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最广的《大藏经》是哪个版本的？
《大正藏》，即《大正新修大藏经》，是佛教文化的一部重量级的经典，是近代以来流传最为广泛、使用最为普遍的铅印本汉文《大藏经》。
一、历十年终成一书
《大正藏》的编排始于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年），当时日本佛教著名学者高楠顺次郎、渡边旭海、小野玄妙等人在东京组织发起了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并且通过此组织百余名学者花费1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宗大部头经典的编辑出版工作，于1934年印行。
《大正藏》是以弘教书院所印的“缩刷藏经”和“宋、元、明三本与藏”这四本为蓝本，在对校的基础上，又以正仓院的藏经，敦煌古经本和巴利文、梵文经典作为参照经本，对之前藏经中所收录的所有佛典进行了重新编校，最后成书的。
二、体例上的创新
修成的《大正藏》体例上不同于以往，一改之前按大小乘佛教分类的方法，而采用以佛典的基本内容进行分类的新方法。《大正藏》全藏分正藏、续藏、别卷3部分：其中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其中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计100册。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计3493部，13520卷。收入佛教典籍的总数远远超过以往各种版本的大藏经。
三、 《大正藏》的收藏价值
《大正藏》最具价值的地方是通过了严格缜密的校订，依据的基本校本是“宋”、“元”、“明”三种版本。“宋”指的是宋刻《资福藏》本；“元”指的是元刻《普宁藏》本；“明”指的是明刻《嘉兴藏》本。除此以外，《大正藏》还将收藏于日本各地的有校勘价值的刊本和写本收集进来以便作校对。《大正藏》不仅辑录了之前历代大藏经所收集经典的内容，而且也收录了唐宋以来在我国内地已失传，而后被祖师们陆续收录的重要著述经典；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正藏》还将20世纪初在敦煌和其他一些地方新发现的写经一并收录进来，使得《大正藏》具有了其他藏经无可比拟的收藏价值。
佛教典籍《大藏经》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律、论三藏。“经”包括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僧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包括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包括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释迦牟尼涅槃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种。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
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达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主要以抄本形式在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中流传。五代、宋初，雕版事业兴起，始有佛经木刻本。自北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年）命高品、张从信两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第一部《大藏经》起，历经元、明、清至民国，据传曾有各种经版20余副。如《开宝藏》《契丹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赵城藏》《碛砂藏》《普宁藏》《弘法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嘉兴藏》《龙藏》等。
藏文《大藏经》包括经、律、论三藏和四续部，大致分为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总目录七大类，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言教。佛祖示寂后经他的弟子们六次结集、记诵而成。《丹珠尔》主要是印度、西藏佛教大师、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疏和论著的集成，其中包含较多的哲学、文学、艺术、语言、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建筑等的典籍。大致分为赞颂、续部、般若、中观、经疏、唯识、俱舍、律部、本生、书翰、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修身部、杂部、阿底峡小部集、总目录18类。
