烈的声东击西，朱元璋的奋起淮泗，多尔衮的乘机入关，康熙的帝王术，都是深明黄老，用作韬略的大原则，师承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原理而建立世系基业。
在这些历来大国手的创业名王当中，最坦率而肯说出老实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曹丕，一个是唐太宗的父亲李渊。当曹丕硬逼刘邦的末代子孙汉献帝禅位的时候，他志得意满地说：“舜禹受禅，我今方知。”我到现在，才真正知道上古舜禹的禅让是怎么回事。同一道理，当年李世民再三强迫他的父亲李渊起来造反，甚至不择手段利用女色迫使他父亲上当。李渊只好对李世民说：“破家亡躯，由汝为之。化家为国，亦由汝为之。”要把天下国家变成李氏的世系，只好由你去做主;或者把我们弄得家破人亡，也只好由你去负责了。
其实，老子虽然说的是天地间因果循环往复的大原则，但很不幸的，被聪明狡狯者用作欺世盗国的大阴谋，实在和老子毫不相干，老子实在不应负此责难的。
总之，历史上这些代代相仿的阴谋或大谋略的哲学内涵，早已由庄子的笔下揭穿。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其次，在唐代诗人们的词章哲学中，也可见其梗概。如唐彦谦的《过长陵》：“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于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残日重回头。”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又有《毗陵登高》：“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长扬羽猎须留本，开济重为阙下期。”
好的诗词文学，都富于哲学的启示，所以孔子要儿子孔鲤学诗，并非是要他钻牛角尖去做个诗人而已。了解了这些道理，当然也读通了《庄子·杂篇》中的《盗跖》篇，并非讽刺。同时也可知石达开的“起自匹夫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的思想，同样都是“乾坤大半属偷儿”的偷儿哲学所演变出来的。
此外在西方如罗马的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屋大维大帝、拿破仑等，也都不出此例。虽然他们不知道东方有道家的老子，但东方有凡人，西方有凡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出一辙。如果说这些都是人类历史的荣耀，或者认为是人文文化的悲哀，也都无可无不可。但总不能叫老子背此黑锅，加以欺世盗名的罪过吧!(一笑)
其实，由道的衍化而为德，德再衍化而为仁、义、礼、乐，再由仁义礼乐衍化而为权术，正表示人类的心路历程，每下愈况，陷溺愈深。但所谓“术化”的妙用，亦是“有无相生”，“同出而异名”。谭峭的《化书》论“术化”，便是很好的说明。如云：
水窦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疗噎。斯物也，始制‘于人，又复用于人。法本无祖，术本无状，师之于心，得之于象。阳为阴所伏，男为女所制，刚为柔所克，智为愚所得。以是用之则钟鼓可使之哑，车毂可使之斗，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离合。万物本虚，万法本无，得虚无之窍者，知法术之要乎!
流水行云永不居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本义来看老子，他所说的，完全相同于周文王、周公(姬旦)、孔子等祖述传统文化的思想。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再三申述宇宙的一切法则，始终不离循环往复的因果定律。
有与无，是彼此互为因果，相生互变的。它的重点，在相生的这个“生”字。当然也可以说是互为相灭，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采用生的一面，并不采用灭的一面。
难与易，本来互为成功的原则，它的重点在难易相成的这个“成”字。天下没有容易成就的事，但天下事当在成功的一刹那，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凡事的开始，看来都很容易，做来却都大难。但“图难于易”，却正是成功的要诀。
高与下，本来就是相倾而自然归于平等的。它的重点，在相倾的这个“倾”字。高高在上，低低在下，从表面看来，绝对不是齐一平等的。但天地宇宙，本来便在周圆旋转中。凡事崇高必有倾倒，复归于平。即使不倾倒而归于平，在弧形的回旋律中，高下本来同归于一律，佛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也便是同此意义。《易经》泰卦九三爻的爻辞上说“无平不破，无往不复”也同此理。
音与声相和，才构成自然界和谐的音律。因此又有“禽无声，兽无音”的说法。《礼记》中的《乐经》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为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前与后，本来是相随而来，相随而去，没有界限的，无论是时间的或空间的前后，都是人为的界别。它的重点，在这个相随的“随”字。前去后来，后来又前去，时空人物的脚步，永远是不断地追随回转，而无休止。
总之，老子指出无论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后等现象界的种种，都在自然回旋的规律中相互为用，互为因果。没有一个绝对的善或不善，美或不美的界限。因此，他教人要认识道的妙用，效法天地宇宙的自然法则，不执著，不落偏，不自私，不占有，为而无为。所以他便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所谓“处无为之事”是说为而无为的原则，一切作为，应如行云流水，义所当为，理所应为，做应当做的事。做过了，如雁过长空，风来竹面，不着丝毫痕迹，不有纤芥在胸中。
所谓“行不言之教”，是说万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说不做，或做而后说，往往都是徒费唇舌而已。因此，如推崇道家、善学老子之教的司马子长(迁)，在他的自序中，引用孔子之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都是同一道理。
引而申之，老子又说：“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比如这个天地间的万物，它们都不辞劳瘁地在造作。但造作了以后，虽然生长不已而并不据为己有，作了也不自恃有功于人，或自恃有功于天地。它们总不把造作成功的成果据为己有。“弗居”的“居”字，便是占住的意思。正因为天地万物如此这般，不自占为己有的在作为，反而使人们更尊敬，更体任自然的伟大，始终不能离开它而另谋生存。所以上古圣人，悟到此理，便效法自然法则，用来处理人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为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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