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难题“泰山压顶”，十字路口的中国风电何去何从？
文 | 华夏能源网
2025年，走到十字路口的中国风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激烈的风机价格战在2024年短暂歇火，却仍有多次招投标越过行业自律的“价格红线”，行业内卷依旧暗流涌动。
另外一方面，中国风电整机商开始逐鹿全球，出海成为破卷突破口。然而，出海势头刚起，欧美猛烈的“反风电”浪潮就迎面撞来，出海路充满凶险。
与此同时，国网、电网今年对电网投资陡增2200亿元，为缓解电网压力、破解风电消纳困境打开了的希望之门，但短期内的绿电消纳难题依然是头疼问题；新能源电力全部入市交易的政策落地，更是打破了风电收益保障，刚刚站稳脚跟的风电需要迎接更加激烈的市场风浪。
面对这些接踵而来的新挑战，中国风电该何去何从？2025年的中国风电，需要回答好三个问题，答案里写着中国风电的未来。
“价格红线”保卫战，注定是“持久战”风电行业的“内卷”，贯穿了过去数年，2024年企业间的低价竞争已“见红”。
2019年到2024年，陆上风电机组平均价格由3800元/kW跌至1440元/kW，下滑幅度超过62%，整机商毛利率普遍低于10%，一些企业以低于成本价投标抢市场，风电产业链大面积亏损，利润凭空蒸发，甚至引起一系列质量问题和行业动荡。
业内人士无不感到阵阵寒意，痛心之余却无可奈何。在一场行业论坛上，金风科技副总裁李飞感叹道：“价格‘内卷’没有真正的赢家。”
去年9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秘书长秦海岩亦公开撰文，痛斥“低价恶性竞争有百害而无一利”，直指低价恶性竞争背离了市场价值规律和基本的商业原则，扭曲了价格机制，过度竞争给产业发展造成多重伤害。
该文发出一个月后，行业在反内卷上终于有了共识：10月，12家风电整机商签订自律公约，明确“不得以低于其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11月，40家风电招标央企和整机商座谈，就行业低价恶性竞争问题形成共识；国家电投和华润两家央企优化评标规则，提升技术权重，避免最低价中标。
在年度风电新春茶话会上，秦海岩表示，10MW机组的合理成本测算为1200元/kW。这意味着，1200元/kW应该是行业达成共识的“价格红线”，在招标过程中不应被击穿。
在风电行业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风机价格在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回暖迹象，这被认为是反内卷工作起到了实效。
但这一趋势能否持续，仍要打个问号。在行业自律公约签订后，“技术性亏损”的抢标行为依然存在，且非孤例，11-12月分别有1家电力央企和4家整机商突破红线，以低于1200元/kW的价格中标6次。
若“价格红线”稳不住，将会把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共识推向悬崖边，而整个行业也将再次掉进低价竞争的漩涡中。
就在最近，海风机组再度创下新低：某海上风电场招标公示，第一中标候选人投标报价为2910元/kW（含塔筒），若去除塔筒成本，海上风机单价约在2600-2700元/kW。CWEA的数据显示，2024年海上风机不含塔筒加权平均价格为2775元/kW。
为何仍有整机商要以低于红线的价格进行投标？
有业内人士对华夏能源网（公众号hxny3060）说了实话：站在开发商角度，当然希望风机价格越低越好，而1200元/kW“价格红线”，是站在整机商角度的自我保护，为了防止企业过度失血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这条红线对于整机商而言是有利润溢出的，正因为有利润，所以才会出现低于“价格红线”中标的事件。
另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只要电力央企的评标规则不全面改变，就难以遏制风机价格下跌，甚至可能出现“阴阳合同”，即明面上不低于“价格红线”，台面下却会多签一份补充协议，实际中标价格要低于红线。
从这些业内声音可以看到，“价格红线”的落地困难重重。摆在风电行业面前的挑战是，若红线僵化，可能阻碍技术进步与市场自然调节；红线对整机商有一定约束力，但无法约束电力央企；自律公约的红线也不具备法律效力，没有相关部门出台惩罚机制，无法遏制恶性低价竞争行为。
更关键的一重变量，在于风机大型化在继续。理论上，大型风机成本还会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垫更厚，就难免再次发生低于“价格红线”的中标现象。
从2023年初陆上10MW机型正式发布，短短两年时间，10MW机型已成为陆上主流风机，占2024年招标总量的18.3%，15MW陆上风机实现批量装机，其他更大的机型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因此，即便现阶段价格出现回暖迹象，但随着大型化风机应用和其他方面的降本，成本在动态变化，“价格红线”如果是一条死线，难免出现阳奉阴违的情况。
实际上，将视线拉长，这条1200元/kW红线是必然无法守住的。所以，“价格红线”并不是刻舟求剑中画在船上的那道线，这场保卫战的核心是并未固守某一数值，本质是构建健康竞争生态，推动行业从低价恶性竞争转向高质量发展，从“成本驱动”迈向“价值驱动”。最重要的是，改善电力央企的低价评标规则，建立起开发商与整机商的长效、动态的互利双赢机制。
