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历史会说话》第十四期｜宝光寺：你好！释迦牟尼真身舍利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丝路文化繁盛处的禅宗大寺——宝光寺。
四川新闻网策划团队出品
统筹：楚彦
播讲者：杨家毅
编辑：王雪意
制作：王雪意
从成都市区向北十多公里，在新都区繁华的街巷间，屹立着一座红墙灰瓦的古刹，这就是闻名巴蜀的宝光寺。它与成都的“文殊院”、镇江的“金山寺”、扬州的“高旻寺”并列为中国南方“四大禅林”。
其实宝光寺最早叫“大石寺”。这座大石寺，又是如何变成宝光寺的呢？有这么一个故事：公元880年，黄巢带兵攻破长安，唐僖宗李儇逃到成都北郊的新都县，并把大石寺作为临时行宫。寺中原来有座木塔——“福感塔”，当时已经坍塌。当天晚上，李儇看见“福感塔”的废墟下发出一道道紫色霞光，当即召来随行的悟达国师，询问原因。悟达国师回答说，在塔下面地基里头，有佛祖舍利子放光。僖宗一听有舍利子，马上派人去挖，没过多久，就挖出了一个石匣，打开一看，里面真的藏有舍利子，一数，竟然有十三颗。李儇于是命悟达住持重修殿宇，改寺名为——“宝光寺”，一直流传至今。
何为佛祖舍利子？据说，当年释迦牟尼成佛之后，他的弟子阿难将他的遗体火化，留下了许多珠状物。此物晶莹剔透，异常的坚固，能把石头击破，被称为舍利。舍利共有三种，白色为骨舍利，相传是佛主的尸骨变来的；黑色的是发舍利，是佛主的毛发形成的；而红色的舍利则是由佛主的肉变来的。
宝光寺舍利宝塔内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一颗白舍利和一颗黑舍利。不过这个宝光寺镇寺之宝的由来，还有另一段传说。相传，这两颗舍利是清朝光绪年间，宝光寺禅师真修和尚去斯里兰卡带回寺的。当时宝光寺真修和尚去印度朝佛，路过斯里兰卡时，正巧遇上当地一座大型寺院宝塔在维修，当宝塔地宫被打开后，真修和尚有幸见到佛舍利。于是真修和尚就请求寺内住持，希望能够送几颗舍利给他。虽然住持不同意，真修和尚却并不灰心。他为了求回佛舍利，便每日绕着宝塔走动，一共走了12天。斯里兰卡国王到寺中朝拜时，被真修和尚的真心所打动，于是就送了两颗佛舍利给他。这两颗舍利被真修和尚带回来之后，一直供奉在宝光寺内，成为宝光寺的镇寺之宝。
而供奉舍利的塔也大有来头，名叫舍利宝塔，是1987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送给宝光寺的。宝塔为铜质镀金的四方形单层亭式小宝塔，高约二十厘米，表面都用纯天然宝石镶嵌，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就供奉在宝塔内的水晶瓶中。
千百年间，宝光寺置身川中最古老的繁盛之地，向北守望着中原与巴蜀的文明古道，向南倾听远至天竺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马帮梵音，见证了蜀地织锦和外来物资、文明的互动，融汇多元文化，成就了一座规模宏大、格局严整的济世丛林。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4500岁老成都，我想讲给你听，明天我们将为你讲述唐僧实力代言的“震旦第一丛林”——大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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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金顶上走出的高僧，一生追随能海法师，终成巴蜀佛教界耆宿
今年是永光和尚诞辰120周年，他与能海法师亦师亦友，一起在宝光寺受戒，一起赴藏地学习。他生前是第二、三、四届成都市佛教会长，任职成都市佛教达26年之久，为当代成都佛教事业的健康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永光和尚生前曾任中国佛教理事、四川省佛教副会长、成都市佛教会长，成都市、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近慈寺（龙泉驿石经寺）住持，是巴蜀佛教界德高望重的耆宿。
永光和尚自青年时期投身峨眉山金顶出家以来，潜心佛门六十余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佛教事业。永老一生追随能海法师，是其法脉的重要守护者，为近慈寺的传承、石经寺的复兴殚精竭虑。永老一生爱国爱教，带领成都佛教界走社会主义道路，协助党和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后成都佛教事业的重兴发挥了积极作用。永老一生学修精进，少于言，重于行，不尚虚华，始终保持潜修密行的老修行本色，深受四众弟子的景仰和爱戴。
一、峨眉金顶走出的高僧
永光和尚，号智明，俗名李维信，1902年7月生，乐山井研县人。兄弟姊妹五人，永老行首。大弟李治平，1919年生，在家务农；二弟于金顶出家，法名永槙，历住重庆罗汉寺、长安寺等，后返原籍终老；大妹李凤珍，1908年生，在家务农；二妹于金顶出家，法名正修，初居峨眉山小庙棋盘寺，后住伏虎寺。
9岁起，在家入私塾读书三年。11岁起，协助父母料理家务，放牛并从事劳动生产。1919年到峨眉山金顶礼果尧（瑶）上人披剃出家，随众作务，学习佛门基本礼仪及日常功课，前后五年，养成坚定的宗教情操和坚韧朴实的人生品格。
