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 || 我的老师——陈浩荃先生
作者 朱海燕
我的老师——陈浩荃先生
想起我的老师陈浩荃先生，心里禁不住涌动着温泉般的情思。先生是我在苏铁师读书时的班主任，应该说，他是我读书期间接触最多的老师，由于没有细问他的人生经历，当我提笔写这篇文章时，似乎无法通往不甚了解的幽深的细节之中。
先生是上海人，不知道他是在上海读完大学，分到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教书的，还是从上海考入曲阜师范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的，只知他是从曲阜师范学院调到苏铁师的。他在文革前是讲师，调到苏铁师还是讲师。1987年恢复职称评定后，才评为副教授。我不知有无学术专著问世，感觉他就是在课堂里教书的先生，而不是著书立说的学者。他不属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的那种人，他的口才并不好，但他备课认真，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没有废话，若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可以想象，他是写下来，背下来，然后才上讲台的。讲课时，若提到某一个人，某一个细节，他总是力求使这个人或这个细节在引人兴趣的故事中出场，紧紧抓住你感情的牵绳，不牵强附会，一听就懂，感觉历史就应该在这故事中衍生。他没有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是一个称职的老师，讲课津津有味，让人听得下去。他是认真而诚实的人，不哗众取宠，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新名词去显摆自己，去欺蒙学生
/原苏州铁道师范学院/
他是教现代文学的，讲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朱自清等，讲此有年。讲他们的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时，今年讲的与上一年讲的内容绝不重复，他会在上一年的讲义上，删掉一些内容，又加上许多新的理解与新的认识。由此可见，为让学生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的老师——浩荃先生一直都在学习着。
先生为人之温厚，对人随和可亲，我虽和先生仅接触两年，但我判断先生这一生与他人绝无吵架生气之说，他无论何时何地都能避开生活的激流而停船靠岸，亦能在澎湃的海面上，找出一条风平浪静的航道远行。他从不想在历史的广场将自己树立成高大的丰碑，而历史的眼睛也没有因他的默默无闻而忽视他的存在。
先生为人、为学是有特点的，我以为，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即“能宽容”。能宽容的表现方式不一，不好议论人之长短，不随意臧否人物，是“能宽容”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1984年9月，我们新闻干部班刚开学，还没有上课，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处处长王铁柱赶到苏州，与我们新干班学员座谈。座谈时，蔡国光同学发言，他说：“我在铁四局是宝贝蛋，希望学习两年之后，能成为更好的宝贝蛋。”这话在座谈会上激起一片笑声。这笑声无疑包含着一种针砭，什么场合，用“宝贝蛋”推介自己呢？会后，先生问我：“学习两年，你们这些学生们真的会成为单位的宝贝蛋吗？”我没回答这个问题，我问先生：“您的希望呢？”他答：“我希望学生能成为宝贝蛋”。我当时笑他迂腐。但是，事后又想，这何偿不是他的希望所在呢！老师培育学生，希望桃李满天下，桃李于天下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吐出鲜艳的花朵，都能装点灿烂的春天，这才是先生真正豁达博大的胸襟啊。
他几十年来，就是不为名不为利、不争不夺地矢志不渝地献身于教育事业，他的热情是非常饱满而热烈的，让我们班的全体同学深深地感动着。
/原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图书馆/
先生这一生教过无数学生，但他任过几届班主任我不清楚。先生生前多次语我，给我们新闻干部班任两年班主任，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是他最难忘的时期，以至退休之后，他一直沉浸在那个时期的幸福回忆里。
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分为三类：先知先觉的，后知后觉的，不知不觉的。第一类是少数，第三类也是少数。我不好确认陈师浩荃先生是哪类。但先生对政治、对人事、对是是非非问题，不是先知先觉，也不是不知不觉。知也罢、觉也罢，丝毫不影响他的情绪与教学，不影响他做一名好教师的追求与理想，当好教师是他人生之大节。他执著于学生，执著于教学，如同执著于自己的生命。
先生学风谨严，一丝不苟，谦虚礼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锲而不舍。先生未从事过新闻工作，当我们班主任后，他也开始了新闻写作。客观地说，他写得很不专业，像写散文一样写新闻，主题不太突出，但他不耻下问，他用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来勉励自己。先生这种认真学习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先生这一生是远离权势的，更不可能秉权行事。但新干班的举办，还是使先生触摸到一次权柄。因为是班主任，全班26个被录取的学生，没开学时，名单已到达先生的手里。他根据年龄、职务确定了三个班干部：《上海铁道报》陶维城年龄最大，且是党员，确定为支部书记，王开忠次之，是刚脱下军装的营职干部，确定为班长，田金志年龄又次之，是乌鲁木齐铁路局办公室副科级秘书，被确定为支部委员。陶兄之所以任支部书记，除年龄大外，恐怕与上海因素有关，班里的同学，只有他一人是上海的，且陈老师的家也在上海。我推测，未开学前，维城兄已投入先生门下。这种资源，无疑是维城兄出任支部书记的主要原因。
