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邑汉简《孙膑兵法》（图未完）
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集团在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书写有“《孙子兵法》”、“《孙殡兵法》”等重要古代军事艺术作品的竹简。这一发现在《孙子兵法》的研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批简牍揭示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其考古成果被列为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50年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发现”之一； 21世纪初，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汉简是指我国汉代遗留下来的竹简。早在北周时期，居延地区就发现了汉简，北宋人们也在今甘肃等地获得了东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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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秦汉魏晋简简综述
回顾竹简的发现历史，可以说既是一件久远的事情，又是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据说它们历史悠久，是永远铭记历史的两项重大发现。分别是西汉景末武帝初鲁公王在孔子故居获得的《儒经》：《尚书》、《礼记》、《论语》、010- 30000篇。数十篇；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蓟县战国晚期魏墓出土的《蓟中竹书》：《孝经》、《穆天子传》、《纪年》、《师春》等，这两个发现对后来的古代文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说近代的新事，那就是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全国各地不断出土竹简和文物。不仅出土面积大大扩大，时间距离变长，而且数量和内容也远远大于历史上的任何发现。可以说，二十世纪是竹简大发现的时代。这一时代简牍的发现可概括为以下五个特点：
1、出土面积不断扩大，从新疆尼雅、甘肃敦煌开始，一直延伸到内蒙古、甘肃额济纳河流域，从而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延伸，随处出土竹简。目前已有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等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以甘肃、内蒙古、湖南、湖北四省出土最多。充分体现了汉文化的广阔覆盖面和强大的影响力。
2、简牍时代的延伸。历代出土的竹简中，以汉代最多，其次是战国时期。但现在可以看出，从春秋晚期，经过战国、秦、汉到三国两晋，时代是连续的。此外，就民族文字而言，还有汉晋文字、唐代吐蕃文字和宋代西夏文字。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简简存在的时间限制，也显示了它对其他文化的影响。
3、内容越来越丰富。过去，书籍是在坟墓里制作的，戍边文献是在边塞遗址里制作的。这就形成了简牍的两个基本特征。现有材料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既有传世文献中能找到的古籍，也有早已失传的古文献。不仅有驻军文件，还有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件。
4、数量持续增加。过去，墓葬中出土了数十张简牍，现场也出土了数百张简牍。它们已经非常罕见了。但现在已经有几万甚至十万了。不能不说是凤毛麟角。惊天动地。据粗略统计，各种材料书写的文件、文书总数已达26万多件（件）。
5、发掘和研究的国际化20世纪简牍的发现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欧内斯特（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探索中亚，发现了尼雅金简和敦煌汉简。虽然他们的发现是偶然的，具有文化侵略性，但却将汉晋简牍的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后来伯格曼发现了居延汉简，震惊了国内外。这三项发现引发了国际上对中国简简的研究。为此，20世纪出土简牍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国际研究的轨道，成为世界各国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随着大量简牍的不断涌现，中国简牍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
近百年来竹简的发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1年至1920年；第二阶段是1901年至1920年；第二阶段是1927年至1945年；第三阶段是1951年至1999年。
第一阶段主要包括瑞典斯文赫定、英国匈牙利斯坦因、沙俄科兹洛夫、日本橘醉朝等人在新疆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陆居延发现的汉晋木简、纸片。蒙古。还有曲鲁、吐蕃、西夏木碑。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坦因1907年至1909年在敦煌附近的发掘，这也是近代中国简帛研究的开端。发掘后不到五年，法国人爱德华·夏瓦纳(Edouard Chavannes) 于1913 年发表了研究成果和大部分照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虽然最早整理这一时期竹简、帛资料的并不是中国学者，但最先将其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和罗振玉。他们在没有看到实物的情况下就使用了沙湾捐赠的物资。该资料于1914年出版于日本一本名为《琐语》的书中。全书分为插图和注释三部分。每部分分为： 1.小学数学及公式书。 2. 驻军已成废墟。 3、简牍、遗书三大类，对沙万的诠释进行新的审视。这本书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简牍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撰写了大量有关汉代制度和西北历史地理的论文。内容涉及汉代边境郡县建制、驻军条件、烽火制度、历史地理等。