1924年春，赴新都宝光寺依贯一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同期受戒的有能海法师、果瑶、果玉等大德，以上几位都是对佛法怀有神圣追求的同道，日后成为了重要的师友。
1924年追随能海法师到康定理塘学经，前后四年，为日后去拉萨学习奠定了藏文及藏传佛教基础。1929年随能海法师至拉萨哲蚌寺，依止康萨仁波切学经，前后达16年之久。1945年从拉萨学习返川，回峨眉山金顶常住，曾任金顶当家。
1949年受邀赴成都石羊场近慈寺，请为知客，当年任传戒法会尊证阿阇黎。1952年因近慈寺住持能海法师移锡五台山清凉桥长住，经慈青和尚提议，礼请为近慈寺首座。1953年聘任为川西区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同年又特邀出席华阳县第五届各界会议。1954年选为华阳县历届（时近慈寺行政区划属华阳县），1958年选为金牛区（时近慈寺行政区划变更为金牛区），1956年聘任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1962年接任近慈寺住持，同年选为成都市、中国佛教理事、四川省佛教副秘书长、成都市佛教会长。
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落实，成都佛教事业迎来了重兴的大好历史机遇。成都市佛教重新恢复工作，1982年继续担任成都市佛教会长。1983年后，石羊场近慈寺迁入龙泉驿石经寺，继续担任石经寺住持。1987年选为四川省佛教副会长。1988年7月在成都市佛教办公地（文殊院）辞世，世寿87岁，戒腊64夏。石经寺两序大众及门下弟子，为永老建塔于石经寺大师殿下右前方，供佛门弟子祀奉。
二、能海上师法脉的守护人
永光和尚与能海法师在宝光寺受戒期间，正值大勇法师组织入藏学法团。能海法师在俗时，在北京学佛，1915年在北平听张克诚先生讲佛学。1917年，在成都参与发起成立成都佛学社，已萌生入藏学习的愿望。受戒后不久，能海法师、永老等同戒数人，正式酝酿入藏学法。能海法师与果瑶师在重庆，遇南京僧人劝往藏地求学。时永老、果蓉师、传品师也有入藏学习的愿望，且已于1924年底先期抵达雅安。能海法师知悉后，函邀永老等人暂候，递偕果瑶师赴雅安会合。
1925年春，随能海法师从雅安启程赴打箭炉，到康定跑马山，先是依止降巴格西学习。同年3月抵理塘，礼杂哇格西为师，师用因明学典籍，预习藏文，因条件艰苦，同行中有四人前后离开返内地，惟永老一人坚留随行，足见永老入藏学习的信心和决心。期间能海法师单独为永老讲授汉文佛典《法华经》《楞严经》，从此奠定了二人一生亦师亦友的法脉关系。同年大勇法师从北京率众二十余人入藏，10月抵康定，与先期抵达的能海法师、永老等人会合。期间仍依止降巴格西学习藏文、《比丘戒》《菩萨戒》《密乘戒》《菩提道次第》《俱舍论》等内容，并经格西灌顶，受度母等密法。同年秋，入藏团改组，组成十七人的学习团，永老便是其中一员。
1927年，永老随能海法师到理塘那摩寺（南无寺），依止降阳清丕仁波切学《六加行》《朵马仪轨》等。获降阳清丕仁波切赞许，亲自推荐往拉萨康萨仁波切处学习。1927年冬，永老随能海法师返成都、重庆等地筹措资粮。
1928年6月，永老随能海法师起程赴康定，同年8月到达昌都，同年9月到达拉萨，途中艰辛备至，非常人之所想象。到达拉萨后，永老等先住罗舍林札仓之甲冗康村学习，后随能海法师赴哲邦寺古母札仓之瓦须弥康村，亲近康萨仁波切。
历时四年中，能海法师深得康萨仁波切器重，尽授藏传佛教法要。1932年，能海法师取道印度，返回内地。永老仍住哲蚌寺亲近康萨仁波切学法。1940年能海法师率近慈寺弟子再次入藏，能海法师仍如旧亲近康萨仁波切，随行弟子住甲冗康村，并经永老介绍梯兹格西为依止师。1941年9月，能海法师二次入藏时，托付近慈寺寺务、法务的台源和尚、能观法师先后辞世，经多次催促，能海法师拜别康萨仁波切，启程返内地，时永老仍一如既往住哲蚌寺依止康萨仁波切学法。能海法师返内地途中抵昌都时，康萨仁波切圆寂，信息还是由永老电告的。
永老入藏学习前后达十六年之久，于藏传佛教教义造诣颇深，据悉尤擅《俱舍》等论典的辨析。1945年，永老返回内地，回到他阔别了二十年的薙染之地峨眉山金顶，后被委任为金顶当家，主持寺务。1949年，能海法师支持倡议因失火复建的峨眉山砖殿（万年寺）工程告竣，永老参与装藏开光等法务活动圆满后，应邀赴近慈寺常住。1951年起，实际负责近慈寺寺务。1962年，能海法师回川，郑重将近慈寺法席传付永老，赐法派名定行，永老正式接任近慈寺住持，在低谷中接过守护近慈寺法脉的重任，从此与近慈寺共同渡过艰难岁月，也见证了近慈寺的衰兴。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近慈寺被征为他用，永老也随同常住僧人被谴散，安排在石羊公社清和六队居住。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重新落实，1982年，永老继续担任成都市佛教会长，他积极呼吁并协助党和落实政策。他与原近慈寺僧人一道，多次，请求恢复原近慈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后经十世大师、赵朴初会长的亲切关怀，在省、市等及主管部门的商议下，鉴于当时无法在原址恢复近慈寺的现状，决定异地恢复。经多方考察并综合考虑，1983年后，以龙泉驿石经寺为基础，恢复原近慈寺的法务活动，作为佛教活动场所正式开放，永老仍继续履行住持职责，肩负起组建僧团、恢复寺院的重任。
