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时代的步伐不断加快。在电子时代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时间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天涯》杂志1996年第1期,作为改版后的第一期,其首个策划活动由作家格非、蒋子龙、华孚、叶舒宪、杭之五位共同参与,主题聚焦于电子文化的探讨。其中,电视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所在。
那个时期,人们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图像文化对传统印刷文化的挑战。如今,二十载光阴已逝,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文化的传播媒介再次发生了转变。终端设备从电视转向了智能手机,文化的主战场也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了移动互联网。新媒体逐步取代了报纸、电视等旧式媒体,这些变化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生。
近期我们向您推荐的文章有:蒋子龙的作品《窗口里的人生》探讨了电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汪民安在《论手机:人们丢失了手机,犹如身体失去了一个关键器官|读书》一文中,深入分析了手机在当今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而吴俊的《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一文,则从宏观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学、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终结”难题。这三篇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今日我们延续此话题的探讨,向大家推荐叶舒宪先生的文章,让我们一同回顾他在二十年前对电子时代人性的独到见解。
这所大学是在近代文化巨变时期,借鉴西方教育体系而创立的;在大学课程设置上,数学、工程、医学、农业、生物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几乎全部是从国外引进的;而人文科学领域,如文学、历史、哲学等,则与我国传统的科举教育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在七十年代末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之后,我有幸进入大学中文系深造,深刻感受到了文化变迁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力量:所学课程内容从我国的甲骨文刻辞延伸至外域的先锋文艺,几乎囊括了人类文明史的各个阶段;在教学方式上,既保留了“前古典”时期的背诵记忆传统,又融入了“后现代”的电化声像技术,两者并行不悖。对于前者,老教师们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年轻时背诵的古诗文越多,未来的收获也就越丰富。毕业后投身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对此有着深刻的感悟,经常在授课时引用清代儒者顾炎武的例子来鼓舞学生:他不仅能够将《十三经注疏》从头至尾背诵,还能从后往前倒背如流。成语“倒背如流”正是用来形容这种能力的,其含义确实十分贴切。
研读《古文观止》中的《召公谏厉王止谤》一文,我切实感受到了其文风之流畅,真有“如流水般”的韵味,尽管我尚未达到“倒背如流”的境界。然而,对于文中所述“天子听政,公卿以下,列士献诗,瞽者献典,史官献书,师臣献箴”等内容,我已有了一定的理解。
瞑赋、瞽诵、百工进言、庶民传述、近臣献策、亲族辅助考察、瞽史传授教诲……这些内容常常让人半信半疑:古代的君王真的如此民主吗?为何朝廷中的众多太师和谋士中,瞎子却占据了多数?这个疑问困扰了我十多年,始终未能解开。在前两年对《诗经》的文化根源进行深入研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诗经》中的瞽、矇等众多盲人所负责的诗歌与音乐,实际上是上古礼乐文化的核心所在,而且这种权威性的传承方式早在史前的口传文化中就已经确立。尽管盲人失去了视觉,但他们的听觉和记忆力却远超常人,在那个政教不分且缺乏文献记载的时代,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遗产的最佳传播者和守护者。希腊第一诗人荷马不就是一位盲人吗?《周礼》一书中提及朝中盲官人数竟达六百之众,我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从“诗、史同源与盲官记诵制”这一视角出发进行了研究,将其称为“瞽矇文化”或“声教文化”。同时,我还借鉴了人类学家关于信息传媒方式变革导致的文化分野的观点,这一观点将文化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听觉传播为主要途径的口头文化,另一类则是以书面文字为传播媒介的印刷文化。尽管早期文明正经历从口头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变,然而,那些与新兴书面文字毫无关联的盲官传统,依旧凭借其数万年的固有力量,在官方领域中保持着显著的影响力。这情形宛如现今我们身处电子时代,但印刷文化的数千年传承惯性仍在奋力前行,再加上市场化的利润驱动,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纸张价格节节攀升,令读者和书人纷纷抱怨不已。
