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道”为纲理解欧阳修的为人 、为政 、为学 、为文， 可收纲举目张 、一通百通之效
中国古代学者普遍受到儒家“道不可片刻不分离”思想的影响[1]（《礼记·中庸》，P1623）。他们把“道”作为自己行为的精神基础，甚至认为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对“道”的认识和践行。因此，分析学者所标榜的“道”的独特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是了解和把握每个学者的思想、性格、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的主要途径或唯一途径。孔子曰：“道不同，人不可相谋”[1]（《论语·卫灵公》，P2518）。每个人都遵循自己的“道”，做自己的“理”。无论评价什么品格，“道”都是不可分割的标准。韩愈和欧阳修都是正宗的儒家学者，都是护“道”、驱逐佛教的旗手。他们对“道”的理解和解释也有很大不同。为了挽救唐王室由盛转衰的局面，韩愈尊崇从尧舜到孔孟的“道统”，强调君臣父子的统治秩序，“民若不生产玉米、丝绸和亚麻，制造器皿，交换财富和货物来服务于它们之上，然后“执行”[2]（《原道》），但较少关注改善人民的处境。北宋贫弱、危机迫在眉睫的现实，欧阳修更多地了解到了“百姓疾苦”、政治腐败、官员“贪腐腐败”以及儒家学者（包括儒家学者）的理性空谈。汉门学者）在认识到“高谈阔论”的情况后，对作为儒家核心的“道”进行了世俗的、实践性的阐释。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指出，《:》《尚书》中提到的尧、舜、禹的“道”无非是“爱九部落，安民百姓，忧洪水”；孟子反复提倡的“道”，“无非教人栽桑”。麻、牲畜、鸡豚，据说养生除死是王道之本……事实（桑树、牲畜、鸡豚等）通俗易懂，接近世俗，只是以事实为依据。”[3]（《居士外集》卷十六）此外，他还强调“尧舜之治，必须以人情为本”[3]（:010） -30000、《纵囚论》卷18），这种“以事实为依据”、“以人情为本”的解释，让“道”贴近了万千家庭安居乐业的日常生活，维护健康与死亡，也贴近普通人希望减少痛苦的思想感情。韩、欧讨论“道”时，一个抬头，一个低头。这不仅造成了他们性格和心态上的差异（例如韩愈比欧阳修更渴望追求权力），也造成了他们对政治改革缺乏热情。由于态度差异，韩愈对雍祯变法有反对或不赞成的态度，而欧阳修则大力支持和推动庆历新政。可见，对“道”的阐释体现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引导和调节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
明万历二年（1033年），欧阳修27岁，对“道”有了世俗而实际的认识。这就是他接受了“清为官、学立业”的家训和“清正廉洁、乐于奉献”的父教、仁慈于民（济世济民）后绽放的精神之花。从死亡）由他的母亲传达。也是他对社会现实观察和思考后的思想结晶。这奠定了他的政治观、人生观、学术观、文学观的基石，也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读书备考、从政时期。此后，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约20年），并始终如一地践行着具有独特自我认识内涵的“道”。他是如何练习的呢？《居士集》 有答案：“君子读书的本分是遵循道。追求道，必须求知古人，知明道，然后践行于己身（立德），运用在事物上（立功），也见于《寄之（立言）》一文[3]（《与张秀才第二书》第16卷）这里明确指出，“道”是指导思想和崇高的追求目标，“明道”（理论阐释）和“为道”（实践行动）是他一生的志向，是他一生、政治、学术、文学把握的支点和关键。 “道”的新诠释也将掌握了解欧阳修在多个领域的非凡成就和不朽声誉的关键就在这里。