恢复原近慈寺，不仅是能海法师座下弟子们的心愿，更是永老履行守护近慈寺法脉传承的重要标志，石经寺的恢复重建，也了却了永老内心的夙愿。上世纪八十年代，永老还协助能海法师在世弟子，完成了《能海上师传》的采编工作，并亲自回忆审定了能海法师入藏学法过程的内容。永老作为近慈寺法脉守护人，还有更重要的法统传承，依然是他内心日夜萦绕的“心病”。
在原近慈寺的恢复还没有正式确定之前，永老已经着手考虑近慈寺法统的传承事宜。永老深知能海法师的大愿，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恢复二部僧传戒，并与贯一老和尚商定培养隆莲法师为尼和尚人选。
1982年初，随着隆莲法师、通愿法师倡导的在成都传授二部僧戒结束后，恢复历史教制的条件日益成熟，永老肩负起历史史命，决定实现能海法师、贯一老和尚的遗愿，正式传付法卷，如法卷所载，“因贯老人付嘱海公上师，若求正法久住，必须七众皆全。今有比丘尼隆莲仁法，宿慧早成，戒行清净，显密并行，品德皆胜。曾依止近慈寺在铁像寺传二部僧戒（指1949年传正学女戒），堪付大法，不负两代老人所嘱”，完成了三十余年来的殊胜法缘。
永老在传付隆莲法师尼和尚位时，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他同时也在思考近慈寺法统传承的大事。经过他的慎重考虑，决定传付时居文殊院的仁永师、镇（正）明师为近慈寺法统继承人。仁永师是能海法师剃度的第一批弟子，于1939年近慈寺首次传戒时受戒，后任能海法师侍者多年；后住文殊院，知客、监院、都监、西堂、首座诸职。正明师曾任近慈寺衣钵，随侍能海法师学法；后住文殊院，司知客职。永老付仁永师、正明师法统的手写草稿，现存铁像寺可查。
三、重兴成都佛教事业的大德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市佛教事业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洪流，是成都佛教界大德们需要审时度势作出历史性的选择。永光和尚时居近慈寺，迎来了成都和平解放，他毅然选择了新的历史际遇。
1962年10月22日至31日，成都市佛教第二次代表会议在银丝街招待所，全市共53名四众弟子代表参会，永老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佛教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和四川省佛教第二届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正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永老被推选为成都市佛教会长。在此次会议前，永老出席了中国佛教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佛教理事，出席了四川省佛教第二届代表会议，当选为四川省佛教副秘书长。
此次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永老以新任会长的身份，于11月14日主持了第二届二次理事会，主要讨论了三项事宜。一是结合薛安庆副部长的报告，讨论了当前形势问题；二是结合王怀亮处长的报告，讨论了宗教政策方面的问题，如诸山小庙是否应该收回搞宗教活动等问题；三是佛协今后的工作问题。从会议的议题看，此次理事会主要是为贯彻全体代表会议的精神而的。
从此，永老成为成都市佛教的主要负责人，肩负起引领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积极投身新时代和适应新社会的历史重任。
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落实，成都市佛教事业也迎来了新的春天。
1982年1月5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第三届代表会议在文殊院，全市共80名四众弟子代表参会，永老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这次会议是成都市佛教在时隔二十年后的全市代表会议，如何对经历困境后的成都佛教进行历史性总结，如何对成都佛教的未来进行谋划，带领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以饱满的热忱投入国家新的发展大局中，是摆在重新恢复工作的成都市佛教负责人面前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永老在开幕词中说：
全市经受了十年内乱，佛教界也蒙受了一场灾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痛苦。在这段困境中，我市广大佛教徒却‘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还是一方面坚持自己的信仰，一方面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住了这场严重的考验，从而才有今天的一切，真所谓由‘山穷水尽’到‘柳岸花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佛教徒对（十一届）六中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所指出的正确方向，倍觉亲切，深感自豪！
