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 || 我的老师——孟守介与鲁启华先生
作者 朱海燕
我的老师——孟守介与鲁启华先生
1984年8月底，一个初秋的雨夜，我走进“人家尽枕河”，“水港小桥多”的苏州，开始了两年的大学生活。到火车站接我的是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生处处长，他领着我进入学校后，拐来转去，在一座驼背的石桥上，但见一脉溪水沿着两岸明暗不一的灯火，向南流去。我知道，那里就是市区的方向了。在“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的苏州，我将作为一名学生，开始翻新自己知识的杨柳。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
我所就读的是84中文新闻干部班。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是刚成立不久的大学，缺少新闻师资力量。所以教我们这个班的老师，由三所大学构成。中文基础课，由苏铁师中文系的老师承担；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概论课，由复旦大学新闻系承担；新闻史与新闻评论与新闻传播学，由人民大学新闻系承担。这三个源头，将构成我们学校所学知识的全部。
在这里，我结识了三所大学一批影响我一生的老师，这里自然也包括新闻实习期间指导我的老师，国内著名记者、新华社《瞭望》海外版主编，后来做《中国记者》杂志总编辑的徐民和先生。容我以对他们肤浅的认识与了解，把与他们的交往一一写出。
/就读于北京大学时的 孟守介/
先说孟守介老师与鲁启华老师，他们是夫妻关系，同为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语言班的同学。孟师是调干生，鲁师是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取北大的。他们的学制为5年，1959年9月入校，1964年7月毕业。他们虽然也参加了一些运动，但毕竟躲过了1957年的反右，还是好好地念了5年的书。语言学界的大家，大都给他们授过课。《古代汉语》是王力先生，《现代汉语》是林焘、朱德熙先生，《语言学概论》是高名凯先生。吴组缃、岑麒祥、郭锡良、乐黛云、严家炎、石安石、陆俭明、唐作藩、周有光、陆宗达等先生都给他们上过课。孟师在北大学习时，研究方向是汉语方言，发表过多篇论文，他的导师是袁家骅教授。鲁师研究方向是文字学，她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文字学大师裘锡奎先生，后来调复旦大学任教。孟师与鲁师1964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大连日语专科学校工作。从这一经历来看，孟师与鲁师是在大学期间恋爱的，许是孟师分配大连，鲁师跟进；或是鲁师分配到大连，孟师相随。但前者可能性较大，因为鲁师是北京人，住在东单灯市口的一条胡同里，我去过她的家。一般说来，家在北京，又是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北京工作的机率很大。但是，她因爱而离开了北京，随孟师去了大连。孟师与鲁师是1965年在大连结婚的。孟师在大连日语专科学校任汉语教研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连市革委会宣传部借调去几年。四人帮倒台后，他回到学校任学报主编，后来还管留日留学生预备班的管理工作。
孟师的经历丰富。他是绍兴市诸暨县炭舍湾村人，生于1935年。自幼家贫，加上战乱，童年时上过几年私塾。1949年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后又读初中，1954年7月暨阳初中毕业后，被选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防空大队，辗转金华、兰溪、上海一带，后分配到志愿军528团一连任班长，驻扎于辽宁宽甸县中朝边境线上的拉古哨。孟师在那里守卫三个月回到528团9连，该连是雷达站，他代理站长一年多，同时加入中国。从这一职务看，孟师那时属连职干部。1958年集体复员到无锡市重工业局办公室，业余时间上夜校学习，次年参加高考，考入北大中文系。