综上可见，红线保卫战注定是持久战。风电行业需要形成新的共识、观念和秩序，行业自律只是这场保卫战的开端，未来的战事将漫长难熬、艰苦卓绝。
风电出海“逆流”几时休？面对国内低价“内卷”，风电出海势在必行，到海外寻求更高的利润增长成为中国风企的必选项。
“中国风电迎来了国际化的巨大机遇，”秦海岩在2025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上指出，到2030年，亚太地区除中国外，陆上风电产业链只有印度可基本满足建设需求，海上风电产业链均不满足本地与区域建设需求。
“离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其他地区基本不能实现规划目标。”秦海岩在PPT上这句话，给在场的风电人描绘了未来的星辰大海。
不巧的是，当中国风电企业刚打开出海大门，等待着的却是欧美政客高高举起的“反风电”大旗，一场全球化逆流开始上演。
前不久，德国选择党推举的德国总理候选人魏德尔（Alice Weidel）扬言“将拆除所有风机”；英国政客近日也接连跳脚，企图污名化中国，宣扬中国风电；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政客也纷纷阻止风电场的建设，这为风电全球化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见华夏能源网此前文章：《特朗普“领衔”全球掀起反风电浪潮：风电不应该被“政治化”》）
政客们不止是口头大放厥词，对风电施加“紧箍咒”，在政策方面也下出狠手。1月20日，特朗普上任第一天便签发了“史上最严风电禁令”，暂停风电项目批准、许可和贷款，直接暴击风电行业。
与此同时，欧美高筑贸易壁垒，激烈的贸易摩擦为中国风电出海蒙上了一层阴影——2019年以来，墨西哥、欧盟、加拿大、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均对我国风电相关产品发起过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如今，逆风更甚。
去年4月，欧盟宣布依据《外国补贴条例》（FSR）对中国在欧盟五国的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发起调查；去年12月底，越南对原产于中国的风塔及风电设备部件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决定对中国涉案产品的普遍生产商/出口商征收97%的反倾销税。
欧美对中国风电设备出口步步紧逼，加征关税、设置进口配额等都还只是前菜，碳足迹追踪以及供应链“本土化”也接踵而至。
去年5月，欧盟理事会批准通过的《净零工业法案》提到，到2030年，欧盟至少40%的风力涡轮机在欧洲本土制造。
重重施压、围追堵截之下，中国风电的出口空间被急剧压缩，整机商的海外订单也无法及时转化为业绩。
华夏能源网不完全统计，风电整机商2024年海外新签订单规模约在26GW左右，而2024年风机出口容量为5.5GW，两者相差约5倍，同时，风机出口增速约53%，相较于2024年海外新签订单接近300%的增速仍有较大差距。
面对各种困境，中国风企不得不思考新的出海路径，开始将工厂建到海外，重构全球供应链。
不过，制造业外迁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海外建厂不仅要面对当地法律法规、碳足迹认证、风电技术标准修订、独资还是合资等一系列新难题，还要时刻提防劳工文化差异，以及关键原材料限制、本土员工雇佣比例、融资附加条款等，合规问题的复杂性超乎想像，会迫使中国风企大幅提升投资、管理等成本，再度削弱中国风企的竞争力。
更残酷的现实是，中国风企出海建厂的计划刚提上日程，价格战就已出现加速“外卷”的迹象。
2023年以来，Vestas、Nordex等欧美风电巨头的风机价格逐步上涨，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出口的风机价格却在持续下跌。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出口的风机价格相较于西方竞争对手平均低了20%；2024年上半年，中位数较欧美风电整机商低28%，到了下半年，这一数字打到32%。
两者的数值还在拉大。尽管中国风机在海外售价比欧美低近三成，但价格快速下跌趋势无法忽视。此前有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出，企业出海时一定要考虑清楚策略，不要贴着盈亏线报价，且注意回款与账期，风险总是与诱惑并存。
在挑战中如何拥抱机遇、平衡好风险与收益，是遭遇出海“逆流”的中国风企最需要找到的“技能包”。
新能源消纳的坚冰难消融在低价竞争、出海遇阻之外，长期困扰中国风电的并网消纳难题也难以解决。
新能源发电远离负荷中心早已不是新题，“三北”地区拥有80%的风电资源，而70%的用电需求主要在中东部地区，两者相距800至3000公里左右，这就造成了当风机叶片在西北的荒漠上转动、光伏板在戈壁上熠熠生辉时，发出的绿电却难以得到完全消纳，弃风弃光现象成为心头之痛。
部分省份，因新能源装机过快增长导致消纳压力陡升。202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新疆、西藏等新能源发电大省的风电利用率，均比2023年有所下滑，平均在2个点以上。财新去年的一篇报道中，一名五大发电集团的人士称，新疆实际的弃风弃光率已经达到30%-40%。