这充分体现了成都佛教界对所经历曲折阶段的理解和认知，也感受得出当时成都佛教界有将主要精力放在着眼未来的胸怀。正因为如此，永老在开幕词中，向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发出了号召，他说：
特别是三中以来，党英明决策，拨乱反正，祖国大地，重见光明。几年来，随着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各族扬眉吐气，广大佛教徒如见曙光。当前，全国在下，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地为我国实现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努力奋斗！在这样一个庄严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伟大时刻，我市广大佛教徒应紧跟时代的步伐，团结在周围，发扬佛陀‘大雄大力’的精神。因此，继全国及省佛教代表会议之后，我们成都市佛教徒代表聚集一堂，共同商讨爱国爱教、重建法幢、绍隆三宝、真是因缘殊胜，得未曾有，值得我们欢喜赞叹！
这足以感受到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满怀信心迈向新时期的豪迈情怀。这次代表会议后，成都佛教事业的恢复重兴，逐渐步入了正常轨道。
到了1986年，成都地区已经有不少佛教寺院的政策得以落实，由于历史原因，僧团队伍处于青黄不接，寺院的管理能力亟待提高。
鉴于全市区县开放寺庙的佛教僧尼多数“不懂政策、缺乏宗教学识、无管理能力”等现状，如何将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如何提高僧人的佛学造诣及掌握政策法规水平，成都市佛教主动承担职责，在永老的下，决定举办目的明确的专项学习班。为此，设立了学习班小组，聘请名誉会长隆莲法师为顾问，永老亲自担任组长，宽霖和尚、余昌文居士为副组长，负责学习班的统筹和组织事宜。
此次学习班还得到了成都市民宗局的大力支持和有力指导，特别向各区县宗教科下发通知，在通知中明确了举办学习班的目的，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市僧尼爱国爱教、爱国守法的基本觉悟，加强对宗教政策和佛学知识学习。”
“爱国爱教学习班”于1986年12月17日至26日在文殊院举办，全市共43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学习班主要学习佛教教理教义、佛教道德观，佛教与社会公益事业，宗教政策等内容。
永老出席开班式并作了动员讲话，为学员阐明举办学习班的意义，他说：
“开办这次学习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县区开放寺庙（活动点）僧尼爱国爱教的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宗教业务素质，紧跟当前经济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大好形势，发扬佛教优良传统，顺应时节因缘，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努力为四化服务，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搞好本寺庙的管理，逐步达到自养。真正实践‘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导。”
同时，还对参加学习的僧尼寄予了殷切希望，他说：
“在这学习中，希望各位同仁，不要辜负党和对我们的期望，一定要抓紧有利时机，专心听讲，认真领会和消化讲义的精神，以便加强自身建设，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佛教徒，为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这次学习班的最大亮点，就是隆莲法师、宽霖和尚、永老等教界硕德亲自授课，既讲佛教原理，又讲现实如何做，通俗易懂效果较好。据学习班结束后的工作简报可以知道，通过为期10天的集中学习，“一使他们进一步懂得了佛教教理教义，二是明白了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理，三是认识到爱教必须爱国、爱国必须守法、没有祖国就没有教的道理，四是树立了基本法制观念、提高了对正常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活动的分辨力。”
由于组织有力，师资配备阵容强大，学习班达到了预期目的，学习班结束时，学员普遍反映效果很好，收获很大，办班及时、必要，纷纷要求今后继续举办类似学习班，表示不仅自己要来，将徒弟也一并带来参加学习。今后，一定要以爱国爱教的“人间佛教思想为基石，以实际行动管理好寺庙，与全国一道，树立共同理想，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实现‘四化’作出佛教徒应有的贡献。”