苏州距上海较近，且往来火车较多，加之持火车免票，为维城每天回上海创造了条件。下午若是自习，中午吃过饭后，他就走了。天天如此，晚去早归，哪来的时间管班上的事，更无密切联系群众的机会了。当然，也不是不开会，一开会，老兄几句“阿拉”，一套套道理，一个个要求，好像班上鸡毛蒜皮的事，和联合国的大事相连似的。后来和上海人接触多了，我发现这不是维城兄的独创，而是上海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的力量。
班里的同学来自全路的四面八方，什么场面没见过，哪容得维城兄的“阿拉”哟！新干班的党员向中文系总支书记张书记汇报：新干班党支部要重新改选。张书记同意了。那时，新干班支部归中文系党总支领导，而党员占中文系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张书记不得不考虑大多数党员的要求。
选举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维城兄落选了，把李杰选上了支委。李杰的座位在我的前排，他叽哇乱叫：“千万不要选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怎能不选李杰呢！热心肠，为大家办事，班里大事小事都主动出手，早有“候补支委”的资格了，此次进支委，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支部改选后，班干部的职务相应得以调整，班长王开忠改任支部书记，支委田金志改任班长，支委李杰兼班委，负责生活方面的问题。之后，陈老师跟我说：“早知道如此，原来的支委不指定就好了，等同学们到校后选举，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先生不是党员，能说出这话，体现了他的一种道德责任与平生风义。虽是同一师门，同窗共读，人生的澄净与沸腾中，萦绕其间的仍有不确定的变量啊！
1985年国庆期间，学校要搞一次联欢，各个班都要出节目。本科生不怕这个，他们没有免票，回不了家，人人又能唱能跳。我们新干班抓瞎了，个个五音不全，对吹拉弹唱没有懂行的，且有十多位同学假期的前夜溜之大机了。先生找到班长田金志，要求新干班上台演出不能掉链子。那时，不要说掉不掉链子，能上台凑几个人数都算不错了。金志找到蔡国光说：“平时，你每星期回合肥，这次你能不能等开完联欢会再走？不就是晚半天的时间吗？”
按里程论，国光每星期回一次合肥不合情理。那时，南京至合肥不通铁路，从苏州去合肥，需从蚌埠转车，一般需9个小时以上。年轻的国光激情澎湃、精力充沛，每星期舟车劳顿，江南江北地转居然不嫌疲惫。如舍斯托夫所言，那时，“正是我们生命中庄严伟大的时刻。”他岂能浪掷青春啊！金志兄想，平时回就回了，关键时刻，你在校参加联欢，添个人数，再踽踽独行也可啊，无损于爱欲与青春的意志。
国光不听，持着免票回合肥了。陈老师问金志：“这怎么办？”田金志答：“等国光回来开民主生活会。”
国庆节之后，按金志的意见，支部召开民主生活会。因为同学大多数是党员，民主生活等于全班同学大会，陈老师列席参加，中文系总支张书记亲临指导。对国光兄开展热情的同志式的帮助。大家七言八语、辗转铺陈，历数事实，适成思想，同志式的批评热情、理性地送给国光兄，此间的捏拿便是智慧。
国光兄没经历过如此的洗礼，同学们发言之后，他绷着脸，气昂昂地走上讲台，像主角演员亮相一般，两手按着讲台：“你们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对待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使用了文革中常用的经典用语。
台下激起一片笑声：“国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无论什么时候，这一法宝都不能放弃，召开民主生活会，你怎么牵到文化大革命去了？”
同学们众笑，蔡国光憋不住了，绷紧脸一放松，顿时大笑，说：“我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教室里又哄起一片笑声。
中文系张书记最后讲话：“新干班这次民主生活会开得好，开得团结，开得严肃，也开得非常生动活泼。帮助了党员，找到了问题，明确了方向。”
陈老师作为班主任最后也发表了感言：“我开始担心，开这样的会，会扩大矛盾，造成不团结，想不到开了这个会，同学们更团结更和谐了，我爱这个班，我爱同学们！”
浩荃先生给全班同学的印象是，一个具有朴素静穆和蔼等德性的师长印象，他像宋明儒者一样，以出世态度做入世的学问。他虽然不喜六朝清谈名士，但从处世、育人来看，我觉得他颇有魏晋人的通脱旷达风度。我们新干班，人人有个性，个个有特点，有些老师不喜欢我们这个班，认为“刺头”多，课不好上，内战内行，外战亦内行。但我们偏偏遇上了浩荃先生，他丰富的感情，修身的涵养，折服了我们这些学子们。感情是实在的，爱是伟大的，他向我们伸出的爱，是那样平稳而坚实，我们从先生身上获秉了一种学校感，获秉了一种思想的故乡感。我们亦从先生身上感知到，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应是天授地受之关系，因而天听我听，从而感天动地，从而从老师那里学会敬业，学会专注，学会辛劳，离开学校后，学会自己培养自己，去吞吐知识，去追寻理想……
离开苏铁师之后，我与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有新作问世，我总要呈奉先生。我并不是炫耀什么，而是向业师汇报，在这个百代之过客，万物之逆旅的时光长河里，好也罢，歹也罢，我在坚韧地向前走着，脚下仍是通达和平的时间长廊。毋宁，将人生的现实看作是流动行进中的历史，我在自我证明和自我揭示，离开先生后的缓慢演变进程。