孟师不仅在学术上有卓越贡献，他的生活态度和人格魅力也深受同事与后人的敬仰。和孟师接触，你会感到他不是才华横溢的人，但他靠着勤奋苦学，扎实坦诚与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的执着坚韧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使他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我在苏铁师读书时，孟师是学院教务处处长，兼任铁道部教育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全国辞书学会理事、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他主编了《谚语词典》和《中学文言文词典》，参与编著了《汉语反义词词典》等三部词典。孟师在吴语方言研究领域成就显著，受到学界的好评。同时还写了《诸暨话的结构变调》和《汉语的量词》等大量论文。他以高度的教育责任心，一生致力于语言教育事业，为中国语言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孟守介 教授（1935年——2024年8月1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5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曾任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现苏州科技大学）教务处长、学报主编。兼铁道部教育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全国辞书学会理事、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上世纪80年代，苏铁师成立不久，教师不够，只好临时从外校聘请。因孟师与鲁师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由他们出面，聘请最多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到苏铁师授课，王力、吴组缃、周祖谟、吴小如等一批大师级教授，先后来苏铁师做过报告或专题授课。孟师曾对我说，吴小如先生是中文系钟元凯老师在北大时的同事。我认为这种表述虽是事实，但还不够全面。吴小如先生比钟元凯老师年长20多岁，是一代人的差距。1959年孟师在北大读书时，吴先生是北大的讲师，因为才华出众，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他的课颇受学生们欢迎。孟师那届学子给吴小如先生起了一个“讲师精”的绰号，表达了他们对吴先生的崇敬之情。而钟元凯老师是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北大林庚先生的研究生的，毕业后留北大中文系做老师，因不能解决夫妇分居问题，才有北大调苏铁师任教。我不知钟元凯老师读书期间，吴先生是否教过他。我想，从年龄与资历论，元凯老师与吴先生之间，不仅是同事关系，恐怕还有一层师生关系。
由于孟师、鲁师与钟元凯老师与北大的这层人脉关系，金开诚、唐作藩、陆俭明、马珍等一大批名师先后都曾到苏铁师短期任教。
/吴小如（1922年9月8日—2014年5月11日），原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安徽泾县人。著名书法家、诗人吴玉如先生的长子，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吴小如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主要是先秦文学，他的大作《先秦文学史注释》长达百万字，是各大学中文系最重要的参教书。《注释》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从古文学、历史到地理等等，无所不包。吴小如先生到苏铁师，第二天就开始讲课了。当时，学校里没有大课堂，只好安排在学生食堂里，临时支起一块黑板，老师与学生听课自带凳子。吴先生理解学校的困难，不讲条件，一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爆出满堂的笑声与掌声。吴先生自己却不笑，讲到古汉语时，他还举了京剧中的例子，如“白”字要读入声，还亲自示范唱了一段京剧。
学生们都很振奋，苏州铁道师范学院虽是普通大学，不属名校，但来此授课的却是国内顶级教授，大师与学生无疑构成了“隔代师生关系”，学术像血脉一样，汇通于学子的心灵。许多学生说：“我们虽然读的不是北大，但给我们授课的却是北大的一流教授们。”这种内外兼重，汇通南北，杂以己意，揉为一篇的教学方式与文化形态，使校园内的学术空气十分活泼，为人才的茁壮成长提供了足够的阳光和雨露。