这次培训班之所以能如期举办、圆满完成，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永老作为市佛长，与他的有力和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和佛教活动场所的不断增加，如何提高佛教寺院的规范化管理水平，也提上了成都市佛教工作的议事日程。佛教作为我国传统宗教，一方面需要继承寺院管理中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必须因应新的社会条件有所调适，如何建立起适应新的时代社会的寺院管理方式，成都市佛教在永老的下，计划制定出新旧结合的佛教寺院管理制度。为了让新制定的制度行之有效，决定组织成都市佛教学习考察团，赴各地学习取经，借鉴兄弟省市好经验和好做法。
为此，1984年4月至5月，成都市佛教组织由部分常务理事及寺院执事参加的学习考察团，永老亲自率团，宝光寺都监广度师及仁修师，昭觉寺监院智益师，文殊院知客能真师、正明师，爱道堂监院广林师，市佛协余昌文、熊子宁、徐德全，市民宗处罗成钊、甘民强一行12人，赴重庆、武汉、安徽、江苏、浙江、山西等地学习考察。先后参访了重庆罗汉寺、慈云寺，武汉归元寺，安徽九华山，南京栖霞寺、灵谷寺，镇江金山寺，扬州大明寺，苏州寒山寺、西园寺、灵岩寺，杭州灵隐寺、净慈寺，上海龙华寺，舟山普陀山等地名山古刹，受到了诸山长老们的热情款待，并相互交流新形势下寺院管理经验。
学习考察团最后到达五台山，先后参访了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广济茅棚等名刹，受到五台山佛教界请佛法师、寂度法师、成佛法师、清海法师的高规格接待。考察团一行在永老的带领下，还专程参拜了能海法师的舍利塔，因为率团的永老与能海法师有深厚的法谊，同戒、同学，后又成为能海法师开创的近慈寺法脉的继承人，请佛法师、成佛法师、寂度法师、清海法师都是追随能海法师学法多年的上座，因此彼此见面格外亲切，大家回忆起随侍能海法师学法的岁月，分散数十年后在文殊菩萨道场重逢，内心的感慨和喜悦，真是难以言表，同门同道的情谊更是弥足珍贵。
学习考察团途经太原返川，在太原崇善寺受到省佛长三义老法师、秘书长根通法师的精心关照，根通法师出于对能海法师的敬重，对永老也是尊重有加，再有就是与余昌文居士有中国佛学院同窗之谊，对考察团在太原一行给予了周到的安排，令考察团成员感动不已。
正是永老这次率团赴全国各地学习考察，将各地寺院的管理经验收集汇总后，结合成都佛教寺院的实际情况，数易其稿，反复打磨，历时三年，成都市佛教最终制定出了《成都市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并在1987年10月的成都市佛教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表决通过。《办法》共十章七十条，内容除总则和其他外，涵盖了寺庙组织、僧尼管理和教育、财务物资管理、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僧才培养、接待工作、安全保卫、环境卫生等佛教场所管理的重点工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规范成都市佛教寺院的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永老司职成都市佛教会长期间，特别是后，积极支持宝光寺、文殊院、昭觉寺丛林宗教政策的落实，极力倡导恢复石经寺作为原近慈寺法脉道场，为新时期成都佛教寺院的恢复贡献了巨大的心力。永老还重视佛教后继人才的接引，积极支持参与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后首次在成都地区的招生工作，选送四名僧青年赴中国佛学院学习。永老还极力主张恢复法务活动，支持参与了1981年中国佛教在广济寺组织的传戒活动、1982年首次二部僧传戒活动、1985年四川佛教界首次传戒活动，并被礼请为尊证阿阇黎。永老为成都佛教事业的重兴，奉献了毕生精力，成都佛教界应该永远铭记他老人家的功德。
四、崇敬景仰的耆宿
永光和尚一生淡泊尚俭，讷于言而疏于讲述，重实行而密修精严，深受佛门四众弟子，特别是能海法师座下法脉弟子对他更是景仰和爱戴。永老一生爱国爱教，与党和始终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受到党政和主管部门的赞同和尊重。这可以从他示寂后治丧期间，党和、佛教界等各方面表达的崇敬中得以印证。
1987年，中国佛教赵朴初会长到四川视察佛教工作期间，专程抽出时间到成都市佛教驻地拜会德高望重的永老，向他表示敬意，与他促膝交谈，会见时成都市民宗局王善敦局长、成都市佛教副会长兼秘书长余昌文居士在座。
1988年7月1日凌晨，永老在成都市佛教办公地安祥示寂。永老示寂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庚即专门组织有四川省宗教局、成都市民宗局、四川省文史馆、省市佛协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永老示寂后的治丧事宜。随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全权负责治丧具体工作，宽霖和尚担任委员，隆莲法师、清定法师、温澜波、王善敦、邓宗澄担任副委员，大恩法师、贞意法师等10人为委员。
7月1日当天，正在四川视察工作的赵朴初会长闻讯后，立即从金牛宾馆发来了唁函：
惊悉 永光法师于昨夜示寂，无任哀悼。特此致唁，并请代向近慈寺诸位大德表示慰问。祝愿 永光法师往生净土，乘愿再来，近慈寺常转。
7月2日，治丧委员会向有关单位、全省佛教界及永老生前友好发送了讣告。7月2日上午，永老法体送归石经寺安奉，7月7日下午在石经寺依制荼毗，礼请清定法师封龛、起龛、举火。