而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总是在我惨淡文字的底版上去找关于我的那一缕人生的亮光，写成文字，付诸于杂志报章，流连缠绵，此处清浅，断续之间不绝如缕。据我所知，他先后写我有五篇文章，一篇长达5000的文章发在《青年记者》杂志上，另一篇和储开原老师合著的文章，近整版篇幅发在苏州科技大学的校报上。我多次在电话里恳请先生，不要写我，您年岁大了，老年凄凉而生活艰难的您，要清闲坦然，遂正面去迎接人生盛大的终点，不必为学生而累。至于我的那些拙作，皆是毫无价值的付诸流水之作。但先生不听，他还是一本本地翻着，一页页地写着。他依旧留恋着苏铁师的岁月，他心里依旧装着他的学生。这人间丝丝缕缕，千般牵掛，万种萦念，先生割舍不下。
先生退休后回到上海，住在浦东福山路的一幢高楼里，他无儿无女，与师母挤在一处40多平米的小房里，师母多年患病，有时老俩口身体不好时，十天八天不下楼购物。妹子，哥哥，手牵手，“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这话好像是说给我的老师和师母的。但是暮年的他们，身边并没有太阳。
那年，因采访事，我在浦东待了一个星期，几次去看望先生。他不大的书架上，我的书占了一半。我说：“陈老师，我那些书不值得看，您也别看，保重身体。”师母说：“看你的书，是陈老师与你分享性的交谈啊。翻开书，故你在。这样会给他一种快乐。”
我无话可说了。先生，我的那些稚幼的文字，就算是你的孩子吧，留在你身边，伴你度过凄凉的晚年，无论落日楼头，还是断鸿声里，文字在，如我在，此际无声，彼时有情……
先生去世，已有多年。我皓首穷经之时，焦思竭虑之际，霜晨秋晚，总想起先生。想起先生课堂上讲的那段话：“沪杭之间，有一个叫硖石的小镇。话说1897年1月15日的清晨，一位商人踏上一座驼背的石桥，忽听到桥旁一座富人的宅院里发出一声婴儿的哭叫声。一位叫徐志摩的诗人诞生了……”
这话没有远去，仿佛就在昨天……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朱海燕 || 我的老师——徐民和先生
作者 朱海燕
我的老师——徐民和先生
1986年4月初，我持着苏铁师孟守介和鲁启华老师的推荐信，走进新华社《瞭望》编辑部，投奔到我的实习指导老师徐民和座下，成为先生的一名记者学生。
孟、鲁两位老师与民和师是1959年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五年同窗，情谊深厚。1964年毕业，民和师报考研究生，成绩甚好，不知为什么不招了，他被分到新华社，在国内部资料室做了资料员。后来成为享誉国内的名记者。民和师说：“好在没读研究生，不久，文革开始了，读研究生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我们新闻班毕业实习，按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安排，全部到《人民铁道》报社。但是，唯我独外，孟守介老师是教务处长，不让我回《人民铁道》报，他说，你回自己的单位学不到东西。他把我推荐给徐民和先生。孟师说：“民和具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和深厚的专业背景，能够对你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帮助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使你更快地掌握新闻的采写技能，提高新闻素养和实践能力。”
/《瞭望》创刊号 封面/
《瞭望》是新中国新时期最早的最高层政治公开化的窗口，是世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动向的“风向标”。1981年初，根据穆青同志的提议而创办的。民和师语我：“当年3月25日，当穆青把创办《瞭望》与开辟“中南海纪事”栏目的报告送至中央高层时，3月26日，小平同志批示“可以”。《瞭望》这一名字是民和师所取，意为“瞭亮者的瞭望台”之意。我想，当年为这一刊物取名，新华社领导与一群新闻精英们，肯定思虑甚久，提出了若干个名字，最后民和师所提出的《瞭望》这个刊名，得到大家的认可。《瞭望》传递来自中国高层的第一手独家新闻，深度解读中央决策、前瞻改革动向。站高望远，高端权威，是《瞭望》创刊的初始的气质与底色。
《瞭望》编辑部在新华社灰色主楼的西北角，是一座绿色的楼房。编辑部云集一大批灿若星群的名记者，其中有李耐因、陈大斌、刘野、王焕斗、徐民和、陆佛为、顾迈南、朱敏之等。年轻记者有程青、赵忆宁、林晨、李永增、李勤等。到《瞭望》、到民和师身边实习，是我人生之幸！事业之幸！
报到当天，民和师与我作了一次长谈。
他问我喜欢谁的新闻作品？我说：“人物通讯我喜欢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和您的《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消息，我喜欢阎吾、郭玲春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吴复民的。”
/著名记者 徐民和在《瞭望》的创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了杂志从月刊改为周刊的决策过程，并推动了杂志内容的新闻性和时效性提升。/
民和师说：“很好，这几位都是高手，也都是新华社的。穆青同志与阎吾同志就在隔壁楼上，郭玲春的家在《瞭望》编辑部西侧的这座高楼上，除上海的吴复民远一些，其他同志都在这个院里，有机会，你会见到他们的。”
民和师说：“记者的第一职能是纪录历史，但历史涵盖了许多事物，包含方方面面的知识。任何一个记者，在课堂里学的知识，都不能适应面对的历史，不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生活。记者是不变的，面对的事物是变化的，所以，要以不变应万变，就需要不断地学习。”