节能风电（SH:601016）也在最近的投资者活动中透露，“弃风限电”是影响公司经营业绩最主要的因素。“三北”地区的风能资源丰富，全区域性的风电场建设速度快、规模大，但用电负荷中心又不在这些地区，向国内用电负荷集中区输送电能的输变电通道建设速度及规模跟不上风电等绿色能源的建设速度及规模，导致“弃风限电”现象的产生。
区域间资源禀赋与负荷需求不匹配，加剧了“西电东送”的调度难度。而弃风弃光的另一大原因，是电源侧与电网侧的投资比例失衡。
过去4年间，中国新能源装机迅猛，由5.3亿千瓦跃升至14.1亿千瓦，风电和光伏新增装机量接近8.2亿千瓦，年均新增超2亿千瓦，甚至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突破3亿千瓦。
如此巨大的新能源装机并网，直接挑战电网承载能力，与之相对应的却是电网投资相对滞后：2024年全年电力工程投资超过1.7万亿元，其中电源投资11687亿元，占比66%；电网投资6083亿元，占比34%。从电源投资的结构看，新能源投资快、占比高也给电网带来巨大压力，导致电网出现“接不进、控不住”的问题。
2025年开年，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下了一剂“猛药”，电网投资陡增2200亿元，预计今年总投资将超8250亿元，直追近几年来一直高位运行的电源投资。（见华夏能源网此前文章：《重磅丨国网南网“豪掷”8000亿，2025电网投资大提速》）
“猛药”能否见效，还需拉长周期观察。短期内，加大电网投资仍难以根治当下电源与电网的不匹配矛盾。
一方面是由于新能源项目建设周期与特高压工程建设周期存在时序差，特高压工程的从规划、核准、建设到投运需要数年时间，风电、光伏项目装机仅需1-2年，往往是新能源电站迅速落成，特高压工程却跟不上节奏。“风电和光伏很快可以开建，但跨省通道开建前的工作就要四到五年”。时任国网甘肃电力副总经理行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指出。
另一方面，新能源发电具有波动性、间歇性和随机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在建设周期的时序差下被放大。
2024年上半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合计约占全部发电量的20%，但电网灵活性资源（如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的规模和调用效率仍不足，难以有效平抑波动，而电网在接纳绿电时，面临巨大的调峰压力，为了应急调峰，新能源发电量越大，越需要更多备份容量（多为煤电）。
据业内人士测算，原来1.2千瓦煤电能为1千瓦用户供电，新能源接入后，1千瓦的用户需求，需要“1.2千瓦的新能源+1千瓦的煤电”才能得到保障。
这不仅提升了电力系统的成本，也带来了新的消纳难题：每天大量煤电机组平时不开机，一旦有应急调峰任务，火电厂可能要在单日内多次启停机组，去年多家火电厂设备损耗成本超过了调峰补偿收益，甚至形成了“风火竞争”局面。
此外，电力市场对新能源的定价和补偿机制尚未成熟，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未完全统一，也极大地制约着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消纳——2024年上半年，西北新能源大省的风光电结算均价由“3”向“2”大幅下滑，也一度让电力行业引起震动。
综上可见，新能源消纳坚冰非一日之寒，彻底缓解目前还看不到希望。这需要多时间来消融，更需要风电企业有足够的耐心，熬到“新型电力系统”最终建成的那一天。
挑战与磨难，是中国风电成长路上的关键词。在当下变局中，价格竞争、出海“逆流”和并网消纳三大难题，是紧迫且持久的。未来新秩序的建立没有捷径可走，2025年是中国风电必经的荆棘之路。
《真论电影》|陈宇:不刻舟求剑,好故事要与时俱进
1905电影网专稿聚焦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今日影评》推出系列特别节目《真论电影——2024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深度对话录》，三问中国电影，共话电影发展得失，绘就新的征程。即日起栏目组将陆续推送系列节目完整采访文稿，敬请期待。本期对话嘉宾：编剧、导演陈宇。
主持人晓丽（下文简称晓丽）：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了影评人、编剧陈宇老师。这次来到金鸡奖，作为创投单元的重要评委，您有哪些观察和收获可以和大家分享？
陈宇：谢谢晓丽。这次在创投单元的情况是这样的，导演或者编剧们提出自己的项目时，每个项目都配备了PPT，有清晰的规划，也包含了对项目未来的设计，同时还有剧本，整体而言是比较全面的。提交上来的方案相对成熟，甚至有些方案我在其他电影节，比如福尔斯电影节等也见到过，并且它们还在不断地修改完善，持续提升方案的完整性。金鸡奖是非常重要的影节，金鸡创投在电影产业界极具影响力且分量很重。
此次参与的项目竞争力很强，很多项目我都觉得具备了实施的条件，可以着手推进了。大家来参加创投的目的，一方面是与评委和各大电影公司共同探讨项目，提出并研讨可能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会进行评选活动，同时创作者和投资方会展开洽谈，专家也会提供帮助和建议，整个过程呈现出一种积极良好的生产与交流状态，所以我首先感觉到这些项目很成熟。