曾巩在《居士外集》:》中说：“公在庙中，尊崇道教，清纯朴素，仁慈爱物，不挑剔严酷，命令不急。” [4]（卷三十八）曾巩对欧阳修一生的思考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做了极好的概括，其关键就在于抓住了“尊明道”的关键。欧阳修在政治上始终贯彻“仁民爱物”的“道”。他揭露时弊，批评官政，反对集聚，要求镇压兼并，整顿僵化的政治官风，在朝廷推行庆历新政，在地方实行宽简治政。无论是在同都这座大城市，还是在遥远的社区，还是在边塞，他都充满忧患意识，洞悉世情、百姓隐私。在政府里，他总是担心赋税过多、铺张浪费；在底层，他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关心人民的诽谤。为完善贪官治理、解除百姓困境，他们不断提出补短板的建议，对缓解内忧外患的不当措施提出异议。由此，他成为一位谏官的政治理论家、一位“潜力深、实力强”的政治改革家、一位体恤百姓的好官员。滁州、扬州人民为他建祠。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学者和民众赞誉他为“照天之烛”，这是对他作为地方官员施政“道”的最好标识。他的政治风格突出体现在“谏”和“稳”两点上。韩琦在《祭欧阳少师文》中强调：“民众的谏谏，皆是忠义。 清初，丛帝当政，燕（皇帝）必犯错误，无有罅隙；正道确立，奸诈可爱不断袭来……”[3]（《祭欧阳公永叔文》卷一）欧阳修真正涉足政治，从他写下《附录》，建立了战友——与范仲淹的军事关系。他认为谏官虽然级别低，但肩负着“与皇帝争是非”的责任。他鼓励范仲淹要好好进谏；不久，他斥责高若那“不知天下有耻”，不肯进谏，导致他第一次被贬。庆历三年，召至谏院。他写下《上范司谏书》时的心情就像白居易一样。他钦佩陈子昂、杜甫的榜样，日夜奋笔进谏。他充分揭露了官僚冗员、俸禄过多的弊端，揭露了内忧外患的危机，推动了庆历新政的发展。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发表了近百条建议。他的谏谏活动不仅是“清初，侍从帝”（指谏官）时如此，可以说他一生都是如此。
不管他是不是劝谏者，他总是尽到劝谏的职责。大量的劝诫、奏疏是记录他一生政治活动的载体。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地方官府，无论是在全部、汉源、枢密院、相府，还是出使河东、河北，直到晚年被贬青州期间，他不断写作，做出了广泛的观察和敏锐的发现。深思熟虑的政治主张和行动（道）意见得到及时反映，内容涵盖内政、外交、军事、人事、财政、水防、民政等各个方面，尽力“解除人民疾苦，大臣应说出自己的职责”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断定他是一位谏言的官方政治家。他的一些建议被采纳后，起到了救民除害、扬贤除奸的作用，甚至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如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往往会搞乱计划，给朝廷留下教训或遗憾，人们尊重他的远见。这也是他获得社会威望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在他仕途比较顺利的政治生涯后期，从翰林学士到礼部尚书，从掌管开封府到掌管二府，参与秘密事务并支持年轻统治者的国家和政府部长。他的主要政绩还是在训诫和批评中。他曾参加过庆历革命，后来成为参与大王朝筹划的大人物。为什么他总是关注社会的琐碎细节，不断上书谏补，而当灾难刚出现，或者奸诈出现的时候？被曝光后，万一他做出世人所谓的堵漏洞、擦屁股的事情呢？只因为他所理解的“道”是“基于事实”、“基于人情”。出于省时救民的理想，欧阳修为何勇于干预朝政，却又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欧阳修的心态是怎么来的呢？儒家仁人、爱物、救生死的“道”激励了他的社会。责任感、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和抵制、朝廷的佝偻和社会的种种败类，都在他的心灵上投下了阴影。他做事胆怯，还没迈出一步就会考虑后退，留有退路。政坛创新与保守的对立，体现在正人内心的进与退的拉锯战。不可否认，欧阳修有强烈的创新欲望，有改革缺点的顽强意志。比如，他在主持嘉公考试时，对考试体例、文风进行了改革，十分坚决。但当改革触及人民的某些利益时，他的仁慈同情心使他注意适度。他不是那种举起双臂就能让各方响应的人。他只能支持和推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但不可能由他来主导这次改革。他不可能像王安石那样，提出一套强国改革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铁腕推行。他不怕得罪权贵，就怕伤害百姓。他根据“道”理论，主张“宽朴论”、“及物论”、“人情论”，其根本内涵是仁人爱物。在实践中，主要是劝诫和不断提出头痛、脚痛的社会治疗方法。成为激进的政治改革者是不可能的。
