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建国初期，我国迫切需要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毛泽东及众多党的领导人均认识到，若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入学习基础经济学知识至关重要，因此大力倡导读书，强化学习。在毛泽东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的热潮。
为了迅速改善我国贫困落后的现状，1958年，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这两项运动体现了党和广大民众急切希望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共同心声，然而，它们却违背了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偏离了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最终遭遇了重重挫折和巨大困难。毛泽东以及众多党的领导人都认识到，若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倡导广泛阅读，深化学习。在毛泽东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的热潮。这一热潮不仅有助于广大干部专业知识水平的提升，理论素养的提高，而且对“大跃进”后期出现的偏差进行了有效的纠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的手稿
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
建国初期，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得益于苏联在二战期间对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抵抗以及工业化的显著成就，苏联在那个时期享有了极高的国际声誉。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署，随后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借鉴苏联经验，确立了以苏联为榜样的经济建设模式，并迅速构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我国顺利实施了“一五”计划，为打造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在借鉴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我党迅速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不足之处。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同时也揭示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失误。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方针，主张独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径。他指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诸多缺点和错误，他们所经历的曲折道路，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鉴于他们过往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曾经避免了诸多曲折的道路，如今自然更要从中吸取教训。显而易见，毛泽东对于“一五”计划中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感到不悦。他指出：“在建设方面，我们起初是迷茫无措的。随后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于建设依旧感到迷茫，只能大致模仿苏联的做法，然而内心总感到不甚满意，情绪上也难以舒畅。”
1957年，我国部分工厂和农村展现出生产迅猛发展的喜人景象，这极大地激发了民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在国际舞台上，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极高的赞誉。紧接着，苏联成功发射了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并提出了15年内超越美国的目标，这一系列事件极大地振奋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者，包括中国。毛泽东当时便有此想法：“我国与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否能够加快步伐，取得更多成就？”他提出，经济建设应当加速推进，在探寻社会主义建设路径时，不妨突破传统框架，采取更为高效、迅速、优质且节约的方式构建社会主义，从而开辟一个与苏联模式截然不同的全新局面。
应对“大跃进”运动的挫折，毛泽东号召读书
为了迅速改善我国贫困落后的状况，1958年5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确立了“奋发向前、力求先进、快速高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方针。会议结束后，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以提升钢铁和粮食产量为首要任务，以群众性活动为主要手段的“大跃进”活动。与此同时，“大跃进”运动迅猛推进，农村地区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依照主观意愿行事，却事与愿违，遭遇了重大挫折。毛泽东及众多党的领导人在经历“大跃进”的挫折后，开始意识到对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尚浅，许多人对基础经济学知识掌握不足，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异等问题尚缺乏清晰的认识。
1958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向中央、省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发出信件，旨在让各级领导干部更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理论。他希望通过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并纠正“大跃进”过程中显现出的某些偏差和错误。当时中国与苏联在理解与构建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产生了显著差异，毛泽东为何仍督促全党研读此书？他曾这样解释：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讨，在理论层面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成果，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之外，唯有此书。他强调，尽管此书存在不足，但相对而言却较为全面。毛泽东期望各层级的干部通过研读经济学说，从而获得清晰的思维，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宏伟的经济建设。在他的倡议下，1959年11月初，刘少奇在海南岛率先成立了学习小组；同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也成立了类似的学习小组。到了1960年2月，周恩来则前往广东从化，成立了读书小组。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与党的理论专家们共同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他们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并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在这张照片中，位于右侧的正是毛泽东同志。
这次读书活动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负责安排自己所在小组的读书活动，他规定每天下午全组共同阅读，并指定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依次朗读，边读边进行讨论。在杭州逗留的25天里，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的元旦，毛泽东实际用于读书的时间达到了21天。每日午后开始阅读，通常从四点左右直至晚餐时分；偶尔亦从午后二点、五点或六点起步，直至晚上七点、七点半或十点结束。毛泽东在阅读时态度严谨，他一边聆听朗读，一边翻阅书本，且不时在关键提法下划横线，或在旁侧画竖线，留下标记。在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这些谈话后来由邓力群等人整理成文，形成了一份近10万字的完整记录。这份谈话记录内容丰富，涵盖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事务等多个领域，同时还包括了对国内政策以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和评价。
刘少奇的读书小组起初以阅读为核心活动，主要投入时间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的下册内容。随后，他们开始集中精力进行学习与讨论，期间共举办了九次学习讨论会，对书籍的每一章节和细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以及广东省委宣传部、海南地方和驻军的相关负责人，还有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均参与了这些讨论会。此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出席了其中的一些讨论会。在多次学习讨论会上，刘少奇发表了较为系统的见解。在这些讲话中，他公正地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际应用的优点与不足，并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看法。此外，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状况，他对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