其次，项目的种类十分丰富。在选材和选题上角度多样，有特别年轻化的，例如涉及拼多多或美团等日常生活的题材，也有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较为深沉的题材。从类型上看，涵盖了科幻、悬疑，甚至还有桌面电影等各种各样的类型，我觉得既丰富又成熟，所以我认为无论是海南还是西溪的创投，对这些作品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晓丽：听您这么说，确实能感受到这次创投单元的含金量。那么在这些优秀的项目中，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称为“好故事”呢？
陈宇：在电影产业界，大家常常讨论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好故事。
实际上，我认为并没有一个确凿无疑的标准，因为每一种体系以及每一个认知角度，对于好故事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见解，所以很难说有一个标准答案。在此，我只能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首先，我有一个观点，即我觉得并不存在绝对的好故事与不好的故事之分，而是存在好的叙事与不好的叙事之别。在我看来，故事本身还算不上艺术作品，讲述故事的过程才是艺术创作。故事可以被视为叙事的材料，它可能源于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比如社会新闻，或者是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当然也可能是创作者脑海中构思的一组人物关系及其发展脉络，从起始到结局。
然而，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却大有讲究，其中涉及诸多叙事原理。我们需要理解受众接受故事信息的方式，比如哪些信息应在开头呈现，哪些信息在关键节点透露，这样才能让观众在整个过程中获得叙事的乐趣。所以，如果一定要用“好故事”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与其关注故事本身是否精彩，不如注重它在讲述过程中能否给观众带来获知故事进程的乐趣，这就是我所说的叙事本身的乐趣。
此外，我认为一个好故事必然蕴含着创作者对人生和世界的某种理解。简单来说，这体现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层面，是创作者自身的一些认知、发现，能够给人以启发的内容。它不一定是一个明确的结论，也不是一种强行灌输的哲学态度，但至少包含着创作者的思考。并且通过叙事的交流，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引发思考，这才是一个好故事应有的特质。
其次，好故事的叙事应该能够指向一个非常明确、能让我们深入思考的主题，无论是价值观层面、世界观层面，还是人生观层面的认知与发现。
最后，一个好故事必须能够让大多数观众在情绪上产生波动，无论是让他们开怀大笑、感动落泪、心情沉重，还是促使他们深入思考、对生活有新的感悟，总之要能调动起观众的情绪，让他们或兴奋，或紧张，或愉悦。如果一个故事无法激起观众的情绪反应，那它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好故事。因为这种情绪上的共鸣和波动，是一个好故事所应具备的能量，它能让观众更深入地体验故事，并在故事结束后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晓丽：您提到好故事的三个要素：好的叙事、深刻的精神内核和情绪的共鸣。我想追问一下，如果一个编剧非常有才华，文笔也很好，但他是一个“社恐”，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您觉得这样的创作者能成功讲好一个故事吗？
陈宇：对，完成一个叙事并非只是编剧或导演一人的事，而是众多人员共同参与的事，其中包括演员等。实际上，一般来讲主流电影最主要的工作本质上就是讲故事，只不过是通过影像的方式，借助镜头语言、演员表演，还包括剪辑、光影等手段，而这些都是为叙事这一目标服务的。
所以，一个作品最终呈现出来是多个工种协作的结果，不只是看编剧会不会讲故事，导演也会通过影像来讲述故事，他们的工作相互配合。如果在创投过程中，编剧或导演比较社恐，不太善于把自己的东西讲出去，这没关系。因为无论是评审团成员还是我们这些评委，大多都是专业人士，我们明白你要做什么。你提供故事梗概和剧本就可以，并不需要你具备很强的推销项目的表演能力。而且我们从文本上就能清楚地了解项目，甚至有时候并非仅从文笔好坏来评判。
很多人认为自己文笔不好就写不了好故事，其实不然，文笔和能否写好故事在我看来完全是两码事。甚至有时候，就像我跟我的学生说的，文笔好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个负面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只注重堆砌优美辞藻，就如同用音乐来凑数一样，我们还得从那些修饰中去挖掘具体的内容，比如人物在做什么、有什么动作、说了什么话等。所以在这里，文笔并不是最重要的，更关键的是对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设计以及对人物行为的展现等。