蒙文《大藏经》先后有四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年间曾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明崇祯初年对旧本进行过鹇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重刻《甘珠尔》；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年）校译重刻了《丹珠尔》，方始完备。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年（1773年）根据汉文《大藏经》编次和内容翻译。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编译刻完，计108函，只收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部和其他大、小乘单译经及密秘部经咒等共699种。
西夏文《大藏经》始由汉文《大藏经》译出。宋景元年（1034年），《开宝藏》传到西夏（可能是《开宝期待》的天禧修订本），西夏的开国君主李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加以收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先后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译的经籍，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壁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将西夏文旧经送杭州刻印，至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竣工，前后共印刷了140余藏，但大多毁损无存，现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仅数十种。
日文《大藏经》自13世纪末叶迄20世纪20年代的700多年间，日本佛教界曾依据汉文本的各版《大藏经》，编纂、雕造、复刻或排印过《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大正藏经》《大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等7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20世纪初，日本佛学界还将小乘上座部《三藏》译为日文本的《南传大藏经》65卷，并编辑出版《国译大藏经》《国译一切经》和《日本大藏经》，这三种藏经的内容除中国著述外，还收录了大量的日本章疏及杂著等。
巴利语系《大藏经》为南传佛教上座部奉行的三藏典籍。现在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德昂等民族地区。各种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共有贝叶、纸写和排印的译本8种和日文译本1种。《大藏经》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看看内藤湖南到中国来买了什么书
晚清民国时期日人来华访书
——钱婉约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讲演
（之二）
《文汇学人》 2014.09.01
学者访书：内藤湖南与《满文大藏经》《五体清文鉴》《满文老档》
下面我从刚才讲到的这六个人中挑几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他们来中国访书的情况。资格和年龄最老的一位叫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湖南是他的号，因为家住在日本东北秋田县的一个湖的南边。他有非常深厚的汉学修养，是客观实证地研究中国的这个转变时期的重要学者。
内藤湖南一生有十次来中国，至少有六次是以访书为目的。他访书中最重要的收获，首先是《大藏经》，这和近代日本的佛教改革有关。日本近代向西方学习也反映在佛教界，当时他们想要向欧洲佛学研究看齐，进行一些佛教的学理性研究，以及让佛教走出寺院参与和干预社会文化活动。
这时出现了一个重要佛教人物叫高楠顺次郎。他在英国留学，知道当时日本那些重要寺院都把年轻僧侣派去英国留学，所以高楠回来以后发愿要做一件事，就是由日本人来编一套最全的《大藏经》，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从历史上来看，《大藏经》有汉文系统、藏文系统、蒙文系统的，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满文、西夏文、日文、巴利文版本。大家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经回来翻译经书，到宋代就有了比较好的大藏经，如《开宝藏》《赵城藏》等，这些经藏又传到接受中国佛教的，就有了《大藏经》，明清时期还有藏文的甘珠尔和丹珠尔。日本1924年修的这部《大正新修大藏经》虽然晚起，但也正因此它是到目前为止收集最齐全、考据最好，也即版本最好的《大藏经》。现在一般说到《大藏经》，都是指《大正新修大藏经》，这是日本近代佛教方面的一个贡献。
当时还是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正是因为听了高楠的介绍，要到奉天找《满文大藏经》。1902年，中国东北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像沈阳故宫这样的要地日本人进不去，只有寺庙可进，于是内藤来到黄寺。黄寺是清入关前的一个皇家寺院，内藤在那里发现了一本用金箔写的藏经，特别高兴，他当时在旅行日记里写道：我发现了金字《满文大藏经》，这是东洋学里的非常宝物。但后来带回去让人一看，说这不是《满文大藏经》，是蒙文，之后内藤就开始学习满文。
