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 说到韩愈，你一定看到了他的多才多艺。
一方面，韩愈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 另一方面，韩愈是一个个性强烈、自我表达欲望强烈的人。 在他奇特奔放的诗作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不甘平庸、喜欢炫耀的气质，以及“花前醉歌者是谁？楚狂童韩退之”（《芍药》） 》）这种自我描述并不是一种内敛的形象。
甚至他对孟子的自我追求和对道家的传承，也可以说是以上两个因素的共同体现。 因此，韩愈加入古文复兴运动时，其态度与前人大不相同。 从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来看，他确实继承了前人； 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是在改革文体、促进创作方面，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更合理的内容。 古文运动的成功不仅归功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写出了许多充满个性、才华和创造力的代表作，切实地重新确立了散文散文的文学地位。 同时，他大力倡导和号召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散文作家，形成了散文创作的一大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云：“大理、镇元之间，多以古学为基础，仿扬雄、董仲舒的叙事作品，尤以独孤吉、梁肃最为著名。并为士人所尊崇。 于从他为弟子游历，致力仰慕，欲复兴同辈。 其中，独孤基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独孤基在大历十二年去世时，韩愈才十岁。 但梁肃对韩愈的影响却是直接的。 韩愈曾在《致祠鲁院书》中提到梁肃对自己和朋友的支持。 《唐高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读书，三年未受任何指教。 两人见面后，梁肃印象深刻，对他们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这或许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毫无疑问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 然而，韩愈的中国古代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追随前人的观点。 其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首先，韩愈主张写散文“当以古圣贤之教”（《复刘征夫》），但学习古文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句之读，无异于古文”。今之”，乃“学古之道，欲顾其字，而得其解”。 作诗者，本志古道”（《欧阳胜来词铭后》），也就是说学古文基本上就是学“道”。从表面上看，这与学“道”没有什么区别。萧应时、独孤基、梁肃等人的思想，但萧应时等人所说的“道”仅指道德教育和道德规范，即儒家外在的伦理规范。韩愈还指（有时更强调）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曾在《三兵论》中说：“诚不须修于内，而修于外，其中必有他人，故君子须慎其真”。 他反复强调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吾当反身而诚”（《论语》）的论点。 显然，他吸收了孟子理论的精神并付诸实践。 内在的精神非常重要。 因此，他非常重视“气”的作用，认为一篇文章的好坏取决于这种精神“气”是否充足。
他曾用孟子的话来阐释，人格高尚，志向丰满，文章也就丰满，“充实则谓之美，充实而辉煌则谓之大”（同上）。 《回复李亦舒》还说：
气、水、文字、浮物。 水大了，漂浮的东西有大有小，能量和言语都是一样的。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有两层含义：一是他将“文道”从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外在限制转变为内在的人格修养。人们对文学内容的关注。 决定。 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和内在精神虽然与一般的儒家礼仪并不冲突，但却使文学趋向于有意识的表达而不是被动的阐释。 其次，韩愈肯定了情感在内在精神和人格修养中的地位。
所谓“气”，还包括“有不平之事而哭”（《孟东野序》）、“喜、怒、窘，悲、失乐，怨、思念，醉、厌”（《孟东野序》）。 《高贤》）、《悲声》、《穷言》（《镜坛唱诗序》）等“不平触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 由此可见，韩愈谈《文一名道》还是比较包容的。 它不排斥甚至不赞成喜怒哀乐等强烈情绪的存在。