/吴小如 行书 辛弃疾《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吴小如先生不仅是杰出卓越的大学者，同时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苏州授课回京后，他给守介、启华、元凯三位恩师各寄一幅条幅，写给守介师与元凯师的，是唐杜牧《山行》的后一联：“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给启华师的是：“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是宋代苏东坡的诗句。三位恩师一直把它悬挂在自家的客厅内。
我在苏铁师上学时，有的老师很不待见我，这主要是我自身的原因。入校之前，我有八年的军旅生涯，已有近九年的文学创作经历，于1977年加入青海作家协会，与雷献和、李晓伟，被青海文艺界认为是很有成就的三位军旅诗人。那时，我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300篇，苏铁师的一位老师还是我在青海时的文友呢。这种转眼间形成的落差，自然不能使我安心坐在教室里听课。那时，加之年轻气盛，恃才傲物，常常在课堂上就一些学术问题与老师辩论。所以，有些老师，看我去上课，就调课程；我呢，看她去授课，我就不上课。有些老师见我不上课，便发出警告：“这次考试非考倒你不可。”考题多是苏联文学，如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等，而这些作品，我在部队时已看过多篇，凭自己的记忆与理解，每次考试都能轻松过关。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图书馆/
但是，不上课不是不学习。学校图书馆就在宿舍楼下，我每次从图书馆借大量图书，放在床边，其他同学去课堂，我就在躲在宿舍里静静苦读。因为是新闻专业，苏州两年，我读完了当时图书馆所藏的中外名记者的所有作品，如约翰.里德的《震憾世界的十天》，波列伏伊的战地通讯和他的四卷战地笔记，西蒙诺夫的战地通讯，李普曼、海明威与贝特兰的新闻作品，还有与中国革命事业紧紧相连的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所有作品。再就是国内名记者作品，只要图书馆有的，我全部读完，我感觉自己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感，只要飞出校园，一定会找到通向远方的路径。
不知不待见我的老师，是否到孟师那里反映我的问题，但是孟师和鲁师夫妇一直对我偏爱有加，十分热情，有时，星期天约我到他们家包饺子，边包饺子，边聊天，他们对我像对待孩子一样亲。孟师对我说：“到学校读书，有两位老师，一位是课堂上教你的老师，一位是书本这个老师。教你的老师教你的也是书本上的知识。到大学读书，读什么书，应该有广泛性与自己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与你今后的工作是有关联的。”我犹记他还引用苏联教育家阿.波瓦利耶夫的话勉励我：“教育是一块伟大的实验场地，要发展个性，教育技术需要随时改变。”他又说，要以人而改变。显然，孟师肯定了我的学习方法，他和鲁师没因我“不听话”而批评我。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合影/
/第四次作家协会主席 巴金/
有一年，中国作协在京召开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陕西作协的领导李若冰与贺抒玉夫妇参加盛会，还有青海的众多文友，以及各地去青海采风时，由我陪同的不少重量级作家也参加了这次盛会，我想回京看望这些与会的老师与文友，那时，星期天仅有一天，显然时间不够。我把这一想法向孟师说了，他慷慨地答应：“你应该回京，这是最好的学习机会，这是最生动的课堂。”我感觉老实巴交的孟师，他的思想与认知，始终立在时代最前沿的高地上。
入校之前，我是铁道部《人民铁道》报的记者，从个人喜好而言，跨文学与新闻两个界别。因是《人民铁道》报的记者，那是在买票难、乘车难的上世纪80年代，自然乘坐火车有许多便利条件。北大周祖谟先生与唐作藩先生在苏铁师讲完课后，都是孟师安排我把两位先生送回北京。人民大学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赴苏铁师讲学，也是孟师亲自安排我专程回京来接方先生的。讲完课后，我又送方先生回京。因此，我跟方先生也建立了永久的联系。直至我做了《中国铁道建筑报》的社长与总编辑后，办新闻培训班时，我常把方先生请去为报道员授课。