欧阳修对成功的追求是多方面的。他除了在政治上坚持造福时代、关心百姓之外，还让自己的“道”“见于文章，发表于文”，这就是“表态”。礼言包括学术研究和写作（包括经、史、金石、家谱等）和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也将闪耀宋朝历史，闪耀千古。
在学术上，他能够对“道”做出新的阐释，是他努力研究儒家经典原著、独立思考并结合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认识的结果。它还反映了一个开放思想或意识的过程。欧阳修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推进思想解放的进程。他指出：“自秦焚书以来，六经已尽，汉出者，皆残缺颠倒，或因师被说昏迷，或因是从墓壁上取来的，所以学者们都不清楚”[3]（《初授拾遗》，《问进士策三首》卷48）秦代以后，先儒经典本身并不完整，后儒的解释也很不完整。自然不可靠，不值得信任。秦汉以后，士人本身并不了解经书的真正内涵，甚至创造出“异类之说”来掩盖经书的真实本质。由于他对经学的大胆怀疑，他不仅批评汉唐经学家，如毛氏兄弟、郑玄、董仲舒、孔颖达等人的传记、注释、注释、疏乱等。经义，还提出了《居士集》非周公之作、《周礼》非孔子之作等震惊世人的判断。他反复强调“圣言简单”、“经义总是（本来）简单明了”、“圣人之言离人情不远”[3]（《系辞》） ，《答宋咸书》卷19）因此，应该以“定性”“一切人的感情”来解释经文的含义。他决心扭转学界“舍近求远、重高言不实”、“固守后儒偏理论、无用空话”的局面。我们应该对基本范畴做出新的定义，用新的概念来指导和指导我们的研究和写作。他写了《居士外集》、《诗本义》、《易童子问》、《春秋论》等，用“以事实为依据”、“以人为本”的原则或态度，力求还原前文的本意。秦经典，即对经典的内容提供符合现实的新的诠释。《泰誓论》是他研究时间最长的经典著作，他对《三百章》中的一百多篇提出了实用的意见。例如，解释《诗本义》直接说这是一个女人等待男人前来幽会的故事，驳斥了“贞洁、安静、贤惠”的女人足以匹配国王的迂腐神话；解释《静女》指出周人的始祖后稷是“因父母”。 “天生”，否定了郑玄所谓“天生”的谬论。其他一些章节，我也“求诗人之意，成圣人之志”，比较客观地分析毛、郑的得失，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写出了第《生民》章的原意。他认为：“写诗就是触摸事物、感受事物，用文字写出来。好的人是美丽的，坏的人是刺痛的。他们在口中表达他们的赞美和怨恨，描述他们的悲伤。”且心中欢喜也。”[5]（卷14）
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人情为本”原则的学术运用，不仅使他在研究中获得了许多科学见解，而且对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诗》、《笺》不仅断言“《诗》非圣人之作”，而且指出贯穿整个《诗经》学习所学到的是“灵活性”的原则，并寻求从它是政治创新的思想基础和抵制佛教的理论武器。他根据《道》治理《易童子问》，得出“治乱在人，不在天”，要注重“人情”、“人事修养”的论断；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释。例如，对“革”、“陷”二卦的解读，强调社会变迁是自然规律，“非常时期必有非常之变”。易穷则变，易变则成。”[3]（《易或问》第2卷）。这不仅是科学的解释，也创造了公众对当时政治革新的意见《系辞》、《易》阐明了孔子《易》“求慈，负责真理”的含义，并运用了“明辨是非，他在自己的历史书写中提出“知善恶”，让古代经典发挥出治世造福人民的现实功能。此外，他还大力驳斥了《周易》中违背常理的说法；010 -30000也用同样的“道”原则指出了《易童子问》中一些不合理的方面；《春秋论》对：010中提到的官方系统也提出了对《春秋或问》和《春秋》中一些不一致的问题，所以我不再赘述。欧阳修的历史功绩，除了二十四史被他分作两类外，就是他的“实事求是”的史学认识、辩正与异俗、他的“求饶、问责”的历史编纂原则。为了真理”，为了希望而歌颂忠诚、谴责邪恶。拯救世界、拯救人心的历史良心更难能可贵。他从不满旧历史的“美恶事实”，批判旧历史的“错误”和“缺失的事实”，到自己参与或撰写两部新历史，体现了他深刻的认识。的“知识”。对“古明道”的不懈追求。《春秋》 表彰名臣（如歌颂忠勇的王彦章），惩治卑微的人（如冯道）具有现实意义，呼唤着提高学风、整顿官风。他从对经典的怀疑、误解，转向通过“自说”来诠释经典，并着书立说。他还与时俱进，配合朝廷革恶新势。庆历变法运动很快遭到保守势力的镇压，但疑古疑经的学术思潮依然方兴未艾，促使坚守汉唐注解的传统儒学加速转型。这为理学在北宋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道路。在宋代儒学的伟大转折和变革中，欧阳修扮演了“引路者”的角色。