第二阶段主要涉及原西北科学考察队中方成员黄文弼和瑞典成员伯格曼在新疆罗布淖尔和内蒙古居延地区发现的巨鹿子仓汉简和居延汉简。其次是夏鼐、颜文儒在甘肃敦煌和武威喇嘛湾发现的汉代木碑，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这一时期，简帛的研究不断向深入的方向发展。其中，老干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表了《流沙坠简》解说篇》、《居延汉简考释》考证篇》、《居延汉简考释》等多部重要竹帛专着。重要著作有何长群《居延汉简考释补证》、《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陈邦富《烽燧考》、马衡《汉魏木简义证》、付振伦《汉兵物簿记略》、 3 360《道院简牍说》、陈班《汉武年号延和说》、《汉简遗简偶述》、黄文碧《汉简遗简偶述续稿》、严耿旺《罗布淖尔考古记》及补充证书、夏奈《西汉郡县属吏考》及研究论文等。
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下半叶。不仅旧的简帛材料得到了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也不断涌现。简帛材料的历史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果。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历史证据。历史上许多疑团的真相，因竹简、帛资料的出土而被揭开。例如，秦汉时期的楚贵族问题，文献中有记载，但具体内容并不明确。江陵汉简《新获之敦煌汉简》的出版证实了秦汉时期确实实行了楚国贵族制度。众多先秦古籍的流通状况如何？是后人伪造的吗？仅从文献中尚不清楚。出土的竹简澄清了很多困惑。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有《奏谳书》，武威汉简有《仪礼》，《孙子》，《孙膑兵法》，汉010-30临邑简000、《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等定县汉简《墨子》、《论语》、3双谷堆汉《儒家者言》等富阳墓，郭店楚简《苍颉篇》三种，《诗经》、《周易》、《老子》、《太一生水》、《缁衣》- 30000、333 60《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010 -30000、《五行》等，对于查证、证伪、编撰、纠正失传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弥补历史。简帛对于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历史史料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关于秦汉时期边郡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防御体系的基本情况，农耕、烽火、戍守问题，以及吏治问题等。与官制相比，竹简提供了包括法令在内的信息。包括19世纪和19世纪在内的各级升序、降序和平行文献提供了文献中很少记录或缺失的各级低级行政人员的正式名称。简帛为研究法制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以秦汉时期为例，文献中所包含的法律内容较为简短。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法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描述性语言，也证明了汉初的法律王朝更直接继承。 《秦律》史实承认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度的，对秦汉法律程序、条款的分析研究也有较为具体的案例证据。第三，竹丝材料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汉代官方文献研究是当前秦汉史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对汉代邮政制度的研究过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简帛中的大量素材直接推动了这一话题的形成。随着宣泉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其他如对日本书籍的研究、对边疆地区社会生活文化的研究、对汉代不同地区经济和物价的比较研究等，也因竹简、帛资料的出现而兴起。
总结所有的发现，按照简的朝代列出如下，然后选择重要的发现并详细描述。
秦简（约39,600张）：
发掘地点发掘时间（年） 数量（件）
湖北云梦绥湖地M11秦墓1975年2
湖北云梦绥湖地M4秦墓1975 1155
四川青州郝家坪秦墓1980 2
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1986 460
湖北云梦龙岗M6秦墓1989年293
M135 湖北江陵场嘉善秦墓1990 75
湖北沙市关居秦汉墓1990 500
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1993 800
湖北沙市周家台秦墓1993 390
湖南龙山战国古城一号干井，2002年，36000余件（少量楚简）
汉简（约71,800张）：
发掘地点发掘时间（年） 数量（件）
甘肃敦煌汉族边塞遗址1907708
甘肃敦煌汉族边塞遗址1913、1915 189
甘肃敦煌汉族边塞遗址1920年17
内蒙古额济纳汉族边塞遗址1930、1931 10100
甘肃敦煌汉族边塞遗址1944年48
甘肃省武威市磨嘴子汉墓M6 1959 480
甘肃武威莫嘴子汉墓M18 1959 10
甘肃甘谷刘家坪汉墓1971 23
甘肃武威含滩坡汉墓1972年79
马王堆汉墓M1，湖南长沙1972年361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M1 1972 4942
