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房宁】
把俄罗斯当镜子，是什么意思？
在政治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所谓的比较政治研究。当我们对中国、俄罗斯以及越南进行对比分析时，这一研究实际上蕴含了两层深意。首先，它体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意味着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中汲取经验和智慧。
年轻时，我坚信西方是我国的榜样。它们所经历的，便是我们即将踏上的道路，我们可将他们的成果直接引入我国。然而，如今我的看法多有改变。鉴于国情、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文化历史的传承各异，尤其是在社会制度方面，我们难以直接模仿学习。尽管如此，进行比较研究依然至关重要。
所谓照镜子的行为，实际上是指通过观察他国在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从而对照自身，深入理解我国的问题所在。这种做法是以全球视野为方法论，以我国国情为研究目标，通过对他国的观察、研究、思考以及从中获得的启发，来加深对我国问题的认识。这就像是通过镜子来审视自己，虽然我们看到的是镜子中的影像，实际上是在反思自我。这正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
为何俄罗斯与越南被视为我们的映照？这与我国近代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
2019年的冬至，我踏入了莫斯科的土地。而在此前的70年前，毛主席同样在这一天，历经两个星期的颠簸，乘坐火车从中国抵达了莫斯科。那是一次他生平的首次出国之旅，为了新生不久的中国，他寻求苏联的支持，并与斯大林展开了谈判。
毛主席访问苏联 资料图/人民网
他抵达莫斯科的那日气温降至零下35度，据随行的汪东兴所述，那日大雪纷飞，积雪深至膝盖。毛主席显得异常兴奋，于雪地中踏雪而行——尽管他是南方人，在北方已居住多年，且他所创作的《沁园春·雪》亦为千古佳作，颇具魅力；然而即便如此，毛主席未曾亲眼目睹过如此壮观的雪景，因此他兴奋地在雪地中踩踏，即便鞋子湿透，也毫不在意。有人说主席你鞋湿了，毛主席说“我换双鞋继续踩”。
毛主席曾言，“十月革命爆发，犹如一声炮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念带入我国”。正是在苏联的推动下，我国革命得以兴起。俄罗斯，这一国家，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
一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诞生了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还带来了一项重要的影响——列宁当时宣布，将主动撤销沙俄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自1840年鸦片战役爆发，我国陷入贫困衰弱，当时的政府丧失了主权和尊严。我国，这个曾辉煌一时的中央帝国，逐渐沦为了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侮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势力以炮舰外交相威胁，欺辱我国民众，每次冲突都以我国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和尊严告终。人们可以设想，当得知列宁是一位革命领袖时，他竟然主动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多项不平等条约，这一举动对中国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
这极大地振奋了贫弱的中国，尤其是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因此，众所周知，直至我们这一代，人们都把俄国视为真理的源泉，将苏联视为进步的标志和人类的未来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这一事件使得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其第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和嘉兴的西南湖召开。该党虽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却同时加入了更大的政治联盟——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亦即第三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分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持续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中国共产党自身亦是共产国际的使者，正是在其支持和协助下得以建立。
吴廷康，亦称维经斯基或维辛斯基，是首位踏上中国土地，寻求进步知识分子并助力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人物。他首先抵达北京大学，那里设有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该小组正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成立的。李大钊的门生中，包括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张太雷和张国焘。李大钊向维经斯基引荐了陈独秀。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派来了代表。
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会见李大钊、陈独秀 资料图/网络
我们一直将苏联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个重要的对比标准，并积极向其学习。我们比喻，俄罗斯如同中国的一面映照。首先，我们模仿苏联的模式发动了中国的革命，从而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时，我国追求真理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探索过程中屡遭挫折，孙中山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例子。他投身革命事业数十年，领导了十次声名显赫的起义，黄花岗起义便是其中之一。他渴望借鉴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理论，寻求西方的支持，然而，他最终意识到，所有西方列强都意图瓜分我国，企图借助革命者实现他们的私利。辛亥革命结束之后，我国迅速陷入了分裂的境地，这背后实际上是由众多帝国主义势力所推动。在这其中，唯有苏联伸出援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民族。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言是“与世界上平等对待我们的民族携手奋斗”，而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平等对待我国的正是苏联。此后，我国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些被称为新三民主义，都是在苏联的指引下探寻真理、展望未来的。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历经百年的努力，国家终于实现了独立。那么，这个新生的国家该如何进行建设呢？毛主席在那个时期未曾踏出国门，而他首次出国便选择了苏联。当时我国实行的政策被称为“一边倒”，全面效仿苏联，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社科院等各个领域的制度，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自1949年起，我国全面推行苏联化。苏联向我们提供了152个援助项目，正是在这样的帮助下，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以启动。
后来，我们再次学习苏联的经验，但这一次情况有了显著不同。苏联在那时实施了激进的改革措施，这对我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985年，苏共迎来了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他一上任，便着手实施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他基于理论层面，撰写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这本书实际上是由他的智囊雅科夫列夫协助完成的——此书被翻译成中文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人手一册，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因此，在中国改革的初期阶段，尽管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这同样是对苏联经验的一次借鉴。随后，受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东欧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我们之前曾赴德国进行考察，在此之前，我也多次前往匈牙利进行调研；那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解冻”政策引发了匈牙利及波兰的政治波动，而柏林墙的倒塌也与匈牙利有着密切的联系。