其次，研究古人的散文风格，主要要学习古人的“言必自言”（《南阳范绍素墓志铭》），而不是简单模仿古文。 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典故的运用方便，但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会在文中一遍又一遍地嵌入一些熟悉的陈词滥调，没有任何真实的感受和新鲜的语言。 针对这一缺点，主张散文的韩愈，非常重视“唯述事”（《复李亦舒》）。 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比如在《晋学界》中他就曾提到过《周皋》殷《盘》、《季曲道雅》、《春秋》谨慎、《左氏》等。 ”夸张，《易诗》“奇而有条，《诗》正而妙，《庄》、《骚》为太师、子云、相如所录，同旨而不同调。” 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些古代文本的技巧和语言上。 优越的。 他在《答李益书》中说，他初学文学时，“不敢读非三朝汉之书，不敢守志气”。圣人的，忘记了一切，留下了事迹。” 但此时，他却不能“只言不讳”。 去是我的职责”。 此后，我逐渐有了“识古书真伪，正而不正”的感悟，于是“从心取之，交于手中，自然而然”。 最后，响应古人“远离其，静心观其”之言，养精养神，达到蜕变的境界，能够自如地书写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感受。 可见，韩愈所要求的是“学其义而不学其言”的学习古文的方法和“自立而不循规矩”的文风（《复刘正夫》） 。 事实上，他引用和吸收前人文章的范围很广，其中也有骈文的成分。
他在提倡“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散文中表达作者个人内心情感的合理性。 他在主张“师古”的同时，也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 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髓。 地点。 但个人内心情感和个性的表达与“道”的要求不容易统一，常常会出现矛盾。 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仍然把“道”放在第一位。
一方面，他承认人内心的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将这些情感尽可能地纳入封建礼教的规范之中。 他说他自己的“道”是“孔子、孟轲、扬雄所教的道”（回复张季书），他的“文”是“颂扬尧舜之道”的文章。 其内容为“皆同六经之旨”，虽有“为求世间之知而有赏怨异言”，但绝对“不违背教义，与诸人之言”。魅惑、谄媚、诽谤与张无关”（《宰相书》）。总之，“道”对于人格和情感的包容性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自己的创作，更能体现他的作家气质，而不是他的理论。 尽管有大量讨论“道”和“性”的作品，如《元道》、《读荀子》等，但也不乏既真实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因此，当时的裴度说，他“凭借绝技，常常无拘无束，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致李敖的信》） ”）。 后人说他“只是用言语与人说话”（王安石《师书》），“第一士之耳”（宋石其嵩《非汉》），“以为学者足矣，以为知之”。不足”（张耒《韩语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是指责他“将道教与文学分为二事”的人（《读唐志》）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对“道”的追求与对“文”的追求的脱节，看到了他对文学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的事实。 然而，这也正是韩愈文学创作成功的原因。 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他不仅投入了大量的情感，而且运用了高超的语言技巧，因此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元道》、《元破》、《世说》、《正臣论》等推理文章，结构严谨，注重行文的气势和逻辑。 过去，它们受到普通作家的推崇，但文学价值并不高。 。 相反，一些议论文短文，情感丰富，真挚感人。 例如，《孟东野别序》表达了孟郊的委屈，激动地发泄了他对时代和社会埋没人才的现象的不满； 《辞别董绍南序》安慰了那些“虽不能求位，仍要举进士”的人。 前往燕赵求职的董绍南表达了对人才未遇、生不逢时的命运的感受；
《告别李渊归盘古序》歌颂了退隐之士的高尚，痛斥了那些“侍奉于臣门，奔于风云路，行将跌跌撞撞”的小人的卑鄙。向前，嘀咕他们说的话。” 这种行为，蕴含着下层文人在社会的打压下急于发泄的“不平”。 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复杂感情，尖锐、生动、切中要害，但又不失平静。