晓丽：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编剧的核心能力更多还是在于对故事的掌控。那么，您在教学中通常会如何引导编剧开始他们的创作呢？
陈宇：比如说，你可能会兴高采烈地跟家人说今天去买烤红薯时的经历，原本满心期待地想要品尝那香甜可口的烤红薯，结果却发现只剩下最后一个，还被别人抢先一步买走了，这种小小的遗憾或者意外可能会让你印象深刻。
又或者你会紧张兮兮地讲述今天上班差点迟到，在电梯口遭遇了五个人同时抢电梯的混乱场景，那种焦急和慌乱的感觉仿佛还萦绕在心头。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叙事片段，虽然简短，但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而当你想要把这些看似零碎的片段扩展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认真审视自己的内心，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想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中的某个情节特别有趣，让你忍俊不禁，觉得如果分享出来别人觉得不想听，那其实也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换一种方式。那么我觉得判断第一步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有没有冲动。
晓丽：现在观众的口味越来越挑剔，有些人会说“这个故事太老套了”。您如何看待传统的故事框架和观众对创新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呢？
陈宇：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人类讲故事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远古原始社会人们围坐在篝火旁分享故事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通过戏曲、小说、电影等多种形式传承至今。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故事的基本模型实际上已经被梳理得较为清晰了。有些理论家经过研究总结得出，所有故事大致能够被归纳为 36 种基本模型，而我们如今所接触到的形形的故事，其实都是在这些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各种变化。所谓故事的“老套”，很多时候并非源于故事本身存在问题，而更多地体现在叙事方式以及细节呈现方面缺乏创新和独特之处。
创新在故事创作中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叙事结构的精心构建、信息分配方式的巧妙设计，又或者是将时代元素巧妙融入故事之中。即便故事框架较为传统，但只要融入当下观众所关注的话题，诸如人工智能、环境保护等新颖内容，便能使老故事重新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故事的讲述和接受存在着一定的基本规律，而这些规律在本质上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套路。
所以说，这些套路所体现的基本规律存在相似性，并且一直在被使用，不过我们可以不断更换其中所填充的内容。例如，过去讲“很久以前山上有个寺里有个和尚”，到了现代，我们可以换个讲法，如“从前有个小镇上面有个咖啡馆，咖啡里面有个网红，他怎么样了”。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相似之处，但故事内容却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创新方式。另外，我们也一直在持续探索寻找新的讲故事方法，比如当下经常能看到一些非线性叙事的趋势，故事不再是按部就班地沿着一条线展开，而是会从某一个情节片段跳跃到另一个时间轴上的情节，这同样也是一种创新尝试。
总体而言，我认为故事是永远讲不完的。因为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持续变化，总会不断涌现出新的元素和内容。然而，观众对于故事创新的要求是十分合理的，它提醒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不能一成不变地沿用过去的方式讲故事，而应该持续不断地将时代的新信息、新内容融入其中，推动故事自然地向前发展和演进。
晓丽：提到创新，张艺谋导演即将执导《三体》的电影版，您会参与吗？这样的经典作品在影视化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宇：目前还没有正式官宣，不过我可能会参与一些相关工作。
对于《三体》这样的经典作品，改编最大的挑战在于找到小说和电影之间的平衡点。小说的魅力在于它可以通过文字去描绘复杂的背景和心理，但电影作为一种具象化的艺术形式，需要把这些抽象的内容视觉化。因此，我们要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提炼出最核心的故事和视觉元素，用电影语言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复制。