1986年春，我们新闻干部班同学开始毕业实习。按照学院的安排，全班同学全部到《人民铁道》报实习。一天孟师与鲁师把我喊到他们家中，孟师对我说：“经过近两年的接触，我发现你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性能力，另外也有一定个性、灵性和悟性。你在《人民铁道》报，已经是有实力的记者了，回到自己的单位，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谁指导你实习？是你自己指导自己实习，对你提高没有好处。我和鲁老师商量了一下，希望你到新华社去，我们北大的同班同学徐民和，不仅是著名记者，而且还是《瞭望》海外版的主编，我们让他来辅导你，这既是助力攀峰，也是知识又一次体外受精。”
/朱海燕 在青藏铁路采访/
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之后，他们给徐民和老师打去电话，又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带上，不久，我便投入新华社徐民和的门下，成为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入室弟子。
和孟师与鲁师接触，几乎听不到惊人的语言，但他们二人有一种憾人心魄的精神魅力，他们一生像蔚蓝的平静的大海，始终掀不起滔天的巨浪，但他们巨大的力量，却在平静的海面下奔涌着，推搡着，为培养人才，而体现出一种宽宏深邃的境界。我常想，他们夫妻的博大胸怀，又像一片群山，“山与虎为”，他们的智慧与能力为虎提供了用武之地。而最后达到“虎壮山威”“生为校荣”的社会效果。
2024年8月17日，我尊敬的孟师不幸在苏州逝世，享年89岁，噩讯传来，我流泪写了一首悼诗，为他送行。时间可以面色严峻地收回恩师的生命，却永远无法强行收回他光明磊落、胸襟博大的人品。倘若我再一次踏上姑苏大地，寻访寒山寺和枫桥，当张继的钟声铿铿锵锵敲入历史和桥下的流水时，我会想起我的恩师——孟守介先生。他会像大运河的流水一样，悠悠扬扬荡向四方也荡向时空无际的永恒。在那里，我们会把袂同游、把酒言诗。他以通晓流畅的吴语，再次吟唱起“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我们挽手行进，畅谈古今，怅望千秋，瞩目着蓝天下的远方……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朱海燕 || 我的老师——刘海贵先生
作者 朱海燕
我的老师——刘海贵先生
1970年9月，一位刚满20岁的上海青年，插队到淮北固镇县的王庄公社濠铺大队。
固镇位于谷水之北，古称谷阳。因垓下之战发生于此，被称为汉兴之地。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曾在此为官，写下了《说文解字》，开字典之先河。
濠铺，在固镇的东南，紧靠五河县，是全县最偏远贫困之地。这位青年把青春交给大地，把身体交给汗水。因表现突出，1973年他被推荐加笔试录取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工农兵学员六届中的第三届，也是六届工农兵学员中仅有的推荐加笔试的一届。笔试，是邓小平1973年复出时提出的，后被批为右倾翻案风。
那一届学员需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方能录取。张铁生因没有笔试的功夫，成了白卷先生。
同一时期，在固镇西面100公里外的利辛县，一位将文学与新闻混为一谈的中学生，竟能熟背《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篇通讯，渴望日后做一个名满天下的记者。
/刘海贵，出生于1950年9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新闻采访写作学》（新修版）、《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作者，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
十多年后，这位青年与这位中学生在苏州的一所大学里相遇了。当年的上海知青成为这位中学生的老师，他叫刘海贵。那位中学生就是我。
海贵师虽是工农兵学员，心里向往的则是古圣今贤，与之灯灯相映，心心相印，磨砺心志，明堂辨学，辟壅析理，黉门讲论。日子平静如水，心灵却风雲激荡。在知识贱如白菜的时代，他苦读3年，留复旦新闻系任教，以此为业，念兹在兹，唯教书一事。
1984年，先生走进我们课堂时，他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师了，教授我们新闻采访与写作。他讲了新闻采访的定义与特点，新闻采访的活动方式，采访与写作的关系，以及采访前的准备、采访中的技巧与采访后的整理。之后，讲写作前的准备、写作的技巧和写作后的修改。