他说：我不能为你直接移植新闻写作的才能，我只能告诉你培养新闻写作才能的方法和途径。走上这条路，需要学习读书，去培养一种“牵引知识的能力”。记者不是专家、学者，若是专家、学者，他就去做专家、学者，而不去做记者了。但是，为什么有些记者写专家、学者的文章，看上去很专业、很内行呢？就是因为他有“牵引知识的能力”，会“现炒现卖”。如徐迟的《哥达巴赫猜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他说，一个记者拥有“牵引知识的能力”不是容易做到的，需要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去感悟、去摸索、去尝试、去练习、去掌握，把课堂上学到的兵法转化为自己的专业才能。这种转化过程，有些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能感觉到，但语言又不能准确地表述它。但有三个方法你必须牢记。第一，必须阅读。阅读书籍及经典新闻作品；阅读有影响媒体的新闻报道，看它们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阅读受众，看什么样的新闻能引起他们的关注。第二，必须思考。思考有影响的作品引起反响的原因，思考其取材的标准、主题设定的原则、结构的奥妙与表现技巧。好好琢磨，如果你去写同样的事件，你会怎么写？有没有超越这些作品的路径？第三，必须写作，不管你采访下多大功夫，事迹多么感人，最后只有写出来，才能完成它的新闻作品形态。成功与否，要看笔下功夫。无论写人、写事还是写思想，都要力求写得准确、简洁、生动，写得引人入胜。要选择好角度、组织好结构，还要注意语言的方式。但是，要记住写作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是一个苦差事，你必须准备吃苦。
/作者 在青藏铁路工地采访/
民和师的这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尤其是“牵引知识的能力”这句话，使我受用一辈子。后来我做了报社的社长、总编辑，每次开记者会，我都把民和师的这一新闻观念传达给他们，要求他们要做“火车头”，后面牵引着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民和师身为主编，十分繁忙，每日要接收来自全国各分社与世界各分社的大量稿件，有许多来稿，他要亲自修改。有时，我听他打电话，询问对某领导、某经济学家、某科学家的采访怎么样了？采访中要注意什么，表达什么观点，他都会在电话里一一交待的十分清楚。
他在那边打电话，这边我心里思忖，如果这些人物与事件交给我去采访，会是什么结果？肯定采访会失败的，因为自己的学识无法应对这些经济界和科学界的大佬们。
不忙时，民和师会把椅子移到我对面说：“这几天太忙了，没顾上你，现在抽点闲空，咱们交流交流。”他真是用心在指导我，真的把我当成了学生，真的在手把手地教我。”
我说：“老师您能不能讲一讲您发表第一篇新闻稿的情况？”
/1995年徐民和（右一）陪陈慕华和李源审定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摄影作品/
他说：我当记者是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8月，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见了几个到中南海的红卫兵，发出了一个人人皆知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事发生时没有记者在场，消息是红卫兵小报传出来的。因此，中央文革小组就在中南海西门外设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的报喜的群众。新华社国内部派我们一批年轻人作为记者，轮流值班，看有什么新闻可以发出来。大约是那年的8月9日，我在那里采写了第一篇新闻：毛主席给新生的《中国妇女》杂志题写刊名。第二天，《》头版头条刊发了我的这篇新闻。总社国内部看我是块当记者的料，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我即作为记者参与报道了。
/李月华（1938一1971）女，泗县人。1955年参加工作，先后任职于泗县刘圩乡联合诊所、曹沟乡联合诊所。1959年参加医疗普查队，深入农村，为农民治病。1971年患脑型虐疾，由于在持续高烧中带病抢救产妇，劳累过度，引起严重脱水和酸中毒，光荣殉职。宿县地委追认她为正式党员/
我说：1972年8月间，《安徽日报》发表《白衣红心李月华》时，我在上中学，这篇文章读的我热泪盈眶，文章的主要执笔人施培毅是《安徽日报》的副总编，后来做了我家乡阜阳地委的宣传部长，与我相识。同年12月19日，《》刊发了《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篇通讯，我感觉比前一篇更好，听说第二稿的执笔人是您，您能否讲一讲这篇通讯诞生的背景。
民和师陷入沉思，仿佛又回到当年。思索片刻后，他说：当时《安徽日报》发表李月华这篇通讯后，随后，又发了几个版的李月华的小故事，十分感人。新华社认为这是个好典型，指派安徽分社作报道。国内部指派我和报道卫生工作的杨惠民同志负责此稿的编辑工作。
9月安徽分社记者田文喜同原通讯的主要执笔人、《安徽日报》副总编施培毅，政文组负责人王畅平，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褚水敖、宿县地区报道组俞乃蕴、泗县报道组郝胜利等来到总社。来之前，他们一行又去泗县采访了一段时间。他们一到北京，总社政文组的负责人加上我，即与他们一起开会讨论改稿的主题结构、角度。他们先后改了两稿，领导不甚满意。国内部领导决定由我执笔，作进一步修改。我改完后，又交给穆青与冯健同志，他们边读边议，再进行修改，最后写出《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民和师说：由前到后，说明新闻需要发现。《安徽日报》的通讯是一重发现，新华社补充改写后向全国的报道，是又一重发现。这两重发现都需要一双慧眼，一种文字功夫，才能发现李月华精神的可敬可佩，并将这种精神形诸可读可感的文章。从而生发出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第一重发现相对来说更为难得，没有它，新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没有第二重发现，就不可能有后来那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重发现，是由生活原生态发展到了新闻的观念态。