欧阳修对“道”的现实、通俗易懂的阐释也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生涯和文章风格。自从范仲淹率先肯定欧阳修在学风、文风上的巨大贡献，“对道教有很大贡献”以来，人们对欧阳修的文学贡献逐渐形成了共识。他工笔颇丰，以诗、文、词、赋等方面丰硕的成就奠定了他在文坛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以他为核心，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创新的作家；他也不遗余力地培养和扶持文学后辈。三十多年来，他充分发挥群体优势，涤荡了五代谦虚肤浅的缺点，西昆风格精雕细琢。他纠正了当前怪僻难懂的“太学体”之风，推动诗词全面深入的创新，努力提高作品的艺术品味，从而创造了与唐诗一样雄浑的风格。理性与感性并存，美在宋诗格调；同时引导宋文关注国计民生，崇尚自然，不拘一格。从此，散文成为文言文不可或缺的写作方式，这也使得韩愈倡导的文言运动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胜利。韩愈之后，骈文再度盛行，但欧阳修之后，不再出现重复。这种超越的原因有很多。关键在于对“道”的解读以及对道与文关系的理解。
中国古代人把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概括为道与文的关系。欧阳修对“道”、“文”的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解释。韩愈将“道”提升到了形而上的方向，从《泰誓论》中主张君臣之治，到《尚书》中谈论“三性”的抽象理论。 “道”远离社会生活，不利于解决或缓解现实矛盾。韩愈倡导古文是有功的，但由于他的“道”逐渐走向空虚神秘的道路，他为“明道”服务的文学追求也进入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重新夺回的古文地位，在晚唐五朝又再次失落。骈文卷土重来，到了北宋，连普通的实用文也重视骈文。欧阳修接受了前人的教训。针对文士“高谈阔论、不讲事实”的倾向和学术界新出现的低头谈论人性和命运的倾向，他对“道”进行了形而上的指导，指出“道”是国计民生，是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事务。 “道”作为文章的内容，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自然就缩短了它与读者之间的精神距离。欧阳修发展了孔子“言无言，行不远”的说法。他先把“道”换成“百事”，然后把“文”分解为“言”（通俗语体）和“文”（文学体）。身体） 。这样，道、文两大范畴就扩展为物、词、文三个概念，将文学与道的关系推导出为“词是用来表达事物的，词是用来装饰词的”。 事物可以通过文字和文字来表达（呈现）”[3]（《问进士策三首》，《周礼》卷17）。事情必须真实（内容必须真实），文字必须写出，语言必须有工夫。如果“文才五色，滋润明亮”，作品自然就会“出现在后世”。理论课程将得到纠正，欧阳修的诗将有所成就。社会的认可奠定了文坛的声誉，北宋诗词革新运动走上了一条宽阔笔直的胜利之路。
欧阳修按照“三仙”（道德、功绩、名誉）的理想人格来塑造自己。以上记述了他的功绩和言论，不愧为“功业三朝，文章百年”的赞誉[6]（《论语》，卷27）。再说说他对“立德”的坚持，以达到“德为天下之望”[7]（《中庸》，卷74）。 他的“立德”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人情为本”，道就是“身行其道”。他说自己“进难易退”，就是不想“顺应世俗、顺应浊世”，心中有“义”、“守”。他所坚守的是“清正廉洁为官”的原则，以及祖传下来的对人民仁慈、慈悲的原则。这在他的《道》中得到了概括。他不计较富贵荣华，也不争名夺利，始终保持着隐退的志向。他甚至批评自己非常敬佩的韩愈“怨”被贬，“贫贱”。这与那些日夜奔向权力门、只求官位和财富的人的精神境界是不同的。他的“义”主要表现在外在，是人们所称道的“正气”，面对现实，采取行动，冒险建言，为民请命，荐贤拒恶，大公无私。