7月8日上午，治丧委员会在文殊院祖堂为永老示寂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四川省佛教会长宽霖和尚主持，中国佛教副会长、省市佛协名誉会长隆莲法师致悼词。隆莲法师在悼词中对永老的一生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悼词中对永老为佛教事业奉献一生的功德作了全面评价：
永光法师在任近慈寺和石经寺方丈，以及在省市佛协任职期间，僧众积极协助党和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管理寺庙，安排僧众学修，维修寺庙建筑，保护佛教文物，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党和的有关政策规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接待国内外宾客等方面，日夜操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悼词中对永老一生的立场作了客观评价：
永光法师是一位爱国爱教、追求进步的佛门耆宿，他一向专心致志于佛教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拥护中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参加各项爱国爱教的工作。在期间，虽然受到冲击，但处之泰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十一届三中以来，他满怀喜悦的心情，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支持和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热情从事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悼词中对永老的佛学修养作了如实评价：
永光法师学修并进，持之以恒，戒行精严，为实践人间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献出了他毕生的心血。法师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学习。
永老治丧活动期间，各级有关和部门、各兄弟宗教团体、各地佛协、佛教院校、诸山长老、大德法师、佛教界居士及生前友好等，或敬献花圈，或敬送挽联、挽帐、奠仪，或发来唁函，表示哀悼和敬重。
永老治丧活动结束后，《成都晚报》第一版还专门刊发特讯，向成都市全社会公告了“永光法师因病圆寂”的消息。
永光和尚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但他生前为新时期成都佛教事业所作的功德已铭载史册，留在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的心中。作为成都佛教界的后辈，深切缅怀永老的住世功德，继承永老住持圣教的遗愿，学习永老拙朴淡然的高贵品质，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更是成都佛教界全体同仁学习的榜样。
内容来源 | 大势营造古建筑
原标题 | 潜修以应世 密行度生涯——纪念永光和尚诞辰120周年
作者 | 宗性法师
民间文学-宝光寺的传说
农家大嫂施舍菜团子，赵匡胤下旨兴建的宝光寺
说起宝光寺，必须先从赵匡胤落难中牟县南的沙沃庙村谈起。
在赵匡胤没有发动陈桥之前，还是一介武夫，行走，广拜武林名师，最终学得一身好武艺。
这一天，赵匡胤从登封少林寺徒步赶往汴梁城，想尽快和自己的同乡会合，加入官军，实现儿时的梦。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他行走到沙沃庙村东时，顿觉周身乏顿，迷迷糊糊就睡着了。醒来时，他感觉口干舌燥，浑身滚烫，试了几次想站起来，最终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赵匡胤脸上，他找了根槐木棍儿，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步三踉跄地走到一座小庙里。
到地里栽种红薯的老汉，避雨来到小庙，发现了赵匡胤。老汉摸着他滚烫的额头，赶紧把他背到自己家中，又马不停蹄地到村中找到郎中。五天后，赵匡胤高烧退去，身体逐渐恢复了体力。
大病初愈的赵匡胤，心里一直想着汴梁城的兄弟。这天一大早，他谢过老汉之后，顾不上吃早饭，一路往东而去。沙沃庙村往东是黄沙岗连着黄沙岗，赵匡胤走一段路就需要停下来休息片刻，不足五里路程，他足足走了四个时辰。眼看中午已过，肚子饿得咕咕叫，赵匡胤爬上大土岗，发现不远处，有一村庄。他紧走慢赶，在村北的城墙角停下。
火辣辣的太阳照得赵匡胤口中冒烟，再加上饥肠辘辘，躲在一棵杨树下面乘凉，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户人家，讨口水喝，讨碗饭吃。
一位戴着花头巾的大嫂，拎着竹篮，竹篮上面还盖着一块蓝花布手巾。赵匡胤发现后，赶忙站起身来，鞠躬施礼，道：“大嫂，这几个时辰我水米不打牙，实在是太饿了，恳请大嫂赏口吃的。”
大嫂见赵匡胤乞求的眼光，顿生怜悯之心，放下竹篮，解开蓝花布手巾，拿出一块菜团说：“我家掌柜的在东岗栽红薯，我去给他送饭，看你可怜，就分给你一块吧!”