民和师问我：“关于李月华的这两篇通讯你都读了，你认为《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篇通讯好在哪里？”
这是老师现场对我的考问。
我回答：第一细节描写生动真实。通讯对李月华产后第五天深夜抢救蒋大娘的外孙的细节描写，展现了她在恶劣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如李月华深夜来探望蒋大娘，雪花还在飘着，她前来的两行脚印还没有被雪覆盖。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了她的敬业精神。雪花没覆盖她之前的脚印，说明时间不长，她已经来看蒋大娘两次了。半尺厚的雪，唯有李月华的脚印清晰可见，说明天气之恶劣，只有李月华的足迹踏过这片雪原，而无他人。
第二是人物形象丰满。李月华不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还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病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如，她用奶水喂养邻居家的孩子，使得她的形象更加丰满感人。
第三是社会影响深远。1972年12月19日《》发表了这篇通讯后，李月华事迹传遍全国，激发了全国人民向她学习的热情，至今她的名字和事迹仍然令人难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和师对我的回答基本满意。
/姚雪垠（1910年10月10日－1999年4月29日），原名姚冠三，河南省南阳市邓州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第六届、七届政协委员。/
接着，我向老师问另一个问题。自文革开始后，所有媒体的文章均不署名，您的那篇《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访作家姚雪垠》通讯，落下新华社记者徐民和的名字。由此开始，恢复了文章署名。这背后有什么背景？
他说：当时总社考虑要恢复记者署名，但要逐步实行，选择较好的作品开始，不是我想署名就署名的。我写的访姚雪垠一稿，国内部总编在发出时，值班的一位主任认为写得好，就加上署名了，赶巧了成为新华社恢复记者署名的第一篇。
我注意到，在新华社成立50周年时，新华社编了一部题为“50周年100篇名作”一书，将民和师执笔的《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与《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访作家姚雪垠》同时选入。实属难得。
《瞭望》编辑部办公室拥挤，中午大家无法休息，几位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东拉西扯、天南地北的聊天，有常青、赵忆宁、李勤与我等人。这时，民和师坐着椅子上微笑着听我们瞎聊，时而插一句，但谈话的主体人不是他，而是我们。一位小关姑娘，问我有没有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我说：“有啊！”我问她谁读？她说：她哥哥想读。我说：“你什么工作？”她说：“是工人。”我说：“工人怎么读这本书啊？”
民和师听我这么问笑了起来。上班后，他对我说：“小关可是书香门第啊，家里的藏书肯定要比你多。她爸是大学者，是哲学家。”我问：“是谁？”他说：“关锋，你知道吧？是小关的爸爸。”我说：“怪我有眼无珠啊！”
民和师反而笑得十分开心。
实习一段时间后，民和师对我说：“你要写篇文章，在《瞭望》上发表，对你这段实习也算作一个交待。《瞭望》发稿不像报纸，发一事一报，表扬好人好事。《瞭望》的稿子讲究宏观性，对全局有指导性，我考虑了一下，铁道部最近搞“铁路大包干”，据此，你写一篇具有时政特点的深度报道。
根据民和师的意见，我到铁道部有关司局采访了十多天。稿子写完好，交给民和师，他看了两遍，说稿子写的不深不透，没把问题说清楚。有许多话，都是铁路语言，社会读者不理解，是半生不熟的夹生饭。
民和师教导我，一定学会“翻译”，把铁路语言、政策表述翻译成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群众语言才是群众爱听爱读的新闻语言。
民和师还说：“铁路大包干是铁道部部长丁关根提出的。丁部长是什么观点？他为什么提倡搞大包干？依据是什么？前瞻性的效益如何？都没说出个一二三来。他要求我重新采访，最好直接采访丁关根部长。
为了给我提供采访的方便，民和师以《瞭望》编辑部的名义，致信铁道部办公厅，恳请丁关根部长接受《瞭望》的采访。铁道部办公厅向丁关根部长汇报后，答应采访时间安排在第二天的下午。
第二天下午，我在丁关根部长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专访。使我对铁路大包干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几天后我写出第二稿。民和师看后，肯定了第二稿。但他对有些段落仍不满意。他对我说：“这一段应该这么写，你看。”他一边嘴里说着，一边在稿子上写着。落在纸上的文字，全部是他嘴中吐出的话语。我打心里佩服老师，什么是群众语言？他说的就是！什么是笔下功夫，从心是喷出的话语就是！没有千锤百炼的真功夫，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朱海燕与新华社泰斗穆青先生合影/
这篇题为《中国铁路业的大胆改革》的时政报道，很快在《瞭望》海外版头条刊发了。第二天，我刚踏进民和师的办公室，他微笑地对我说：“海燕，祝贺你！老头子打电话来了，表扬了你的这篇稿子，他说写得好！”民和师所说的“老头子”，就是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我真是不敢想啊，一个没有出道的实习记者的稿子，居然受到穆青同志的表扬。如果没有民和师的亲自指导与修改，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月底，新华社全社评比时，我的那篇文章评为新华社二等好稿。