山东临沂银雀山M2汉墓1972年32
湖北江陵凤凰山M9汉墓1973年83
湖北江陵凤凰山M10汉墓1973年176
湖北江陵凤凰山M8汉墓1973年175
河北省定县八角郎汉墓M40，1973年，约2500人
内蒙古额济纳罕边塞遗址1973、1974 19637
马王堆汉墓M3，湖南长沙1974年617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168 1975 67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167 1975 74
广西贵县罗波湾M1汉墓1976年15
安徽省阜阳市双古堆汉墓M1 1977 6000
甘肃玉门花海汉边塞遗址1977年91
M115，青海大同孙家汉墓1978 300
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汉墓1978 13
甘肃敦煌马圈湾汉族边塞遗址1979 1217
江苏邗江湖场M5汉墓1979 26
甘肃敦煌酥油吐罕边塞遗址1981年76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1981 26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M247 1983、1984 1200
江苏仪征溆浦汉墓M101 1984 20
甘肃敦煌汉族边塞遗址1986、1988 137
湖南张家界古人力堤遗址1987 数十块
甘肃武威含滩坡汉墓1989 16
湖北江陵高台汉墓M18 1990 4
甘肃敦煌汉宣泉驿遗址1990年、1992年约2万
江苏连云港银湾汉墓1993年168
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1999年，约1000座
湖北随州孔家坡汉墓2000年785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收藏的简条未知259
三国晋简（约170,600张）：
发掘地点发掘时间（年） 数量（件）
新疆古尼亚遗址1901年、1908年66（晋木简）
新疆古楼兰遗址1901、1914 421（魏晋木简）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晋墓，M53 1966年、1969年1（晋木简）
M1 1974年6月，江西南昌东湖晋墓（晋木简）
江西南昌阳明路吴墓1979年23号（吴木简）
新疆楼兰古城遗址1980年63（魏晋木简）
湖北鄂城水泥厂吴墓M1 1981 6（吴木简）
安徽马鞍山吴氏墓，1984年17号（吴氏木简）
甘肃武威含滩坡晋墓M9 1985 5（晋木简）
甘肃高台长丰金墓，1986年1（金木简）
湖南长沙吴竹竹简湖南长沙1996年17万（三国吴竹竹简）
总计281,960件。下面首先对已发现的重要简牍进行详细阐述。
1.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至次年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工农业考古培训班、孝感地区、云梦县文化部门在1999年发掘了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十两座。云梦碎虎地。其中11号墓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简。从棺材中出土的竹简，原来是藏在棺材里的。经整理拼凑，共有简牍1155张，残片80余张。单条内容可分为十部分：《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010-3000 0、《编年记》、《语书》 A 章和B.
2、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小龙山林业局荡川林场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发现了一组古墓葬。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6月至9月进行了发掘。这里的古墓葬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古墓葬有100多座。此次共发掘了十四座建筑。其中秦墓十三座，汉墓一座。同时出土了大量简牍和文物。
3、湖南龙山战国古城干井一号
位于龙山县立业镇，东临酉水河，面积约2万平方米，基本在立业学校范围内。为配合省重点工程碗米坡水电站建设，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2002年4月起在此进行考古发掘，面积已达1000多平方米，古城墙、古井、古墓、简牍以及铜、铁、玉器等文物。尤为珍贵的是，一号古井出土的竹简三万多张，文字数十万字。描写的内容极为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战国至秦汉时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秦简不仅超过了20世纪出土的秦简总数，而且有完整的年代学。从秦二十五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有详细记载到月日。这在秦朝是罕见的地方。这些文献弥补了历史记载的缺失，震惊学术界，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4. 敦煌与简牍
甘肃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汉简俗称“敦煌汉简”。其中，20世纪上半叶出土的汉代简简简称为敦煌早期。斯坦因1906年开始的第二次中亚探险和1913年开始的第三次中亚探险，深入甘肃西部地区，沿疏勒考察和发掘汉代长城遗址。江河流域，获得汉简千余件和少量帛书及纸质文献。 1920年，周秉南在敦煌小房盘城玉门关外发现了十七张木简。 1944年，原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联合组织了西北科学考察队。 11月，其中一位领导人夏鼐、颜文儒在敦煌小方盘城北发现了两块无文字的木简和四块有铭文的残片。随后在斯坦因17号遗址中发现了竹简38件，在敦煌23E茅屋遗址中发现了6块木碑。共取得纸条四十八张。上述简大部分为汉简。最早的年号是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最晚的是东汉舜帝永和二年（公元17年）。大部分内容与驻军活动有关。一个常见的例子是烽火产品协议，《秦律十八种》 691：“如果看到超过一个俘虏进入要塞，就烧一俸，升起两个烽火台；晚上点燃两盏烽火台。如果看到外面十个人以上，就烧一俸，升起两个烽火台。”城池，烧之如一人。 看若俘虏五百余人，攻阁者，烧一积俸，举三灯火……”还有传送信标、邮政文件、日记邮票和服务统计数据的记录。