赵匡胤狼吞虎咽，几口就把菜团吃完。习武出身的赵匡胤人高马大，一块菜团根本解决不了饥饿问题，看着大嫂竹篮里的菜团和窝窝头，乞求道：“大嫂，常言说，杀死，救人救活，你就让我吃一顿饱饭吧，来日定当重谢。”
善良的大嫂被赵匡胤的真诚所感动，索性把竹篮里的三个菜团和四个窝窝头，以及一罐子面汤都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着大嫂提着空竹篮回家，心中下定决心：好心大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后会有期。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军权。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1月31日)，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胤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
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为“宋”，仍定都汴梁。
赵匡胤当皇帝以后，生活也讲究起来。山珍海味他都嫌不好吃，责备厨子们做得不是甜了就是咸了。太监们怕赵匡胤迁怒自身，就问赵匡胤以前吃过什么好吃的。赵匡胤想起当年在中牟县南那次农妇做的菜团和窝窝头，就对太监们说了。太监命开封府责成中牟县令找了几天，终于把那位大嫂找到了。当大嫂得知当年她施舍菜团和窝窝头的是当今万岁爷时，既高兴又惊讶。时任中牟县令把前前后后说后，大嫂长出了一口气，怦怦直跳的心才慢慢舒缓了许多。
按照官爷的吩咐，大嫂赶忙准备野菜和高粱面、玉米面、红薯面，坐着小轿来到了汴梁城。
在御厨的协助下，大嫂把野菜用温水泡开，焯水，再撒上盐、五香面，拌上玉米面，开始上笼蒸。与此同时，大嫂把高粱面、玉米面、红薯面用温水搅拌在一起，再用手制作成窝窝头。
大约半个时辰，热气腾腾的菜团和窝窝头出锅了。太监马不停蹄地呈送到赵匡胤面前。赵匡胤掰开一块菜团，放到嘴里，慢慢咀嚼，怎么吃也没有当年的味道，于是，龙颜不悦，令太监传大嫂上殿问责。
一直在御厨里的大嫂，还想着龙颜大悦，拿到赏钱，赶紧回家干农活。
这时，太监宣大嫂进殿，说，万岁爷吃的不是那个味道，胆敢欺骗当今皇上，说不清楚缘由，满门抄斩。大嫂先是一愣，待到她缓个神儿来，已经到了宫殿门口。大嫂想，我就实话实说，大不了是个死，不再伺候这样的昏君。
大嫂跪在殿前，听完赵匡胤的疑惑，回答道：“我们老家有句俗话，话说给知心人听，饭舍给饥饿人吃。今天的万岁爷和当年落难的男儿大不一样，您现在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哪里还吃得进去菜团和窝窝头，就这吃食我们老百姓也不是每天都能吃饱的。”
太监发现大嫂有些讽刺皇上的意思，赶忙拦住了大嫂的话，怒斥道：“大胆农妇，出言不逊，还不快快谢罪。”
赵匡胤拦住太监，告诉大嫂：“看你当年施舍与我菜团和窝窝头，我说过定当重谢，不管你有任何要求，尽管说来，只要我能办到的，决不食言!”
大嫂鼓足了勇气说：“中牟县三年水灾，庄稼大面积减收，老百姓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请万岁爷免除中牟县三年皇粮，并把今年已经交过的皇粮和银两退还农户。”
赵匡胤思忖了片刻，说：“免除中牟县三年皇粮，今年已经收过的皇粮和银两由大嫂受用。”
大嫂谢过赵匡胤，说：“我家地方小，盛不下那么多粮食，在段村东南的老曹胡洞附近有一个帮光寺，那里经常有逃荒要饭的，把粮食分给他们吧?”