1905年日俄日本获胜，从俄国人手里“接管”了中国东北，设立了奉天日本军总部。非常有学术头脑的内藤，当时就敏锐地感觉到——当然当时有掠夺的氛围——应该再到东北去。他主动请缨，写了一个报告，又在报上发文，后来在外务省申请到一些钱，当然也和军部打了招呼，就再一次来到了奉天。这次他终于找到了《满文大藏经》。这个《满文大藏经》在一个不是很重要的沈阳城北的寺院，叫北塔寺，或北寺。去后看到的景象是俄国士兵刚撤退，满地都是《大藏经》，原来它们被当作俄国士兵宿营的床褥，一些残破不全的甚至被用来烧火之用，这个场景对已经惦记了《满文大藏经》三四年之久的内藤来说，是非常震惊的，他赶紧把狼藉一地的经书收集起来，自己背回去了，放在奉天的军政署部。
就这样，《满文大藏经》被半搜罗半劫夺地从中国带到日本，归东京大学收藏；稍前，日本军方用五千元买下了1902年内藤在黄寺发现的金字《蒙文大藏经》，这部经属于了外务省，外务省说，既然《满文大藏经》放在东京大学收藏，那《蒙文大藏经》也给你们一并收藏了吧。很可惜的是，1923年东京大地震，震后烧了好几天，这两部经也被烧掉了。《内藤湖南全集》里有他拍摄的被烧掉的这两部书的书影。
稍稍可以安慰的是，《满文大藏经》在北寺的这一套虽然被毁了，但近年故宫紫禁城出版社到这个大藏经的原版——就是刻书时的木版模板，还被保存在故宫的皇史宬。所以，2002年就把这个版拼合起来，只缺几块，又根据现有的经卷补刻了几块版，于是他们用了当年乾隆年间的这个木版，重新印了《满文大藏经》。
内藤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关于清朝开国时期满蒙文档案资料的，这些都是到了沈阳故宫里以后才发现的，内藤尤其关注《满文老档》《太祖实录战图》《三体蒙古源流》《五体清文鉴》等书。
沈阳故宫大清门左侧有一个翔凤阁，就是藏《五体清文鉴》的地方。《五体清文鉴》是一部工具书，五体就是汉满蒙回藏这五种文字，这也是清入主中原后兼收并蓄各种文化的表现。《五体清文鉴》绝不仅仅是一本词典，它其实是对清朝一些名物、制度的考据，是一部百科全书。故宫再往后走，左路的最后叫作崇谟阁，是书库，《满文老档》就放在那儿，也就是用满文写下的最早的满清档案。
内藤其实在1905年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为后人研究清朝的起源、研究日本和满洲的地理关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当时就做了记录。但这些书是故宫里的财产，不是流通的书。这件事到了1912年来了时机，也就是辛亥后清朝灭亡，京都大学的教授们非常敏锐地感到，《满文老档》这些东西有可能都会被收去作为将来写清史稿的材料，于是他们打算赶紧去看一看。当时内藤湖南已经是京都大学东洋史的首席教授，经他提议，京都大学就拨款派了内藤湖南、富冈谦藏、羽田亨等学者到沈阳去进一步寻找机会准备下手。最后的成果就是在八个星期内在沈阳故宫借出了这两本书，一页一页拍下来。
内藤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在沈阳，他们首先从照相馆里请了两个工人，然后又请了一个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来做助手，加上内藤，还有当时年轻的羽田亨，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摄影小组。他们在故宫存放《满文老档》的崇谟阁前面做了一个暗室，内藤负责把《满文老档》按照顺序一卷一卷运出来，两个照相馆工人和同文书院毕业生三人负责一张一张拍，羽田亨就在暗室里给这些拍出来的照片不断冲洗，用这样的流水作业，一共拍了近一万张照片，之后还要对着原文看，然后又进行了一百多张的补拍。可以看到，在内藤湖南的日记里为这些事情非常得意，当时他已经完全被这些资料所吸引了。
从崇谟阁再往东，是赫赫有名的文溯阁，也就是当年乾隆编了四库全书，分放各处的七部之一。内藤也去看了看。
对于清朝皇子皇孙来说，《满文老档》是他们老祖宗的资料，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哪怕是学者和管理沈阳故宫的人，大都也不知道《满文老档》是什么东西，内藤书里写了这么一段话：至于《满文老档》里到底写了什么？是本什么样的书？中国官吏们本来完全不知道，即使是总督大概也不清楚，只知道是用满文书写的书籍吧，但是日本人却为此进入宫中埋头拍摄，摆出那样一个架势，所以才知道大概是很贵重的东西，于是乎就不能再放任不管了。拍完《满文老档》以后，因为内藤他们没有想到要花那么多胶卷，钱都花光了，所以从沈阳到大连的日本里借钱再回来，想接着再拍《太祖实录战图》，可那时沈阳故宫就急剧改变了态度，说不能给你们拍了。当时《五体清文鉴》已经借出来了，所以他们就赶紧抢拍了《五体清文鉴》。不管怎样，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故宫里藏的这些文献的重视。
日本人的情报观念非常强，内藤他们除了访书外，还带了一个摄影师，一路跟拍了一本《满洲写真贴》。
另外，就是关于京都大学的学者来北京敦煌卷子的事。伯希和把敦煌卷子在北京发布之后，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当时清学部要把敦煌卷子从西北收归来京，罗振玉就给日本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通风报信，所以，京都大学组织了一个团到北京来访查敦煌卷子。清一个官员叫李盛铎，他收藏了一大批敦煌卷子，后来被羽田亨买下来了，羽田亨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大家，他在做京都大学校长时，调动社会资金，买下了李盛铎的这批敦煌卷子，这是后话。
【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在线】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