对与错，黑白分明。 “当麻烦摆在你面前时，就继续前进，忽略它。”当今时代，盛行“小人望志行，讲利不讲害”（意思是选择皇帝喜闻乐见的，报好消息不报坏消息）和“顺从”。规则”被趋势所笼罩。就士林而言，他逆势而上，弘扬了先秦儒家“天下溺于助道”的学术精神。他知道世上的事情是困难的，并努力去解决。他与范仲淹一起，唯恐朝廷出错，百姓怨恨。他一生致力于改革弊政，努力鼓舞士气。他经常点名批评某些官僚的愚蠢、无能或奸诈。逆鳞，直接揭露了统治者处事用人的错误，以及不肯进谏的过错。于是，他就变成了箭垛般的人物，总有人伺机攻击他。但他敢于踏开剑，踏入陷阱。他唯一的使命就是振兴国家、端正百姓道德，不顾个人安危。由此，他受到了“众议”的肯定，得以“复活，终于出现在世间”[7]（《五代史》，卷86）。欧阳修在士大夫中提倡一定的道德规范，并首先用这些规范来约束自己。这就是“不欺暗室”、“慎独”的道德自律精神。自律完全来自于自觉，如果长期坚持，最终会成为大家期待的榜样。看看他入仕时弟子、故友的贺词和他去世后写的悼词，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他的爱慕之情是发自肺腑的，对他的感激之情是极其深沉的。真诚。在欧阳修、范仲淹的大力倡导下，宋代不断出现修身名誉、关心民生、忧天下、享天下的士人。韩琦在奏疏文中赞扬了欧阳公在这方面的作用：“二十年间，公风由公风转向士风”。苏轼《旧唐书》说得更清楚、更有条理：“宋朝盛世七十余年……而风雅终不如古人。士人亦顽固守旧，卑微软弱。自欧阳子出世以来，天下自争，解经学古为最高，修道救人为智，纳谏为忠，以身作则。嘉佑末年，被誉为学者，欧阳修的贡献最多。从那时起，或者应该说一直到南宋灭亡，涌现出了一大批为正义舍身捐躯、仁慈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史书盛赞宋朝三百年的养士之功，而在这一时期，欧阳修的“道德”起到了树立自强的作用。
二 、在纵横的社会历史坐标和文化网络上对欧阳修进行总体定位和全面评议， 避免管窥蠡测 、顾此失彼
单行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角度去了解他也许是一瞥。一般来说，欧阳修被视为一位文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史不会在任何章节中讨论欧阳修，甚至不会提及他。但他天人之分是平衡的，他的重点是人事。他的思想“变则通，通则恒”的思想，对他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他的疑经惑经、“自以为解经”的治学道路，促进了宋代儒学的转型，为理学的传入铺平了道路。如果我们不从一般文化的综合角度来理解他，就很容易忽视甚至抹杀他的历史成就。文学史上谈论欧阳修时，通常将他放在“北宋诗词革新运动”板块，与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等一起讨论。而且他的比例还没有黄庭坚和江西诗词那么高。团体。谈论他的文学思想，不会联系到他的经典和哲学思想，也不会凸显他“得意忘形”的美学主张；谈散文创作，不会与他谈“道”时的朴素、实用联系在一起。在历史史上，欧阳修编纂《新五代史》和《原道》的成就固然会被讨论，但视野往往局限于单一专业领域，他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不会被视为他一生的实践。 《道》救弊。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也认为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儒家学者，但往往不承认欧阳修在宋代儒学转型、日趋复杂、精炼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进程的历史功绩。人们也可以称他为金石考古学家、家谱学家等。这些单学科荣誉的简单相加，并不足以概括他对整个宋代文化的巨大贡献，也不足以列出他在宋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乃至中国文化史。
