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原典”在经学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正如林庆彰所阐释，所谓的“原典”承载着崇高的地位与无上的权威，其中蕴含着坚定不移的常道真理，同时亦展现了卓越的写作艺术。而“回归”一词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将其视为崇敬与效仿的典范，借助经典来确立社会与人伦的秩序；另一方面，将其作为审视的对象，深入探讨原典与圣人的关联及其本初的形态。前者追求回归经典之根本，深入经典之中感悟圣贤之教诲；后者致力于区分真经与伪经，随后以真经作为评判义理是非的标准，例如清代学者对群经的考辨以及晚清康有为对古文经传的辨伪工作。而20世纪初的疑古辨伪和整理国故运动，旨在恢复经典的原始形态，进而削弱经典的神圣地位和权威性。在经学发展的历程中，我们见证了“回归原典”的潮流，这一现象无论在尊崇经典还是对经典产生疑问时，都显现出人们倾向于从最初的经典文本中汲取思想创新的灵感，或是寻找思想得以释放的理论依据。
若仅从回归经典本身的角度来界定“回归原典”这一概念，那么这仅仅是对经学思想发展历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描述。实际上，在经学发展史上，所谓的“回归原典”运动，其最核心的目的是重返秦汉之前的经典文献，随后从中挑选出一些解经类的传记和儒家学派的相关著作，用以证实它们是圣人之道统的延续，蕴含着明确的常道，进而将它们提升为经书，并与六经共同构成一个新的经典体系。自西汉时期的五经演变至东汉的七经，历经唐代增至九经、十二经，直至宋代的十三经，情形均相似。由此可见，解读经典的著作以及儒家的子书均能提升至“常道之经”的层次，因此，经典文本的范畴并不仅限于六经。若不拘泥于经学范畴，全面审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回归原典”是传统思想文化自我革新的一种内在动力。魏晋玄学的兴盛标志着对《易经》、《老子》、《庄子》等经典的回归，形成了“三玄”这一经典体系。基于此，学者们对诸多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本源与末节、存在与虚无、本体与功能、言语与意义、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与名教等。这一过程促进了儒家经典与道家思想的融合，实现了经学与子学的相互交流，同时也使得原典的研究范围得以扩展至众多诸子百家的典籍之中。
自乾嘉时期以来，一方面，由于清代儒者对儒家经典中的伪说进行了辨别与消解，导致儒经的圣洁与权威性受到了动摇；另一方面，汉学与宋学的争论对“四书”的正当性产生了质疑，从而对十三经体系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因此，乾嘉时期的学者们试图通过回归经典文本的方法，来构建一个全新的经典体系，以此来化解经学的困境。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二十一经”以及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理论，它们均是通过重返先秦两汉时期的经典文献，从中挑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赋予它们经书的地位，进而与六经相结合，构建出一个全新的经典体系。这种对经典体系的拓展性构想，刘恭冕将其命名为“广经”思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段、刘、龚等人挑选的这些经典著作中，不仅有解经性质的传记《大戴礼记》和儒家著作《荀子》《春秋繁露》，还涵盖了《国语》《周书">逸周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字书《说文解字》、地理著作《水经》，以及属于道家子部的《阴符经》《弟子职》和算法著作《九章算经》《周髀算经》。此外，《楚辞》这一集部作品亦被纳入考量。由此观之，他们对经典的认知已不再局限于经部与子部中的儒家文献，而是拓展到了史部、子部以及集部的诸多典籍。他们构建经典体系的方式呈现出一种维新色彩，而非革命性变革，这意味着新编经典并非以否定旧有经典为条件，而是在原有经典体系之上进行丰富和完善，并非意图完全推翻六经的崇高地位与权威性。
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学术的冲击以及今文经学家对古文经传真伪的鉴别，对传统经书的信仰逐渐减弱。因此，晚清的经学家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如何确保经学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还包括了经学是否能够实现转型以及如何应对西方学术的挑战，以及如何重新构建经典体系以保持对经书的信仰，这些问题正是解决经学危机的核心所在。康有为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对“十三经”体系进行了颠覆，而《孔子改制考》则再次确认了孔子及其六经的至高无上地位和权威性。康有为所撰写的《论语注》、《礼运注》、《中庸注》、《孟子微》以及《春秋董子学》等作品，其目的在于阐释六经的精深内涵。这五部解经之作与儒家子书共同构成了六经的配套，正如龚自珍所言的“六艺之配”，从而形成了一个包含“六经五记”的完整经典体系。章太炎效仿韩愈的《原道》篇，建立了一套传授道义的谱系，其中包括文王、老子、孔子和庄子，他称他们为“域中四圣”。这四圣所著的《周易》、《老子》、《论语》和《庄子》等作品，其思想观念一脉相承，共同秉持着“无我”这一核心理念。这四部著作是在魏晋时期的“三玄”学说之上，进一步加入了《论语》而形成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四玄”经典体系。从思想根源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章太炎等人，要么继承了魏晋时期的“三玄”思想，要么遵循宋儒的“四书”学说，亦或是沿袭乾嘉时期的“广经”理念，他们均通过回归经典文本的方式，构建了全新的经典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阐发了新的经学理论，旨在推动传统经学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那么，近代以来的回归经典的风潮呈现了哪些显著特征，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深刻的领悟？简而言之，首先体现在将“子书”提升为“经书”。段玉裁、龚自珍以及康有为、章太炎等人构建的新经典体系，涵盖了秦汉之前的诸子百家著作。他们提升子书至经书的地位，正如三国吴人阚泽所言，这被称为“改子为经”，从而形成江瑔所说的“子中有经，经中有子”的独特体系，这一体系凸显了“经子合一”的特质。其次，是维新运动。正如前文所提及，他们的新经典体系并非建立在否定六经的基础之上；尽管章太炎并未全然保留六经，他却仍旧对其抱有崇敬之情，将其视为坚定不移的常道。此外，还需论述新经典体系在连贯性、典范性和现代性方面的特点。经典思想的连贯性体现在其相互继承与沟通之中，典范性揭示了经典所蕴含的稳固且永恒的哲理精髓，而现代性则彰显了经典在现实应用中的价值，为社会与人伦秩序的构建贡献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然而，与“三玄”和“四书”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历经百年甚至长达三百年才被广泛认可的事实相类似，近代所提出的诸多新经典体系构想，同样有待后人的筛选与采纳。
20世纪见证了经学的衰落，而自21世纪起，设立经学学科的呼声渐趋高涨。然而，关于如何构建当代经学的思想体系，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回归今文经学的传统，也有人提倡延续古文经学的脉络，甚至有人认为应从宋明的“四书”学继续发展。这些观点各不相同。近代的回归原典潮流启示我们，需跳脱今古文经学之间的纷争，摒弃汉学与宋学相互对立的思考模式，进而深入探讨经典体系的构建之道，并以此新体系为基础，对今古文经学、汉学、宋学以及经学与诸子学之间的调和与融合进行深入思考。
本篇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探讨近代诸子学与经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编号：17CZX034）的研究进展报告。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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