从信息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将文化的分类从二分法拓展至三分法,这一观点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Macluhan)的技术决定论。他常言“媒介即是信息”。进一步阐述,这一理念可以转化为“媒介即是人性”,因为三种不同传播媒介的文化变迁,实际上对人的本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口头文化领域,人们尤为推崇的是个体的记忆能力,巫师与萨满等宗教领袖往往由盲人担任,这一现象展现了音乐、占卜、医术等多种技艺融为一体的特点。而在印刷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培育具备阅读与书写能力的新式人性教化方法应运而生,阅读、理解、写作以及思辨的能力逐渐成为衡量人格修养高低的新标杆。尽管记忆力依旧受到尊敬,但其地位已不可避免地降至次要。取而代之的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一理念。电子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以惊人的速度悄然而至,一个以阅读屏幕替代传统书本的文化变革已为当代人所目睹。电视技术的全球普及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冲击着前两个文化时代的所有既定规则和人类历史以来的生活方式;而近年来兴起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多媒体网络的结合,更是让电视文化如猛虎添翼,其势头愈发难以阻挡。
无论你对他们的喜好与否,无论你是接纳还是排斥,屏幕上那些各具特色的节目主持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新成员,一打开电视,他们便会亲切地与你交谈……一些敏感的文人不禁感叹:曾几何时,我们有过英雄辈出的时代,有过秀才与状元的辉煌,而现在,我们似乎步入了节目主持人的时代。电视不仅肆意破坏了我们在印刷文化中培育的高雅审美情操,而且通过无休止的广告轰炸我们的视听感官,还通过武打片和警匪片中充斥的暴力血腥场面以及警车的尖锐鸣叫声,塑造了一代青少年的认知模式。借用老子《道德经》中的语句,这真可以说是“五光十色使人眼花缭乱,五音繁杂使人耳聋心烦”。
然而,撇开个人情感的干扰,若将三种文化的更迭视为一种由传媒技术革命驱动的、不受个人意志支配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那么关于电子文化如何重塑人性的问题,仍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从信息传播和储存的规模来看,电子文化已经超越了口头文化和印刷文化的所有成就,显得微不足道。在电子文献与印刷文献的对比中,电子文献占据了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巴掌大小的光盘足以取代一间书房。借助卫星传输,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居民都能直观地了解世界上的重大事件。美国评论家希利斯·米勒满怀信心地预测,随着视听技术的飞速发展,未来我们在家中就能通过屏幕获取到如同哈佛大学图书馆般丰富的资料,届时,顾炎武那种“倒背如流”的能力将变得微不足道。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电子文化对人类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听觉方式传播信息,这种传播方式与当时范围有限的社群结构相契合。然而,自从文字发明后,视觉符号的传播方式开始兴起,它与占据广阔地域的部落或国家组织更为匹配。文字本身便曾是实现文化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回顾罗马帝国时期拉丁文的广泛传播,或是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的政策,便能深刻理解这一点。自从人类从原始阶段步入文明社会,文字符号的分化与演进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封闭,同时也催生了众多文化及心理上的差异。电子文化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国际视觉语言,这种语言超越了种族、地域、国界和方言的界限。它极大地推动了信息与知识的跨文化交流,加速了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同时,它也在逐步消融那些局限于狭小视野和自我中心的错误观念,培养了一种包容、平等地对待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心态。此举有助于降低误解,缓解隔阂与敌对情绪,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相互补充,展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自印刷文化兴起以来不断加重的文化分裂趋势将得到逆转,电视节目主持人对“世界真奇妙”的引导之下,屏幕上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政治与宗教的隔阂也无法阻碍视觉认同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并学会接纳与自身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和地域文化,“地球村”的愿景将在“求同存异”的理念中成为可能。
文化变迁与人性变迁同步发展,因此,我们与其用过去的人性标准去指责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不如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便更好地适应电子文化带来的崭新世界。
叶舒宪,一位资深的教授,专注于人类文化学领域。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中国神话哲学》以及《诗经的文化阐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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