为什么观众我现在要走到影院看一部电影，而不是说在家里看个剧，这两者之间的心理差异，它就是电影它应该独具的魅力，就是你必须要做到让观众不是说在家里看，哪怕大屏幕看，那么你要在电影里面建立的属于电影这门艺术形态的这种基本的魅力。所以《三体》它的原来的文本如何，我们去辨识它，原来文本里面最好的这个东西，最精彩这个东西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找到，而不是我个人观点，不是逐字逐句地照着拍，而是把人家最好的精华要挖掘出来，要总结出来，然后用属于电影的方式把精华得到一种在电影中间的呈现，实际上是一个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的再创作。
晓丽：您这两年和张艺谋导演合作过多部的佳片《坚如磐石》《满江红》等，市场反馈都特别的好，但是我们也留意到还是有观众指出这个故事我不喜欢，我不是想看这个故事，包括这个故事好像似乎有纰漏，您留意过这些声音吗？您怎么看呢？
陈宇：对，我也会去看这些。所以无论是正面的还是批评的，我都会去看，我会把它分成几种声音，就是我说的负面的就批评的声音，我觉得我会大概分成三种，一种是基本上我都会认真看，我就会去理解它，它指出的创作中间的那些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说的是很好的很对的，所以我会总结出来这些问题，然后在后面的创作中间得以去改善，去提升我这边创作的这些水平。
还有一种是它提的那个问题，对的是他的真实感受，但是我做不到的，就像说我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它说你这个不行，我想吃牛肉炖土豆。我赞同，我也很认同他这个说法，牛肉炖土豆是很好吃，但是我现在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我只能说是去理解牛肉炖土豆的好吃，然后我们下一次再尝试，我们也可以去做牛肉炖土豆，所以这个部分它可能对我的影响的帮助就会弱一点。还有第三种它会有一些现在的社会评论里面也有一些社会情绪的发泄，反正我就不喜欢，我觉得我也能接受，但是它可能不能直接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帮助，我会更关注刚才说的前面两种带有某种建设性的那种，就能对我产生帮助，我会认真地去看。
晓丽：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好故事在哪里？
陈宇：好故事其实并不是在路边的果树上随手可得。它需要创作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孕育和打磨。无论是选题、剧本开发还是制作策略，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规划和流程。只有通过这种系统化的努力，才能真正诞生一个让观众满意的好故事。在我们的专业系统，我们叫项目的孵化，要去孵化一个项目。就是有眼光的专业人士，寻找到有价值的题材，明确他的开发方向，未来的这个制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内容策略是什么样，制作策略是什么样，把它整个的规划都规划好，然后按照这样的科学流程进行一个孵化工作，才会得到这个红果子。
我觉得好故事就是这么来的，它就是这么孵化和培育来的，基本上没有投机取巧的空间。特别是对电影这种高度集约化和大资金和多方人群协作工作，最后达到一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生产活动来说，它不是一个人一拍脑瓜的事，它是这么一个复杂系统完成的，那么它就必然是一个有流程的科学系统，才能到达良好的结果。
晓丽：非常感谢陈宇老师的分享，期待未来看到您更多的优秀作品。
陈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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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峰犀利指出："当"人设"取代"人格"，我们就成了自己人生的演员。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告诫我们不要把自己活成标签化的商品"。就像禅宗六祖慧能悟道时说的"本来无一物"，破除我执才能照见真我。
1. 天人合一的格局观王德峰常引用张载"为天地立心"的箴言："站在百年视角看，眼前的房贷、KPI不过是沧海一粟。就像苏州园林的借景艺术，人生要学会"借天地之气，养浩然之心""。某企业家在破产后归隐终南山，三年后带着生态农业项目重生——这就是格局打开的力量。
2. 阴阳转化的智慧《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哲理，在深圳程序员老张身上完美体现：被裁员后，他用编程技能开发老年人智能陪伴系统，反而开辟新蓝海。王德峰说："痛苦是觉醒的闹钟，关键要听懂它提醒的方向"。
3. 知行合一的修行王阳明"事上练"的智慧，被上海00后小杨活用：她在社区组织"断网读书会"，带大妈们读《庄子》，结果意外解决代际矛盾。这种"红尘炼心"的实践，正是王德峰倡导的"以出世心做入世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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