新闻课我听了不少，但听先生的课，使我耳目一新，过去新闻实践中遇到的曲折与障碍，一下子懂得了如何避免，如何排除。我觉得自己像个西行取经的人，终于踏上了一条取经的路。先生讲课，像一个算术老师，一道算式一道算式地拉下来，顺藤摸瓜，找到最终的结果。一路都是干货，能够听懂，能够学会，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先生第一次讲课，提出记者要学会“拆墙”的概念，迅速打开被采访者的心理壁垒，让他与你能够畅通交流，吐出心里话，不能瞎跑瞎问。要作好前期准备，如知识的储备，问话的路径。就好比战士上战场带上充足弹药一样。
/刘胡兰烈士的父母/
这话对我震撼很大。下课时，我跟先生交流，讲我刚做记者时不会采访，不会拆墙，碰钉子的事。那是1983年的中秋节，我去山西文水县的云周西村采访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那天，刘胡兰的父亲正病着，在东间里躺着，胡文秀在外间伤感地坐着。我没头没脑地闯进去，连几句寒喧的话都没说，便开门见山问胡妈妈：“您的生活好吗？”胡妈妈反问我：“我是刘胡兰的母亲，在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你说我生活好不好？”这句话问得我很是尴尬，不知怎么接话。
海贵师语我：这就是不会“拆墙”的表现。事先应该问问刘胡兰的邻居，刘大爷与胡妈妈身体况状，知道刘大爷正在病中，买些月饼和水果看望老人，这样拉拉家常，问候问候老人，可能就出现一种充满人情味的义理气象。即便不知老人患病，作为记者去拜访英雄的父母，又是中秋节，也不应空手闯入。这样，你的采访就能顺流而下了。
这“失”之外，海贵师问我采访中有无所“得”？我向他讲述我采写《振兴大西北的壮举》这篇通讯的细节。此文是庆祝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到格尔木的长篇通讯，在《人民铁道》报头版头条发表。建设十年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运营，是铁道部的一件大事。采写这篇通讯，自然不能忽略青藏高原艰苦的生活环境。在表现艰苦方面，有成千上百的事实可以选择，但我觉得那些事实缺少陌生化与差异感，少了高原天地的韵律，不能揭示歌哭由己，悲欣在心的荒无人烟、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
/原铁道兵七师政委、中国铁建党委书记孙有礼/
我选择发生在铁道兵七师政委孙有礼生活中这样的细节：儿子孙胜还不懂事时，随父母去了荒无人烟的高原，到七八岁时，没见过河中的鸭子，不知鸭子长腿还是不长腿。吃过苹果，没见过苹果树。下高原到西宁时，见柳树也要吃苹果，见杨树也要吃苹果。由此揭示铁路建设者，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
海贵师说，这个细节用得好，体现出人文精神与高原的地域特点。那时，先生正在写一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学术专著，他将我的这一事例，写进了他的书里。
先生教诲我们，使用技巧要随着受访人的心情，随时拿捏应变，千万不能一条路走到黑，要转变话题破冰，让受访人的心情回暖，慢慢引回正轨，就像开车遇到障碍，巧妙绕开，继续前行。老师的话不一定是什么理论，但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可循的经验。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实践，经验亦有异曲同工之妙。经验多所光大，同样构造出燦然大观之效。
有一年，报社派我去采访大同铁路分局局长常国治。常局长说太忙，无时间接受采访。我说：“我不采访，就是跟着你跑跑，了解分局的运煤情况。”这样，他去哪我去哪，跟他跑了半个月。没专门拉开架子采访，但半个月在路上、在车里，他所吐出的酸甜苦辣，要比一次专访还深刻。据此，我写了12000字的长篇通讯《咽喉的忧患》。文章在一版头条刊发后，大同分局印成文件形式，下发职工学习。分局党政工团组织，分别致信报社表示感谢。如果当初常局长不接受采访，我“偏向虎山行”硬性采访，肯定达不到前者的后果。
后来，我在采写京沪高铁《当惊世界殊》这部1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采访南京大胜关大桥北段的项目经理袁先流，他说，没时间。又说，给我20分钟的时间。我说：“我只需15分钟的时间。”