周恩来和他的读书团队花费了三个星期的时间，细致地研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章节。他们不仅深入学习了胡绳在会议上所传达的、由毛泽东读书小组成员整理的关于“毛泽东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还围绕这些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亲自进行了两次有条理的发言。他借鉴苏联的成败得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深入思考和归纳总结。
毛泽东等人通过深入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结合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见解和观点。在读书时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观点——这一观点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为党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外，他还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最初的目标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而现在还需加上国防现代化”，从而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刘少奇在学习时提到：“苏联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侧重于重工业，对农业的发展关注不足，我国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我们现在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同时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方针，以避免出现工农比例、轻重比例长期失衡的问题。”此外，他还强调：“强化经济核算工作至关重要。经济工作越深入，账目核算就要越细致。”若误以为政治领导就能免于清算，那可大错特错了，无论是大账还是小账，都应一一清算。”周恩来在学习会上发表见解说：“我国过去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过渡阶段需覆盖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整个转变过程，它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渡阶段，其任务可以概括为两点——彻底完成革命，并持续提升生产力。”他进一步提出：“我们既坚持不断革命的观点，又认同革命发展的阶段性理论。”为了克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两大基本矛盾，我们必须持续推动所有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制度的变革。
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及其同仁们产生了诸多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若干有见地的观点，这些观点在纠正“大跃进”偏差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性作用。在毛泽东的引领下，1960年，我国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狂潮。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成立学习小组，积极投入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众多干部不仅掌握了基本的经济理论知识，还对“大跃进”期间的一些错误倾向进行了初步的理性思考。
毛泽东等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活动的历史经验
为了应对党内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积累不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准备不够充分以及“左”倾错误思想出现的问题，确保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掌握主动权，并有效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我们举办了一场针对性极强的读书活动。在这场活动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主要领导层，通过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学习、加强学习活动的组织保障、以及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推动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活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主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开展学习。在号召大家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纷纷组建学习小组，亲自带头进行学习。薛暮桥在回忆起那段读书时光时提到：“每天上午，我们都会进行三个小时的讨论，周恩来总理从未缺席过一次；而下午，他又得忙于处理从北京传来的重要事务。”196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提出，要求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均需由第一把手亲自领导，成立专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小组。在各级主要领导的亲自示范和带领下，1960年伊始，全党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积极投身学习活动，这一举措在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二）注重小组构建以确保学习成果。为确保学习成效，毛泽东等人在组建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小组时，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细致挑选成员：一方面，他们强调根据具体状况灵活设定学习小组成员的人数。毛泽东所组织的读书小组成员数量较少，包括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所组织的读书小组人数则相对较多。此外，还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以实现部门干部与专家团队的融合。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致信，建议：“请你们挑选两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深刻理解的人选，其中至少有一位对当前的经济理论问题也有所涉猎，希望他们能尽快前来，加入我们的学习团队。”经过杨尚昆等人仔细研究，最终决定派遣知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加入刘少奇的读书小组。胡绳和薛暮桥后来也加入了周恩来主持的读书小组。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对学习小组进行了调整，并邀请了专家的参与，从而显著提高了学习的效果。
（三）我们应当采用丰富多样的学习途径。学习的方式应与党员干部的文化理论素养相匹配，可以是主要依靠自学，也可以是将自学与讲解、辅导、讨论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在毛泽东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其谈话记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贡献了新的宝贵资源。而刘少奇、周恩来所带领的读书小组，他们先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通读，随后集中进行发言讨论，彼此交流心得体会，共同形成意见。1959年2月，刘少奇在谈论读书小组的学习方式时表示：“首先，我们的讨论将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大家畅所欲言，会上还可以进行辩论；其次，在学习会上，无论级别高低，大家都是学员，不应感到拘束。”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学习方式，确保了学习活动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
毛泽东等人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展现出两个鲜明特征：首先，他们紧密地将学习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把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作为学习的起点，致力于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推动实际工作的能力；其次，他们坚持独立思考与深入分析。毛泽东强调，在阅读过程中应采用“跟随书籍前行”的策略以掌握作者的观点与手法，然而，他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并非盲目追随，而是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既认同其中的正确内容，也敢于提出质疑，进而提出众多独特的观点和深邃的见解。此外，他的学习活动始终紧密围绕党的核心事业和中心任务展开，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党史研究一处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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