匈牙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华约组织的一员。这个国家与苏联共同构成了华约，并秉持着相同的政策方针。当匈牙利对外开放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时，大量东德公民涌入匈牙利旅游，这一现象迅速引发了东德的政治动乱，并最终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欧地区政治格局的剧变。到了1991年，苏联的解体成为二战以来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当时的中国前途怎么样呢？
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进行了一项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对一些资深同志进行了访谈。这些老同志中，有一部分曾参与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举办的一次极其关键的学术会议，即理论务虚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一场重要讲话，该讲话稿整理后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石。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与邓小平的理论体系紧密相连。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还就当时东欧及苏联的改革展开了深入讨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出席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并发表演讲（图片来源于人民网）。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起始于东欧，首当其冲的是南斯拉夫，紧随其后的是波兰和匈牙利，它们充当了改革的先锋。随后，改革的浪潮蔓延至苏联。苏联自60年代便着手改革，但赫鲁晓夫的尝试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国家随之陷入停滞。这一局面催生了后续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多事件相互牵连，尤其是东欧与苏联的变革，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进行中国政策分析、政治研究以及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时，我们的目光始终聚焦于苏东地区，对苏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研究范围亦涵盖日本、美国以及所谓的“四小龙”。
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有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名为巴山轮会议，它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5年9月2日，“巴山”号轮船从重庆出发，经过六天的航行，于9月7日抵达武汉。在这艘轮船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以及世界银行共同发起，邀请了几十位来自中外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当时的世界银行顾问布鲁斯——我们通常将他称为“改革经济学家”——一同就中国经济的改革议题进行深入研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关键性的学习过程便始于巴山轮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西方学者，尤其是来自东欧的专家，分享了他们对东欧改革案例的见解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这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程。
1985年巴山轮会议代表合影（图/澎湃新闻）
在1990年代，叶利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段时期被称作俄罗斯的“崩溃十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国民平均寿命缩短了近五岁，这在工业化进程中，非战争状态下是前所未有的。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
近年来，我们访问俄罗斯时发现，其经济状况依旧较为严峻。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西方国家所实施的制裁。以汇率为例，在克里米亚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卢布与美元的兑换比率是30比1。而当我们前往俄罗斯时，这一比率已上升至60比1。或许你们还记得，在1991、1992年苏联经济崩溃时期，卢布的汇率究竟是多少呢？苏联解体前夕，官方汇率一度达到一卢布兑换两美元；在极端情况下，这一比率甚至恶化至一美元兑换5000卢布。若是那时你在俄罗斯手握数美元，非但不是凡人，简直可以称作是上帝的使者。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发生，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广泛的争论。众多人士纷纷宣称：“苏联虽如今沦为俄罗斯，但未来必定会崛起，届时我国将面临何种局面？”那时的我年轻气盛，直言不讳：“届时又将如何应对？自然是要如何做就如何做。不就是要摘下那些牌子、砸碎那些牌子吗，该做的事情就得去做。”
社科院曾接待过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他向我们分享了许多往事。克伦茨是柏林墙倒塌后受到最严厉惩罚的人。当时德国尚未废除死刑，最重的刑罚为无期徒刑，而通常的刑期较短，他最终被判了7年监禁。他向我抱怨道：“在柏林墙建立期间，我还在大学里求学。”柏林墙已经倒塌，但在其建立过程中发生了伤亡和枪击事件，无论如何，我都得为那些遇难者承担责任。这和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关联吗？毕竟，他是最后的总书记。即便没有关联，他仍需受到惩罚。当然，七年的刑期并非全部都要在监狱中度过，晚上得回监狱休息，而白天则可以在柏林自由活动，只是不得离开柏林市。
1989年10月24日，克伦茨在东德人民议会中发表了一次演讲。（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当时理论界争议颇多，即便俄罗斯的状况已经如此凄惨，仍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俄罗斯的道路是正确的，甚至称其充满希望，反观中国则被判定为错误——在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浦东的开发更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许多年轻朋友可能并不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同样经历了众多关于思想和理论的激烈争论。观察苏联的改革过程，叶利钦的改革措施最为激进，以至于最终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变得稀缺。正因如此，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总体上讲，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并成功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
事实上，我们内心深处都明白，若俄罗斯真的如外界所言那般，我国所面临的压力将更为沉重。资本主义西化的道路对俄罗斯造成了深重灾难，这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上那条绝路。普京上台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趋势，然而美国对此却不悦，指责其缺乏民主与自由。然而，这并非他个人所能左右，还需看俄罗斯人民的想法。
借鉴他人的经验，如同他山之石，用以雕琢我国之玉。通过以历史为镜，以他国为鉴，我们能够获得启迪，更清晰地辨识自身的发展道路，并据此作出明智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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