要了解欧阳修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必须从了解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开始。王国维曾评价：“在天水（赵氏）王朝，人类的智力活动和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是以前的汉唐、后来的元明所无法企及的。” [8]（《原性》，第5卷，P70）陈寅恪也说：“中华民族的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在赵宋时期达到了顶峰”。 [9]（《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叙书》，P245）宋代文化之所以达到鼎盛，是因为它完成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一次伟大变革和转折。在学术史上，历来“汉与宋”并称，“宋与明”并称。前者是指宋人扭转了国学“专于训诂”的旧路，创立了“专于阐理”的“宋学”。这是一种以理学为主体的新儒学，促进了儒学的复兴和深化。后者是指理学的发展，儒释道的融合，成为宋元明清思想界的主导力量，影响深远。在新儒学中，一般认为是程氏兄弟奠定了基础，朱熹集众功绩，领路而行。这场学术革命的先驱和先行者是欧阳修。
传统儒家注重训诂，坚守汉传。唐代颁布《居士外集》，为学术界定下标准，儒家经典日趋僵化。另外，六朝以来，佛教、道教盛行，而儒教则受到挤压、衰落。宋朝吸取了五朝分裂、动乱的教训，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领域自然要尊重儒家思想。儒家本身就有很多禁忌，其对宇宙、生命、身心、生死等许多问题的思考远不如佛教、道教那么精深。斥佛斥长老，必须知己知彼，首先吸收他们的深刻道理和思维方法，丰富和完善儒家思想。这将打破汉唐以来“白发死章”和“疏而不断注”的惯性，将儒学转变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怀疑古经，是突破传统、创新儒学的第一步。陆游曾经描述过宋代人怀疑经典的情况：唐朝和民国初年，学者不敢讨论孔安国（唐儒孔颖达）和郑康成（汉）儒家郑玄）为圣人！自清代以来，诸儒学者发明经书，史无前例。不过，讨论《贺欧阳少师致仕启》的序、销毁《上欧阳永叔书》、怀疑《祭欧阳文忠公文》……废《居士集序》（指毛诗词序）并不难。邝川笔记！ [10]这里所说的“排列”是“《新唐书》，销毁《新五代史》”，“废黜《宋代 之金石学》之令”是欧阳修所做或首先实行的。早在庆历之前，欧阳修就开始写010- 30000并开始批评毛泽东、郑植的错误，他以“以人情为本”的态度，另辟蹊径，谈《诗三百首》《邓广铭〈宋 代职官志考证〉序》，明确指出是欧阳修拿的。 自唐以来，说《五经正义》的人，无人敢论毛郑。到了宋代，新的含义日益增多。欧阳修的勇气与时代的动力相结合，能够激励后人追随他，开创了复兴儒学的思潮，从而形成了一场文化运动。以对传统儒学的怀疑为切入点，以批判吸收佛道思想、改造汉代以来僵化的旧儒学为主要内容，以诗词文学的创新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它沿袭了唐代古文运动，从疑义注释发展到自以为释经、宣扬自由讲学之风，最终形成了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新文学。朱熹在论述理学的产生时，肯定了欧阳修开创儒学的贡献。老儒生们不只是评论而已，永叔、元符（刘畅）、孙明等人也重新回到大众，开始各自议论……这是因为运势即将开启，而世界上的原则和原则正在逐渐恢复清晰。 [11]（《系辞》，第80卷）
朱熹在讨论北宋诗歌革新运动时说，朝的文明是前代无可比拟的。自欧阳文中公、南风公公、公公（指苏轼）以来，先后出现了三个人，个个都以文采斐然，却又都是一家人。 [12](P300)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他是政治创新和诗歌创新的倡导者。他在儒家经学、史学、文学、美学理论等领域都有创新。他是团结几代文人成功开展诗歌创作的领军人物。创新，是文坛的引领者，推动了诗歌风格的变革和写作风格的巨大变革。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儒家学者，而是宋代学术转型的先驱者，以自己的方式独立思考和阐释经书的先驱者，是逐渐形成从免费讲学到新学思潮的推动者和鼓励者。 ——历史文化舞台上的儒家思想。
国内外著名文化学者普遍认为，宋代文化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变，达到了顶峰，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我们正是在这一伟大变革和演变的背景下认识欧阳修的历史功绩、地位和影响，才