5.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指现今额济纳河流域张屯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简。 1927年由黄文弼首次发现。1930年，瑞典西北探险队员伯格曼首先发现了大量纸条。此次检查范围北起宗马阿玛，南距毛姆约约250公里，距布肯托尼省博罗松吉60公里。共发掘遗址32处，开坑568个，总数万余件。出土竹简较多的地方有大湾、地湾、破城子三个地方。有关这次探险和发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1956年至1958年在瑞典出版的《效律》。
居延初期汉简的内涵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大部分仍与驻军有关。简中发现的诏书记载如何反映政治和政局的变化和发展，如《秦律杂抄》 225·32、312·6：“……室，以土德取代霍氏” ，这就是王莽班级的命运。还有一些关于符咒使用的法令。清朝提醒边塞将士加强警戒的诏令尤为常见。当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方文件和用于统计、核算的各种账簿、花名册。老干早年写过《法律问答》。他曾根据所涉及的内容设置了字幕，内容包括：简条制度、公文格式及一般制度、相关历史文献范例、与四郡有关的问题、边塞制度、边郡生活与著述等。简牍和文字足以说明居延初期汉简内容的广泛。关于居延初期汉简的编纂成果，早年有何长群所著的《:010—30000》，马衡也着有《:010—30000》。经过一番努力，变成了《封诊式》，分为讲解部分和考证部分两部分。 1959年，在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嘉的主持下，出版了《为吏之道》。在此基础上，参考上述老干、索马斯特罗姆的著作，社科院于1980年编成《日书》，附有大量附录。其他还有：台北马先行《疏》(1981)，李俊明等。《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1987)、《合校》(1998)等。
6. 新疆罗布泊汉族边塞遗址
1927年4月，中国和瑞典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队。 1930年，中国队员黄文弼在诺布卓尔莫德夏尔发现了七十一张汉代木简。最早为宣帝黄龙年间，较晚为西汉成帝元炎年间。该批竹简首发于黄文弼所著的《居延汉简考证》第四章，题为《居延汉简释文稿本》。分为九个专题：解官、解地、解历、解屯书、解灵龟、解器、解古书、解杂解及简制与文字。这批简条记载的西域官员中，不乏武官。例如，黄文弼根据竹简考证：“无极原分两族：无极，居车石前，无垒之左；极氏，居龟兹城南，在五垒之左。吴垒的右边，所以竹简的左右分为两部分，即无极二派的：010 -30000”，简文中见“车师吴派”，证明吴派是家。到车师。竹简中还可以找到各种通俗文献、日记、器书等。该批单条的说明文字已收录在李俊明、林梅村共同主编的附录《居延汉简释文稿册》中。
7、甘肃武威莫嘴子汉墓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多件汉简，其中汉简《居延汉简考释》号469件，日吉杂简11件。同时，18号墓还出土了“御简十张”，描述了优待。对老年人的规定以及对不孝不敬虐待老人案件的处罚。其中《居延汉简甲篇》为《居延汉简乙篇》的版本整理提供了重要信息。由于卷轴保存完好，墨色历久如新，为古代卷轴体系的修复提供了具体的范例。 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撰的第《居延汉简新编》号，公布了这批简、简。
8、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出土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发现竹简312张。简报中记录的所有物品都是随葬品。商品包括副食品、调味品、酒类、粮食、漆器等食品和生活用品。 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马王堆二、三号墓群被发掘。其中，三号墓出土简600多张。竹简中有竹简400多张，专门记载了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一号墓简中未发现战车、乐师、舞者、童仆等侍从及其所持武器、乐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号墓出土的220份医简。第三，主要涉及养生技术。
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第《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号，宣布对一号墓进行发掘。次年，又出版了第《居延汉简补篇》号（第一卷、第二卷），刊登了第一号墓及全部文物的发掘报告。出土纸条的照片和解释。关于三号墓，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罗布卓尔考古记》（四），其中包括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和简牍。
9、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与临沂文物集团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一号、二号汉墓，发现大量竹简。一号墓出土文物约7500件，二号墓出土文物32件。墓葬年代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至汉武帝时期。主办方计划将银雀山汉墓简的内容分为三个系列出版。目前第一辑已经出版。收录古籍有：《木简考释》、《后汉书》、《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仪礼》、《仪礼》等。