赵匡胤看大嫂爱心有加，说：“粮食可以分给穷苦百姓，今年的皇粮全部放在帮光寺，也装不下，缴纳的银两也不少，就在附近重建一座寺院，就叫宝光寺吧。”
自宝光寺建成，烟火很旺，特别是每年的正月十五，烧香祷告地排成了队。周围村子的民间艺术队，都要到宝光寺前表演节目，欢度佳节。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小满这一天成为这里的庙会，延续至今。帮光寺就此无人前往，慢慢荒废，成为一片废墟。
宝光寺金碧辉煌，东西院建筑气势恢宏
据中牟县黄店镇段村的陈自昌说，宝光寺是什么时候开建的，因为没有详细的碑文等资料，目前已经无从考证。
退休干部王小乐向笔者展示的一段松树根，从根部的年轮看，最少900年以上。和宋朝初年建成宝光寺基本吻合。
王小乐回忆说，我曾见过寺亩碑，记得宝光寺分东院和西院，大约占地10余亩。寺属土地有540亩，分为三块，一块在黄店镇杓王村北、刁家乡沟张村南、黄店镇段村东坡，一块在黄店镇段村西南岗，另一块为菜园地，在刁家乡田家村南的孤儿岗庙前，四十多亩。
宝光寺的东院，大门为双扇大木门。从外面看大殿，鎏金铜瓦，檐枋彩画，殿顶辉煌，规模宏阔。大殿高约两丈有余，宽三丈，深三丈。
大殿里有弥来佛像一尊，高约丈余，佛像面相圆润丰满，敦厚温和，慈祥，不怒自威，色彩鲜明，轮廓清晰，做工精致细腻，栩栩如生。佛像的周围有罗汉。佛像后面有观音像。
大殿内有四个直径约六十公分的柱子，彩色龙凤加身，柱子底座为青石，直径三尺有余。大殿梁为三道梁，主梁粗约五十公分，扁圆形，三道梁上均画有彩色龙，梁的东西端为龙尾，中间为龙头，龙头高跷，形象逼真。
进入山门是过厅，过厅有四大天王：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多闻天王。他们承担着护持佛法、降妖伏魔的职责，因而其造型身穿铠甲，手持法器，各不相同。
东西廊房各有六间房，青砖蓝瓦，廊房中间有格栅(相当于影壁墙)，格栅为青砖垒砌而成，中间有一大圈门，两侧为小门。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廊房的北面三间，有一尊关公的木雕像。这尊像身高七尺，髯长一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英姿勃发，虎虎生威，手拿青龙偃月刀。南面三间为戏房屋。
西廊房有泥胎，具体是什么，村里的老人已经记不清楚了。
宝光寺西院的山门高约两丈余，门头上悬挂着一块长两米、高一点五米的木板。木板上雕刻有双层的透花，宝光寺三个字用魏碑刻就。据老人们回忆，这块牌子由马庄村马金安带领其徒弟，耗时半个月刻制而成。马金安心灵聪慧，手艺精巧，在方圆五十里无人能比。
宝光寺西院也有过厅，过厅主要待客用。
宝光寺的西院，由堂楼、厢房楼构成，砖木结构，青砖蓝瓦。堂楼上下两层。东厢房四间，均作为厨房、住宿用，上下两层。西厢房为磨角楼，明三暗五，两层，其中西楼的南端磨角楼，为三层小阁楼。
宝光寺内有两棵大树，一棵是松包柏，一棵是皂角树。松包柏在大殿东厢房前，皂角树在西院的西侧。据退休人员陈自昌回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树干直径100公分，树冠的南边是松树叶子，北面是柏树叶子，长势茂盛，遮天蔽日。1952年松包柏伐后，运到中牟县陵园，用作家具制作。另一颗皂角树，在宝光寺的西院，大年挂角茂盛，小年一籽不生。树高约三丈有余，树干直径60公分。
以前的宝光寺西院西侧还种有好多松树，寺外还种有其他树木，最大的高四丈有余，粗三尺。
据王小乐回忆，1945年，赶走了宝光寺的和尚及其他人员，开设了高小国学班，约40余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为周围有钱有势的子女。教师为的教官。
据村里的老干部赵明海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宝光寺内的设施均被人为破坏，1978年，仅剩的大殿和廊房也被拆除。
村里的老干部赵春祥说，1974年，宝光寺部分设施被拆除，当时马庄大队所属的马庄村、段村、冯家村，按照抓阄的方式，分取了宝光寺的设施。宝光寺拆除后，砖瓦、木梁、檩条等用在宝光寺小学建设上，不足部分分别由三个村帮扶。
宝光寺的旧址就是目前的宝光寺小学，烟雾缭绕的香火被琅琅的读书声取代。
图：作者向村里的部分老人了解情况
图：王小乐向作者展示宝光寺的松树根
作者赵国喜简介
中牟县黄店镇段村人，1966年出生，本科文化程度。现为河南经济报网络总监，多篇作品获得河南省专业报、河南省好新闻一、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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