比如《杂谈1：谈龙》、《杂谈4：谈马》、《火林劫》等，都是用龙、马、林等动物的经历来写人。 这些杂七杂八的感受，往往也包括韩愈本人。 无法欣赏才华的情感或贫穷孤独的叹息。 比如著名的《说马》中：
有情人，便有千里。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并不常有。 因此，虽有名马，但也会在奴隶手中受辱，死在马厩里，不称为千里马。 一匹马行一千里，可以吃掉多少谷物或石头。 吃马的人，不知能跑千里。 这是一匹马。 它虽有跑千里的能力，但食不饱足，力量不足，天赋不可见。 而且，如果你想像一匹普通的马一样，你就不能指望它能跑一千英里。 如果马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驾驭，如果食物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如果马的声音不被理解，那么马就会来对他说：“世界上没有马！” 呜呼！ 真的没有马吗？ 我真的不认识马吗？
韩愈的散文中，纪念侄子韩老成的《十二郎随笔》具有特别浓厚的抒情色彩。 前人常常写哀文章并联或四字韵，以工整的格式达到肃穆庄严的感觉。 这篇文章没有格式、没有公式，也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么结构化。 全文是用对死者说话的语气写的，哀悼家族的没落，哀悼自己的早衰，哀悼死者的早逝，怀疑自然规律，怀疑神灵，怀疑生命的数量。生与死，甚至怀疑继承人的设立，表达了内心的辛酸与悲哀； 中段描写了第一次听到坏消息时半信半疑、不愿意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的状态，特别心酸又感人。 文章语义重复、重点突出，最能体现散文写作在特定情境下相对于骈文的优势。
韩愈的叙述中，如《张忠诚传跋》、《毛英传》、《士鼎对联诗序》等，叙述时或有夸张，或夹杂笑话，也写有非常形象生动。 例如，《张忠诚传序》中记载，南霁云向贺兰金明求助，但贺兰金明出于嫉妒，没有动兵，而是设宴拉拢南霁云。 这时，韩愈用浓笔浓彩写下了：
季昀大方地说道：“恽来时，睢阳百姓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恽虽想独食，却难以忍耐；虽吃，却咽不下。” 因为他拔出了佩带的剑，一根手指被折断，鲜血淋漓。 为了给贺兰看，所有人都震惊不已，感激涕零。
接下来，添加另一部分：
(南霁云)正要出城时，拔箭射向佛寺的塔。 他用半支箭瞄准了上面的砖头，说道：“等我回来打败盗贼时，我会消灭贺兰氏。所以我瞄准了这支箭。”
这两段话，在刻画南霁云忠勇性格的同时，也凸显了南霁云坚强的性格。 韩愈在《石鼎对联诗序》中，充分运用了欲擒故纵、以表显里的方法，描写了才华横溢的轩辕秘名道士与刘师父、侯之间对联诗的戏剧性过程。习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书生的相貌并不奇怪，“白须黑面，长颈高结，喉中楚语”，与后羲等人“相貌无有”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一”，这似乎是合理的。 但当他回应米茗写诗的请求时，这种心理傲慢开始发生变化：当他第一次听说写诗时，刘师傅“大喜，写下了诗的前两句”，而后喜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 ，“激动得马上装饰一下”，道士却“手肩而坐，倚北墙”，吟诵两句：“龙头头缩菌蠢，猪肚胀盛”，这是一个双敲门的把戏，其中有一个隐藏的含义。 两人都被这讽刺震惊了。 但他们的内心仍然不满足，想要依靠更多的力量来获胜。 “声音更悲伤，笔已准备好写，再次停顿也就不足为奇了。” 道士回应“如环”。 ，个个都是讽刺挖苦。”
到了三更，两人心理上已经彻底失败，道士“又唱了四十个字”。 此时，二人“吓得都站起来，跪倒在床上”，而道士却已经“靠墙而眠，呼吸如雷”。 这篇文字就像一部小说，生动地描述了两位文人酸溜溜的嫉妒心、懦弱的心态以及道士不羁、放荡、机智的形象。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韩愈十分注重词汇的创新。 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语言陈旧、套路熟悉、典故通俗。 但他从前人的词汇中引入新词，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出新词，创造出许多新奇的词汇，以致文章中常常闪现出诙谐的引语。 这句格言增添了许多活力。 就像《宋琼文》中的“相貌可憎”、“黯然神伤”，《金雪洁》中的“屡屡得罪”、“尖刻傲慢”，“善于做事，胜于努力，少了嬉戏，成功才算成功”。 《寄孟东野序》中的“随行”、“无碍、无流、无非”、“有不平就哭”、“臣服头耳” 《鹰客十人书》中的“摇尾求饶”等，都是至今仍在沿用的生动形象的词语。 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用华丽辞藻的习惯，采用了一些别人没有用过的或者刺激性很强的词语。 例如，《宋琼文》写鬼“开眼吐舌，跳跳蹲，掌蹲足，相视一笑。”《石鼎联诗序》写人有“白须黑”。面、长颈、高节”，《金雪界》写学术是“牛头、马毛、败鼓皮，皆有。”、《辽道辞别序》写山气氛是“蜿蜒撑大众，雄伟积蓄”，看上去可能不漂亮，但却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矫枉过正，用了一些陌生生涩的词语，使文章显得别扭、难以理解。理解。