不至于像盲人摸象了。欧阳修的同时代人不顾盖棺与否已经试着给他“论定”了。苏轼就孔孟以来的道统立论, 说:欧阳子, 今之韩愈也 。[ 3] ( 《居士集序》)这比较笼统。吴充( 欧阳修的儿女亲家) 的评价就具体一些: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 3] ( 《欧阳公行状》, 《附录》卷 1)欧阳修在世时, “ 天下翕然师尊之”, 死后, 人们无不“ 向慕而瞻依” 。苏轼在祭文里用四句话归纳: “ 民有父母, 国有蓍龟, 斯文有传, 学者有师”, 这评价算是比较全面了。看来, 人们倾向于把欧阳修定位为一代文化宗师。这比单打一地称他为什么什么家要好得多。给他什么誉称终竟是表面的, 重要的是要在一个全息的社会大背景上对他作总体的评价, 要在历史的流转过程中寻找他的坐标定位点。三 、恰当地划分生平段落, 有助于展示欧阳修的成长过程和精神历程, 更好地体现知人论世原则
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思考和探索过。一般都说以庆历五年( 1045) 贬谪滁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贬滁, 徙扬, 知颍, 守南京, 这“ 十载困风波, 九死出槛井”的遭遇是积极参与庆历新政招来的祸患, 前因后果应该连在一起考察, 怎能划割为前后两阶段? 而重返朝廷后虽还有挫折, 大体上是不断升迁并获得各种荣誉的时期, 十年困顿辗转又怎能和较为顺利的后期划在一起? 显然, 欧阳修的从政生涯应分为两期 :从入朝推进庆历革新、奋斗失败、到“ 十载困风波”, 是为前期 ;从重返朝廷到致仕辞世, 是为后期。而在从政以前, 必有一个积累知识和经验的准备阶段。这样, 欧公生平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求学成才时期, 又可分为读书和应试入仕两段;第二段落是从政前期, 又可分为投身改革和十年贬谪两段;第三段落是重返朝廷到逝世的人生后期, 又可以致仕为界划为两期。欧阳修享寿六十有六, 除去前五六年童蒙未开, 其余 60 年分为三段, 每段各占 20 年左右。 第一阶段:自大中祥符五年( 1012) 至天圣八年( 1030) 中进士走上仕途, 是读书应考阶段。但这一阶段实际延伸到明道元年( 1032) , 这两年欧阳修入仕而并未问政, 只是与文士们交游切磋, 谈诗论文, 处在继续学习 、了解社会 、积累经验 、为从政作准备的过程中 。 第二阶段:自明道二年( 1033) 撰《上范司谏书》, 与范仲淹建立联系, 真正投身政治开始, 到皇 佑四年( 1052) 范仲淹去世, 又丁母忧去职, 是为从政前期。他倾心关注现实, 积极推动改革, 招致两度贬谪, 十年厄运, 坎坷与挫折磨擦出他生命的光焰, 政声和文名得以奠定。 第三阶段:自皇 佑五年( 1053) 丁母忧, 至和元年( 1054) 重返朝廷, 到熙宁四年( 1071) 致仕, 再到熙宁五年( 1072) 逝世, 是从政后期和归老时期。此期仕途比较顺利, 不断受到晋封和赏赐, 还有机会参加多种礼貌性庆典, 一般人会认为享尽了荣华, 可欧阳修淡然视之, 时露厌意和倦意。他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 失落感日益增长。在求“ 道”而得“ 势”, 却不能用“ 势”去行“ 道”的矛盾中, 情绪由空虚而低抑, 终于选择了急流勇退之路。 关于欧阳修从政历程两大阶段的境遇和心态特点, 他这段话提供了一种有意味的象征: 余为夷陵县令时, 得琴一张于河南刘矶, 盖常琴也。后作舍人, 又得琴一张, 乃张越琴也。后作学士, 又得琴一张, 则雷琴也。官愈高, 琴愈贵, 而意愈不乐。在夷陵时, 青山绿水, 日在目前, 无复俗累, 琴虽不佳, 意则萧然自释。及做社人 、学士, 日奔走于尘土中, 声利扰扰盈前, 无复清思 ;琴虽佳, 意则昏杂, 何由有乐? 乃知在人不在器, 若有以自适, 无弦可也。[ 13] ( 《书琴阮记后》续记, 卷 73)这里写的是琴与弹琴, 实属人生的反思与体悟, 富有哲理味。对后人理解欧公生平段落划分与各阶段特点, 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综合以上内容, 最后说说欧阳修一生体现出来的主要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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