/刘海贵 著《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在那短暂的对话中，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按照海贵师的教诲，“破冰”，让采访突破时间的牢笼，借时间以重组时间，让他的话语驰骋八极。不宁唯是，这是一个彼此拥有价值和尊严的时间，关键在于如何拿捏提问的方法。我问他：“你是哪里人？”他答：“红安。”红安是将军县，“将军”这两个字是否可以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我问：“你家有将军吗？”
袁先流一下激动起来。他说：“中将胡其才是我母亲胡其华的堂哥，我爷爷是胡其才的姑父，是爷爷带胡其才参加红军的。在黄麻起义前，爷爷就参加了革命，我家是革命者的据点，徐向前、李先念、周纯全等老一辈革命家常在我家开会。因煤油灯太暗，不易记笔记，周纯全从武汉买了一盏马灯。这盏马灯，常映照着徐向前、李先念、陈昌浩等革命家的身影。后来，我爷爷随红军西征时，我奶奶举着这盏马灯为我爷爷送行。解放后，我父亲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时，奶奶和母亲举着这盏马灯又送走了我的父亲。1961年，作为段长的父亲，在修南京长江大桥时，为救工友牺牲了。”
袁先流一路讲来，时而仰天大笑，时而流泪不止。他说：“1973年，讲成份论的时候，我在中学里入团遇到麻烦。这麻烦来自我爷爷，他是叛徒，是逃兵？是牺牲，是活着？弄不清这个问题，我就入不了团。无奈，我给解放军总后勤部周纯全副部长写去一信，询问我爷爷的情况。1934年至1935年间，周是政治局委员，是他带我爷爷参加革命的。我爷爷的情况，他是最可靠的证人。不久，周纯全给我，同时也给红安县委回信，证明我爷爷在红军西征时是先谴营营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由此，红安县委确认我家是红军家庭与烈属。1977年，我到大桥局参加铁路工作时，我母亲又是举起这盏马灯送我上路。我家在大别山山区，距县城几十里路，必须起早，在早晨才能赶到县城，从那里坐车去武汉。
围绕这盏马灯，他哭着笑着讲了一个上午。仍不尽兴，又和我谈了一个下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导刘海贵先生/
海贵师教诲我们，采访一定有一个双轨、多轨一体间的架构，这条路不通，迅速转向另一条路径，让谈话兴趣一直处于沸腾的状态。他说，如果采访一位创业青年，你问他：你创业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是一种开放式问话，能让他畅所欲言，说出背后的酸甜苦辣。到此还不够，再补上一句：这个挑战解决了没有？这是封闭式跟进，锁定关键信息，不让回答跑偏。也使整个信息链条圆满。
先生教导我们，“反常”就是新闻。在采访中，遇到某件事反常，刨根问底，肯定会获得出乎意料的新闻。此法，让我受益匪浅。1994年5月13日，我带一个通讯员去京九铁路采访，二人订三张卧铺。当我把剩余的一张票号退给列车员时，她连“感谢”二字都忘了，转身就走。我断定这张票会有文章，因为她的表现反常。围绕这个铺位，从北京到郑州，倒卖两次。跟进我对全列车进行暗访，发现整个列车敲诈勒索旅客现象多达几十起。我将这一问题直接报告给铁道部部长。铁道部对此专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对南昌分局提出严厉批评，整顿数月，开除路籍数十人，从车队到分局领导几十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在青藏铁路的采访中，我也遇到一件“反常”的事，接着刨出像电影一样的故事。那是采访一位女职工引起的，女职工的家在大兴安岭林区，他爱人的家在广东花县，南北相距万里之遥，这对青年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原来女职工的父亲当年是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的侦察连长，大军南下解放花县时，侦察连长找一位当地的放牛娃当向导，进城侦察敌情。花县解放后，连长投入解放海南岛的战斗，接着抗美援朝，归国后转业到大兴安岭做了林场的场长。“文革”中说他在解放花县时当了叛徒，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的，只有当年的放牛娃。好在，他记住着放牛娃的名字。外调人员找到了这位放牛娃，为他的与解放找到真凭实据。这位场长重新工作后，为感恩特地飞赴广东，感谢这位放牛娃。这时的放牛娃已是近50岁的中年人了，他的儿子在铁道兵二师当兵，这样，场长便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放牛娃的儿子。故事，迭宕起伏，离开历史就没有人，人性就是历史性，历史性就是人性。故事皆史，史即故事。恰如古贤所言：“天地始者，今日是也”。