其次，韩愈十分注重句型的设计。 骈文虽然句式结构工整、音节宏亮，但缺乏变化，气势较弱。 韩愈的散文很善于将各种重复句、并列句、对仗句交织在一起，以增加文章的多样性和气势，充分发挥散文的气势。 句子可长可短的优点弥补了散文音乐美感和节奏感的不足。 如《金学界》第二段论述先生的学问、儒学、文章、行为。 四层叙事以“先生的事业可以说是勤奋”、“先生的儒学可以说是勤奋”、“先生”在写作方面可以说是宏观与外在”，“先生，其行为可谓是圆满”，使得四层意义的节奏显得非常整齐清晰，语气在流动中重叠，增添了层次的分量。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转折，提供了强有力的伏笔。又如《画笔记》中对画中人的描写，反复列出：“五人站在马背上，十人站在马背上，甲驮一人立于马前，手持大旗，马前立一人骑马驮甲。”十人走牵头，二人骑马牵头。背着……”一百二十三个人，三十二种姿势；
画中描绘马时，一一写出二十七种马姿。 看起来很罗嗦，但读起来却很悠扬。 画中清晰地表现出各种人马姿势，长短各异，节奏各异。 不同的句式以极其复杂的方式组织在一起，让人感觉这是一幅庞大、细致、交错、宏大的画面的布局。 另外，《孟东野辞别序》连用了三十八个“鸣”。 由于句子结构的变化，并不使人感到单调，而是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前面提到的《十二郎祭文》是描写第一次听到坏消息时的心理状态的一段话。 每个句子都以助词结尾。 但“也”、“呼”、“也”的不同声调错落杂乱，或感叹，或疑问，句子时长时短，十分写实。 表达情绪的剧烈起伏。
再次，韩愈十分注重文章的结构布局。 他有时会用粗笔画突然出现，引起读者的注意，然后转入主题。 例如，《送董绍南》的序言以“燕、赵，古之多人，哀叹之人”、“送文处士下江”开头。 《阳军序》开头是“伯乐一过冀北荒野，马匹空了”；
有时它会从远方迂回而来。 例如，《区书序》首先讲了阳山的偏远、荒凉、寒冷、文化落后，然后用庄子的逃亡者、空谷中乐闻脚步声的词来描述。时间。 很高兴能在其环境中认识地区总监。 至于《孟冬荒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 从“不等则万物皆歌唱”这句警句开始之后，并没有介绍孟郊事件，而是从事物的声音中谈论人的声音。 ，从人声到文字，从远古到唐代的文字，旅程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 最后几句话是孟郊说的。 回顾上一篇文章，它们既是作者自身生活感受的表达，也是本文主题的伏笔。
此外，正如《元道》如剥笋一样，《元道》的利弊在全文中相互辉映、对比鲜明。 虽然是纯推理文，但文章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韩愈还刻意避免了摇摆不定的文章结构。 例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很平淡，表现出他喜爱朋友的人格和才干，但又珍惜他的所作所为（韩氏不赞成刘宗元参与永祯变法），怜悯他的苦难； ”也是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没有任何写作意图。但这其实是对文章结构的深思熟虑，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才是最好的结构。
韩国语有多种形式和风格。 其最显着的特点是气势磅礴、情感充沛、文笔新颖、句式锯齿交织、结构变化多端。 前人说它“横行肆意”（柳宗元《复魏》）“衡石韩愈推文而著书”），“如长江之流，气势磅礴，鱼、龟、龙，种种奇物、混乱”（苏洵《欧阳内寒书》）。 当然，韩愈写文章很下功夫，“做”的痕迹在所难免。
韩愈是当时文坛的佼佼者。 他不仅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大力推荐和支持文学同仁。 比如，他在《举士诗》中推荐了孟郊，推荐了张继、范师长（《举士诗》）。 《推荐张继》、《推荐范宗师》），为李贺写文章打抱不平（《桃辩》）等。他本人也说，他的朋友圈子很广，“与他交往，结交朋友”。相识数百人……或因同工，或因其技”（《与崔群书》）。 李敖说他“颇喜贤人”，像“郝君”是秦汉时期大侠义士之一（《复汉大臣》）。因此，一群在他周围形成的一批作家，在诗歌和散文方面都做出了创新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很多，但在散文方面，除了韩愈以外，其他人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比如李敖主要是写议论文，虽然结构工整，但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诗的散文更注重外在语言形式的陌生，但情感强度较弱，气势不够宏大；范大师的散文则更注重这一点韩愈的语言怪异到了极点，虽然“言必自言”，却无视语言交流的一般规则，走向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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