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文学的红薯和少年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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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处的年代阅读物匮乏,少年时代能读到的文学书籍种类不多,书店柜台上摆放的一律是《艳阳天》《金光大道》《毛泽东选集》《太行志》《西沙儿女》。每次我上学放学穿过小镇西头那一个书店,看到柜台里一年四季摆放的那几种书,拿出来翻翻,再让那位卷发的售货员放进里面去。
  
  相对课本而言,我们把连环画叫“画本”,把那些长篇小说叫“大本书”。父亲一直不喜欢我看这些“大本书”,他认为除了课本之外,其他的都不是安邦济世的正经书。父亲一直想让我考上大学,出人头地。
  
  北中原小镇或乡村的学校里,躲不过那个年代刮起来多种多样的风,某一时期,会忽然流行手抄本,会在学校流传一些长篇小说。我借来的那些长篇小说被翻得没头没尾,因为人多书少时间紧迫,下一位要催促,一本厚书往往要赶着一两天甚至连夜看完。
  
  我在学校上课时偷偷看,放学回家点一盏煤油灯,接着挑灯夜读。我把灯焾子捻大,黑烟上升,开始曼妙的深夜阅读之旅。煤油烟把鼻孔熏成了两条时光隧道。
  
  那些年,母亲在公社一家被服厂加工衣服,长期借用厂里的缝纫机,夜晚拉来早晨送去。后来父母咬咬牙,凑钱买了一部“蝴蝶牌”缝纫机,母亲每天晚上能在灯下赶活,一盏30瓦的灯泡如莲花垂落,瓦屋里布满温馨的灯光,窗棂外的风呼呼吹响,冬天的手指敲打着玻璃。
  
  我就借着母亲的灯光在缝纫机边读长篇小说《大刀记》。母亲的缝纫机在灯光里咔咔地响着,灯光仿佛也是在深夜里走动赶路,棉布的味道弥漫在“大本书”的字里行间。
  
  我读到里面一个细节,奶奶就要饿死了,小孙子为了救奶奶,偷偷跑到村外一块红薯地里,刨了一块红薯带回来给奶奶吃。奶奶说,一个人要做到人穷志不短,非要让孙子重新把那一块红薯送回原地,当孙子顶着星光处理完重新回到家时,奶奶已去世了。
  
  那时以为小说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哭了。那是一个乡村少年碰到了文学的眼泪。
  
  多年后,知道评论家有个说法,那一块红薯的力量叫“文学的力量”。
  
  为了生计,我高中肄业当上一名乡村信贷员,奔波在黄河边的村庄,业余时无事可做,我开始摸索诗歌写作,想用文字铺就一条温暖的小路,返回内心家园。
  
  我在放牧自己的文字,在一片纸上虚构的“北中原”里,日出放羊吃草,日落牵羊回家。现实里,我在豫北基层生活工作将近30年之后,人到中年了,才在45岁那一年调到省城从事专业文字工作。在这一条寂寞之道上行走着,时不时地会被那一块“文学的红薯”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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