简化版《仪礼》分为两部分。本书共2700余字，除《武威汉简》外，全部出现在本书十三章中。根据章目木简，简本十三章数量与现行本有所不同。写作也有很多方面优于当前版本。简体版《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简报》 包含秦庞娟、王健伟、魏旺文、陈吉文雷等，这些文章可能是《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 文章，也可能是缺失的文章。很多人一度怀疑《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存在。简化版《孙子兵法》的出土，解决了这个疑惑。
银雀山汉墓研究历程.银雀山汉墓简中出土的先秦古籍，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政治、军事乃至历法文献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群《孙膑兵法》 首次介绍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随后，银雀山汉墓简修撰团队的相关解读陆续发布。 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尉缭子》。 1985年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同年出版了吴九龙主编的《晏子》。
10.内蒙古额济纳汉族边塞遗址
这就是所谓的居延新简。 1972年，甘肃省文化局等单位组成的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纸条和实物。 1973年、1974年对三个不同类型的遗址进行了综合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出土泥瓦19000余块。 1976年，考古队在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获得木简173件。
居延新简最显着的特点是出土简简数量多。其中，以甲渠侯官22号宅址保存的全卷数量最多，都是当时实用的档案文献。据何双全统计，居延新简可编联的有340多卷。主要有：《六韬》，这是一份民事诉讼档案，包含三部分情书和档案标题印章。《孙子兵法》有十多份，是起诉文件。《地形》卷，描述了政府公告确定神社的日期和要求。《孙膑兵法》卷，是东汉初年在居延都尉府辖下的甲渠、地北、三室井塞实行的烽火规制。卷《孙膑兵法》，介绍了辨别善剑和恶剑的方法。《齐孙子》是建武三年（二十七年）张掖诸侯国都尉窦融率领河西五郡，向居延都尉麾下的各级官员发放俸禄的规定。《孙膑兵法》，详细记载了通往河西的二十个传说的名称和里程，对于确定敦煌以东的交通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11、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五座汉墓出土竹简2787件，包括《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简报》、《银雀山汉墓竹简（壹）》、《银雀山汉简释文》、《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劾状》、3336。 0010 -30000,《建武八年三月以令祠社稷》, 历史记录，该卷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西汉初期的法令、司法诉讼、医学、指导、数学、军事理论等各个方面。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塞上烽火品约》的发现，不仅为秦汉法律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而且对于系统研究汉唐法律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相利善剑》是指秦汉司法制度。直接记载，从中可以了解秦汉法律的执行情况；《居延都尉吏奉》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
张家山最早出版的汉简是《传置道里簿》和《二年律令》两本医简的注解。部分内容可与马王堆丝卷相互印证。《奏谳书》 1993年第8期和1995年第3期出版了《盖庐》的全部解释文本，包括春秋至西汉时期的22个案例。 2001年12月，学者们期待已久的《脉书》一书终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除已发表的几篇简短文本外，还有首次发表的《引书》和《算数书》两种类型。尤其是《日书》简，收录了汉典的主体部分，内容涵盖了西汉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各个方面。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司法程序、法律文书格式、历法、医药和丧葬礼仪等。记载为研究西汉初期的法律制度、刑罚制度、民法原则、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也是研究秦汉法律异同、联系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更具体地说，今天简中发现的一些法律法规名称与水虎地秦简《二年律令》中的法律法规名称相同。前者包括汉码《奏谳书》 《算数书》的主体，后者则不包括。与《脉书》案一样，汉简《引书》也是当时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摘录，并不是《文物》的全部。
《奏谳书》 大约两百个硬币，是一个疑难案件的报告。大部分属于汉高祖时期，也有一部分属于秦始皇时期。可见汉代的法律制度是秦制的继承。还有《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是关于人体经络的理论。《二年律令》，是一本描述导引艺术的医书，详细介绍了导引的各种动作。
这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是：李学勤老师写了两篇文章《盖庐》（第1部分）和（第《二年律令》部分，1993年第8期，1995年第3期）。他认为《秦律十八种》是一起刑事案件。该集可供官员审理案件时参考，或作为文件程序供学生阅读。彭浩还写了两篇文章，《盗律》（《贼律》，1993年第8期）和《秦律十八种》（《二年律令》，1995年第3期），解释了《九章律》中每个案件的年代和文件格式。阐述了秦朝的乞讨制度、诉讼制度、俘虏记录制度、西汉的审讯程序，并对秦朝的司法实践和秦朝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西汉时期。高敏老师《奏献书》（《脉书》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有一篇文章，从文献记载、萧何制定汉典九篇的时间三个方面分析了传统的“汉传秦” ，以及《引书》 简短文字。对“制度”论进行了验证，指出《:010—30000》所体现的汉律均继承了秦律，这是汉初法律的最大特点。