一天，中国经济学界在首钢开一个经济论坛学术研讨会，会议主持人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冠“总干事”衔，由于时隔近40年，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讲起经济学，弄得我一头雾水，根本听不懂。我向他提问，他不客气地说我是外行。好在我留下了他的电话。回到《瞭望》编辑部，我向民和师汇报了这件事：“我说抓瞎了，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民和师问我这位总干事叫什么，我告诉了他。民和师说：“他的经济学观点受凯恩斯观点的影响。这样，你到图书室把萨缪尔斯的《经济学》借出来，再把熊彼德的《经济周期》这本书借出来，好好啃一个星期，再去采访这位总干事。我按民和师所说的照办了。一星期后，当我再次采访这位经济学家时，他送我一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矣。”
在民和师的教诲下，我知道了什么是讲故事的新闻，什么是提供信息的新闻，什么是进行对话的新闻，什么是指导大局的时政性新闻。民和师使我明白了，作为记者要努力完成的任务就是用书面语言的力量使你听到、感觉到——首当其冲的，是要使你看到。这就是我的全部目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如果我成功，你应该在我的文字中找到我的脚印，找到恩师的心血与汗水。
毕业实习结束时，民和师送我几句话：“一切刚刚开始，经历是最大的财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去拥抱经历；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以此穿越时代的经纬……
/朱海燕 在青藏高原采访/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朱海燕 || 我的老师——刘海贵先生
作者 朱海燕
我的老师——刘海贵先生
1970年9月，一位刚满20岁的上海青年，插队到淮北固镇县的王庄公社濠铺大队。
固镇位于谷水之北，古称谷阳。因垓下之战发生于此，被称为汉兴之地。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曾在此为官，写下了《说文解字》，开字典之先河。
濠铺，在固镇的东南，紧靠五河县，是全县最偏远贫困之地。这位青年把青春交给大地，把身体交给汗水。因表现突出，1973年他被推荐加笔试录取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工农兵学员六届中的第三届，也是六届工农兵学员中仅有的推荐加笔试的一届。笔试，是邓小平1973年复出时提出的，后被批为右倾翻案风。
那一届学员需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方能录取。张铁生因没有笔试的功夫，成了白卷先生。
同一时期，在固镇西面100公里外的利辛县，一位将文学与新闻混为一谈的中学生，竟能熟背《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篇通讯，渴望日后做一个名满天下的记者。
/刘海贵，出生于1950年9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新闻采访写作学》（新修版）、《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作者，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
十多年后，这位青年与这位中学生在苏州的一所大学里相遇了。当年的上海知青成为这位中学生的老师，他叫刘海贵。那位中学生就是我。
海贵师虽是工农兵学员，心里向往的则是古圣今贤，与之灯灯相映，心心相印，磨砺心志，明堂辨学，辟壅析理，黉门讲论。日子平静如水，心灵却风雲激荡。在知识贱如白菜的时代，他苦读3年，留复旦新闻系任教，以此为业，念兹在兹，唯教书一事。
1984年，先生走进我们课堂时，他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师了，教授我们新闻采访与写作。他讲了新闻采访的定义与特点，新闻采访的活动方式，采访与写作的关系，以及采访前的准备、采访中的技巧与采访后的整理。之后，讲写作前的准备、写作的技巧和写作后的修改。
新闻课我听了不少，但听先生的课，使我耳目一新，过去新闻实践中遇到的曲折与障碍，一下子懂得了如何避免，如何排除。我觉得自己像个西行取经的人，终于踏上了一条取经的路。先生讲课，像一个算术老师，一道算式一道算式地拉下来，顺藤摸瓜，找到最终的结果。一路都是干货，能够听懂，能够学会，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先生第一次讲课，提出记者要学会“拆墙”的概念，迅速打开被采访者的心理壁垒，让他与你能够畅通交流，吐出心里话，不能瞎跑瞎问。要作好前期准备，如知识的储备，问话的路径。就好比战士上战场带上充足弹药一样。
/刘胡兰烈士的父母/
这话对我震撼很大。下课时，我跟先生交流，讲我刚做记者时不会采访，不会拆墙，碰钉子的事。那是1983年的中秋节，我去山西文水县的云周西村采访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那天，刘胡兰的父亲正病着，在东间里躺着，胡文秀在外间伤感地坐着。我没头没脑地闯进去，连几句寒喧的话都没说，便开门见山问胡妈妈：“您的生活好吗？”胡妈妈反问我：“我是刘胡兰的母亲，在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你说我生活好不好？”这句话问得我很是尴尬，不知怎么接话。
海贵师语我：这就是不会“拆墙”的表现。事先应该问问刘胡兰的邻居，刘大爷与胡妈妈身体况状，知道刘大爷正在病中，买些月饼和水果看望老人，这样拉拉家常，问候问候老人，可能就出现一种充满人情味的义理气象。即便不知老人患病，作为记者去拜访英雄的父母，又是中秋节，也不应空手闯入。这样，你的采访就能顺流而下了。