/刘海贵 总主编《外国名篇卷》/
先生教诲我们，采访素材一大把，怎么写成一篇好新闻？标题最重要，标题是纲，好标题一下子可把利用的素材拎出来；标题不好，许多可利用的素材会被舍弃。
对此我体会尤深。1996年9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刚通车的京九铁路。铁道部向总书记的汇报，是韩杼滨部长指定由我执笔撰写的。与总书记同行的，铁道部除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外，我是唯一的铁路人。从北京至深圳，一路收获满满。但是，当构思这篇15000字的通讯时，标题怎么也想不出来。从深圳到北京想了一路，一直到火车驶入北京站时，一个鲜亮的标题《正是金秋送爽时》突然蹦了出来。
每一个新闻标题都是“使绝劲”的产物，皆因使绝劲，一个个标题的推出，又都是记者的自我挑战与自我超越。青藏铁路由格尔木、安多南北两向铺轨，在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接轨。对这一重大新闻，吕正操将军与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阴法唐都打电话表示祝贺。我便以《青藏铁路飞上唐古拉》作为消息的标题，自己甚为满意。但是，之后又一个新闻标题困惑了我。唐古拉接轨有这么好的标题，青藏铁路铺到拉萨用什么标题呢？论重要，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为想一个好标题，两个月，把自己折磨得寝食难安。最后终于想出《中国铁路实现飞天梦》这一标题。此消息荣获中国新闻奖。
海贵师教我们时，常让我们解构某一新闻名篇，打破重组，重新改写导语，组织结构内容。开门见山式也好，缓延式推出也罢，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让我们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赶上或超越范文名篇。古人说“读史宜映雪，以莹玄鑑。”名篇在前，我辈参合，意气恢宏，为我们营造了通天绝地的精神大厦。开始，我在《人民铁道》报被视为只会写通讯，而不会写消息的记者，在先生的教诲下，我苦读阎吾、郭玲春及中国名记者的消息，通向消息的路径渐渐青春般的敞亮豁朗。后来，我8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其中有7篇是消息。
另外，对新闻的鉴别审美的意识提高了，知道了好新闻好在哪里。那时，班里订的《》，刊发了李克林的《今日大寨》，《解放军报》刊发了昆明女工邓阳昆爱上对越反击战受伤战士安忠文的通讯，《新民晚报》刊发了吴复民的《大上海正在崛起》的消息。我说这三篇新闻将获本年度全国好新闻奖。次年评比结果揭晓时，三篇新闻赫然在列。
一字之师为师。而我从先生那里，除学得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仁爱之心，另外学到了扎实的学识，学到了程咬金真正“三板斧”的真功夫。学以致用，立竿见影，落纸为墨，一清二楚。何谓名师，此可是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刘海贵先生/
有一年，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邀我去与他们的博士生与硕士生座谈，会上我见到了海贵师，这是自苏铁师毕业之后第一次见到先生，那时，他已是著名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了，他诚恳地邀请我去复旦，在新闻学院的讲台上站它3个小时，讲一讲做记者的酸甜苦辣。由于那时还在职场，忙于事务，终未成行。
先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人，有不凡的心智与心性，与他相识时，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名师。但他认为自己的学历与知识不够，不能光大与天地，不能彰显知识的优美与强毅，1987年，38岁的先生又投入著名教授徐培汀门下，攻读研究生，最终完成的是一个“学以成人”的伟大凄美，展示先生知识结构的曲折幽微与浩瀚澎湃，借知识之舟横渡至彼岸。这种自我砥砺之精神，毋宁，如寅恪先生所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行文至此，我心久久不能平静……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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