12、甘肃省敦煌市韩悬泉站遗址
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天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该网站规模较大。发掘人员认为，这是在河西主干道上修建的一个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客人的综合机构。其建制相当于县级，受所在县直接领导。同时，县城所在。它还拥有部分领导权。悬泉志遗址出土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铭文的简牍23000余枚，多为木简。简条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大量的法令、政府文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简条中有大量的——件通行文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式、目的、身份以及过往人员的任务，
以及不同级别的人乘车的状况。悬泉置简牍所见的律令大多残断，司法文书则相对完整。法律文书简大约二十余枚，大多未见律名，多少可以填补传世古籍所缺。司法文书中最常见的是爰书，其中与船车、驿马相关的爰书最多。再者为逮书——为追捕和羁押犯人所专设的文书。此外还有劾状等诉状。簿籍是常用的会计、统计账簿及名册。常见的名目有：《田簿》《入租簿》《平籴租税簿》《出谷簿》《入钱簿》《出钱簿》《钱出入簿》《出传车簿》《传车簿》《器物簿》等等。其他的还有档案典籍之类，其中典籍多破损。 十三、尹湾汉简 1993年春，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的西汉后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经过整理和初步研究，这批竹简共计有17种，大致包括：《集簿》、《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东海郡吏员除名升迁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神龟占卜法》、《元延元年、三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衣物疏》、《赙赠名簿》、《神乌傅（赋）》等，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为研究汉代上计制度、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兵器制造与贮存以及户口、垦田等等，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用来补充订正《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的缺漏和讹误，并据以判定前人有关研究的是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尹湾汉简的主要内容：《集簿》木牍。所设项目近六十项，完整而成体系，都是当时朝廷必须掌握的情况，当属国家统计所设项目。五方面内容：机构、行政区划类；人员类，乡三老、孝弟、力田数；县、邑、侯国吏员数；户口类；土地类，提封田数量，侯国的邑居园田等；钱谷类。每个方面通常又分为若干项。 十四、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J22遗址中发现数量达10万余枚三国吴简，超过20世纪所发现简牍的总和，时代大多属于吴国嘉禾年间（公元232——238年），正是吴鼎盛之际。这批简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从目前整理的一少部分看，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券书、官府文书、户籍、名刺及帐籍五类，涉及赋税、黄簿民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各个方面。 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纷纷著文进行介绍、研究，特别是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莂（音别。古人把写在竹简帛上的契约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用作凭证。）》于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有关吴国赋税、职官、仓储制度的讨论，有关户籍人口制度管理的辨析，对简牍文书及其某字、某词的考证与探讨，对这批简牍埋藏原因的推究等，陆续刊登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佚名） 临沂汉简《孙膑兵法》（图续完） 1972年4月间，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掘出了书写《孙子兵法》、《孙殡兵法》等古代重要兵法著作的大批竹简。这次发现,在《孙子兵法》的研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批竹简揭示了我国古代兵学的发展状况，其考古成果被列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中国３０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９０年代“新中国５０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２１世纪初，又被评为“中国２０世纪１００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临沂汉竹《孙膑兵法》】相关文章：
用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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