这“失”之外，海贵师问我采访中有无所“得”？我向他讲述我采写《振兴大西北的壮举》这篇通讯的细节。此文是庆祝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到格尔木的长篇通讯，在《人民铁道》报头版头条发表。建设十年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运营，是铁道部的一件大事。采写这篇通讯，自然不能忽略青藏高原艰苦的生活环境。在表现艰苦方面，有成千上百的事实可以选择，但我觉得那些事实缺少陌生化与差异感，少了高原天地的韵律，不能揭示歌哭由己，悲欣在心的荒无人烟、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
/原铁道兵七师政委、中国铁建党委书记孙有礼/
我选择发生在铁道兵七师政委孙有礼生活中这样的细节：儿子孙胜还不懂事时，随父母去了荒无人烟的高原，到七八岁时，没见过河中的鸭子，不知鸭子长腿还是不长腿。吃过苹果，没见过苹果树。下高原到西宁时，见柳树也要吃苹果，见杨树也要吃苹果。由此揭示铁路建设者，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
海贵师说，这个细节用得好，体现出人文精神与高原的地域特点。那时，先生正在写一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学术专著，他将我的这一事例，写进了他的书里。
先生教诲我们，使用技巧要随着受访人的心情，随时拿捏应变，千万不能一条路走到黑，要转变话题破冰，让受访人的心情回暖，慢慢引回正轨，就像开车遇到障碍，巧妙绕开，继续前行。老师的话不一定是什么理论，但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可循的经验。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实践，经验亦有异曲同工之妙。经验多所光大，同样构造出燦然大观之效。
有一年，报社派我去采访大同铁路分局局长常国治。常局长说太忙，无时间接受采访。我说：“我不采访，就是跟着你跑跑，了解分局的运煤情况。”这样，他去哪我去哪，跟他跑了半个月。没专门拉开架子采访，但半个月在路上、在车里，他所吐出的酸甜苦辣，要比一次专访还深刻。据此，我写了12000字的长篇通讯《咽喉的忧患》。文章在一版头条刊发后，大同分局印成文件形式，下发职工学习。分局党政工团组织，分别致信报社表示感谢。如果当初常局长不接受采访，我“偏向虎山行”硬性采访，肯定达不到前者的后果。
后来，我在采写京沪高铁《当惊世界殊》这部1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采访南京大胜关大桥北段的项目经理袁先流，他说，没时间。又说，给我20分钟的时间。我说：“我只需15分钟的时间。”
/刘海贵 著《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在那短暂的对话中，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按照海贵师的教诲，“破冰”，让采访突破时间的牢笼，借时间以重组时间，让他的话语驰骋八极。不宁唯是，这是一个彼此拥有价值和尊严的时间，关键在于如何拿捏提问的方法。我问他：“你是哪里人？”他答：“红安。”红安是将军县，“将军”这两个字是否可以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我问：“你家有将军吗？”
袁先流一下激动起来。他说：“中将胡其才是我母亲胡其华的堂哥，我爷爷是胡其才的姑父，是爷爷带胡其才参加红军的。在黄麻起义前，爷爷就参加了革命，我家是革命者的据点，徐向前、李先念、周纯全等老一辈革命家常在我家开会。因煤油灯太暗，不易记笔记，周纯全从武汉买了一盏马灯。这盏马灯，常映照着徐向前、李先念、陈昌浩等革命家的身影。后来，我爷爷随红军西征时，我奶奶举着这盏马灯为我爷爷送行。解放后，我父亲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时，奶奶和母亲举着这盏马灯又送走了我的父亲。1961年，作为段长的父亲，在修南京长江大桥时，为救工友牺牲了。”
袁先流一路讲来，时而仰天大笑，时而流泪不止。他说：“1973年，讲成份论的时候，我在中学里入团遇到麻烦。这麻烦来自我爷爷，他是叛徒，是逃兵？是牺牲，是活着？弄不清这个问题，我就入不了团。无奈，我给解放军总后勤部周纯全副部长写去一信，询问我爷爷的情况。1934年至1935年间，周是政治局委员，是他带我爷爷参加革命的。我爷爷的情况，他是最可靠的证人。不久，周纯全给我，同时也给红安县委回信，证明我爷爷在红军西征时是先谴营营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由此，红安县委确认我家是红军家庭与烈属。1977年，我到大桥局参加铁路工作时，我母亲又是举起这盏马灯送我上路。我家在大别山山区，距县城几十里路，必须起早，在早晨才能赶到县城，从那里坐车去武汉。
围绕这盏马灯，他哭着笑着讲了一个上午。仍不尽兴，又和我谈了一个下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导刘海贵先生/
海贵师教诲我们，采访一定有一个双轨、多轨一体间的架构，这条路不通，迅速转向另一条路径，让谈话兴趣一直处于沸腾的状态。他说，如果采访一位创业青年，你问他：你创业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是一种开放式问话，能让他畅所欲言，说出背后的酸甜苦辣。到此还不够，再补上一句：这个挑战解决了没有？这是封闭式跟进，锁定关键信息，不让回答跑偏。也使整个信息链条圆满。
先生教导我们，“反常”就是新闻。在采访中，遇到某件事反常，刨根问底，肯定会获得出乎意料的新闻。此法，让我受益匪浅。1994年5月13日，我带一个通讯员去京九铁路采访，二人订三张卧铺。当我把剩余的一张票号退给列车员时，她连“感谢”二字都忘了，转身就走。我断定这张票会有文章，因为她的表现反常。围绕这个铺位，从北京到郑州，倒卖两次。跟进我对全列车进行暗访，发现整个列车敲诈勒索旅客现象多达几十起。我将这一问题直接报告给铁道部部长。铁道部对此专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对南昌分局提出严厉批评，整顿数月，开除路籍数十人，从车队到分局领导几十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在青藏铁路的采访中，我也遇到一件“反常”的事，接着刨出像电影一样的故事。那是采访一位女职工引起的，女职工的家在大兴安岭林区，他爱人的家在广东花县，南北相距万里之遥，这对青年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原来女职工的父亲当年是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的侦察连长，大军南下解放花县时，侦察连长找一位当地的放牛娃当向导，进城侦察敌情。花县解放后，连长投入解放海南岛的战斗，接着抗美援朝，归国后转业到大兴安岭做了林场的场长。“文革”中说他在解放花县时当了叛徒，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的，只有当年的放牛娃。好在，他记住着放牛娃的名字。外调人员找到了这位放牛娃，为他的与解放找到真凭实据。这位场长重新工作后，为感恩特地飞赴广东，感谢这位放牛娃。这时的放牛娃已是近50岁的中年人了，他的儿子在铁道兵二师当兵，这样，场长便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放牛娃的儿子。故事，迭宕起伏，离开历史就没有人，人性就是历史性，历史性就是人性。故事皆史，史即故事。恰如古贤所言：“天地始者，今日是也”。
/刘海贵 总主编《外国名篇卷》/
先生教诲我们，采访素材一大把，怎么写成一篇好新闻？标题最重要，标题是纲，好标题一下子可把利用的素材拎出来；标题不好，许多可利用的素材会被舍弃。
对此我体会尤深。1996年9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刚通车的京九铁路。铁道部向总书记的汇报，是韩杼滨部长指定由我执笔撰写的。与总书记同行的，铁道部除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外，我是唯一的铁路人。从北京至深圳，一路收获满满。但是，当构思这篇15000字的通讯时，标题怎么也想不出来。从深圳到北京想了一路，一直到火车驶入北京站时，一个鲜亮的标题《正是金秋送爽时》突然蹦了出来。
每一个新闻标题都是“使绝劲”的产物，皆因使绝劲，一个个标题的推出，又都是记者的自我挑战与自我超越。青藏铁路由格尔木、安多南北两向铺轨，在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接轨。对这一重大新闻，吕正操将军与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阴法唐都打电话表示祝贺。我便以《青藏铁路飞上唐古拉》作为消息的标题，自己甚为满意。但是，之后又一个新闻标题困惑了我。唐古拉接轨有这么好的标题，青藏铁路铺到拉萨用什么标题呢？论重要，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为想一个好标题，两个月，把自己折磨得寝食难安。最后终于想出《中国铁路实现飞天梦》这一标题。此消息荣获中国新闻奖。
海贵师教我们时，常让我们解构某一新闻名篇，打破重组，重新改写导语，组织结构内容。开门见山式也好，缓延式推出也罢，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让我们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赶上或超越范文名篇。古人说“读史宜映雪，以莹玄鑑。”名篇在前，我辈参合，意气恢宏，为我们营造了通天绝地的精神大厦。开始，我在《人民铁道》报被视为只会写通讯，而不会写消息的记者，在先生的教诲下，我苦读阎吾、郭玲春及中国名记者的消息，通向消息的路径渐渐青春般的敞亮豁朗。后来，我8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其中有7篇是消息。
另外，对新闻的鉴别审美的意识提高了，知道了好新闻好在哪里。那时，班里订的《》，刊发了李克林的《今日大寨》，《解放军报》刊发了昆明女工邓阳昆爱上对越反击战受伤战士安忠文的通讯，《新民晚报》刊发了吴复民的《大上海正在崛起》的消息。我说这三篇新闻将获本年度全国好新闻奖。次年评比结果揭晓时，三篇新闻赫然在列。
一字之师为师。而我从先生那里，除学得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仁爱之心，另外学到了扎实的学识，学到了程咬金真正“三板斧”的真功夫。学以致用，立竿见影，落纸为墨，一清二楚。何谓名师，此可是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刘海贵先生/
有一年，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邀我去与他们的博士生与硕士生座谈，会上我见到了海贵师，这是自苏铁师毕业之后第一次见到先生，那时，他已是著名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了，他诚恳地邀请我去复旦，在新闻学院的讲台上站它3个小时，讲一讲做记者的酸甜苦辣。由于那时还在职场，忙于事务，终未成行。
先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人，有不凡的心智与心性，与他相识时，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名师。但他认为自己的学历与知识不够，不能光大与天地，不能彰显知识的优美与强毅，1987年，38岁的先生又投入著名教授徐培汀门下，攻读研究生，最终完成的是一个“学以成人”的伟大凄美，展示先生知识结构的曲折幽微与浩瀚澎湃，借知识之舟横渡至彼岸。这种自我砥砺之精神，毋宁，如寅恪先生所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行文至此，我心久久不能平静……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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